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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社区管理与矛盾化解机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于显洋著

出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12-01

书籍编号:30596763

ISBN:978751212075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4500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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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为社会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经济层面来看,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依据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这是一个容易积蓄矛盾、引发社会矛盾的时期。特别是我国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仍然突出,城乡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出现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矛盾。


从社会层面来上来看,在当下的发展时期,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增强,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单位制”和城市街居、农村社队制结合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由于对“社会人”的管理与服务呈现多元性,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要求。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文化消费的诉求和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负面影响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给社会诚信建设、公共道德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11年2月胡锦涛同志指出:“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深化平安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已然成为党和各级政府十分关注的大事、要事。


作为社会基本构成的社区,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平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沿阵地。在现代社会,社区受到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社区内外的各种要素受到破坏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从理论和实践看,社区矛盾在宏观上和总体上不可避免,但社区矛盾却是可以预防和化解的。


在城市,基层社会的民主自治主要体现在社区,社区可以成为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让市民体会到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同时,政府提出的加强社会管理工作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一个社区内的“大事”,必须让社区成员知道,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吸收群众的意见,创造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开展有效的公众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这也是避免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


社会管理创新需要整合就业、社保、民政、公安、司法、人口、卫生、文化等部门的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构建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平台。以服务为基础,创建矛盾化解联动机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调的工作体系,为群众合理诉求、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提供必要条件。尤其在容易引发矛盾的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等领域要做到依法公平,加强防范,预警评估,做到小事不出村、不出社区,从源头上解决矛盾问题。


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单靠政府的力量无法满足千差万别的公共服务需求。要加强介于政府组织和群众个体之间的社会组织建设。在社区里,这些社会组织可以是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也可以是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发挥这些组织的积极作用,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可以增强社会管理力量,也可以成为化解社区矛盾的基本手段。


《社区管理与矛盾化解机制》的写作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写作团队在中央政法委的协助下,于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上半年先后调研走访了杭州市、宁波市、南京市、南通市、聊城市和济南市,以及北京市各主城区的一些街道和社区。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最后经过多次讨论形成全书的结构和框架。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了社会变迁引发的社区矛盾,社区建设及社会管理的必要性和面临的问题;第二章分析了社区与社会的关系、社区相关理论及社区类别和构成要素;第三章分析了社区矛盾的特性、种类及其成因,帮助人们准确认识产生矛盾的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第四章梳理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探讨了化解矛盾的原则和组织机构,二是预防社区矛盾产生的途径,三是矛盾化解的机制与方法;最后在附录中精选了九大社会管理创新案例和六位社区矛盾化解的先进人物。


参加本书写作的人员还有我的学生郭砚君和彭定萍博士及李鑫硕士,哈尔滨工商大学的王友梅副教授等。在这里首先感谢中共中央政法委(综治办)的徐龙刚同志,他对我们前期调研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于2012年共同合作完成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与实践》及《关于流动人口管理创新经验的调查研究》的综合性调研项目,本书的很多经验材料及观点大多来自于这些调查研究。


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江苏省政法委、浙江省政法委和山东省政法委的大力支持,为我们到基层调研提供方便;感谢夏鹏和曹兢及数字动力传媒的支持与安排,没有他们耐心细致的工作也就不会有本书的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于显洋


2013年4月28日

鸣 谢


山东省政法委 江苏省政法委 浙江省政法委


四川省政法委 北京市政法委 上海市政法委


天津市政法委 辽宁省政法委 广东省政法委


河南省政法委 湖北省政法委 湖南省政法委


图书策划 数字动力国际传媒机构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必须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机制、能力、人才队伍和信息化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强化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职责,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


——摘自《十八大报告》

第一章 社会管理与社区发展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随着单位体制的淡出,社区成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处。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是社会管理的协同组织,也是公众参与的媒介。因此,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理所应当。本章从社会变迁的事实出发,继而谈及社会管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最后阐述社区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建设。


社会变迁带给我们的是高度的不确定性,社会环境的转变、社会结构的改变等都会造成一段时期内各种社会制度及行为规范的缺失,旧有的制度与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匹配,旧有的行为规范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亦失去了指导意义。在新的制度和规范没有形成前,社会与个人都处于一种迷惘状态,因此需要社会管理来解决目前的困境。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的任务更为艰巨繁重。


随着单位体制的淡出,社区成为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处。社区是社会的缩影,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是社会管理的协同组织,也是公众参与的媒介。因此,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视理所应当。本章从社会变迁的事实出发,继而谈及社会管理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最后阐述社区在社会变迁背景下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建设。


第一节 社会变迁及引发的问题


一、社会变迁的表现


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1]这样解释起来,难免比较抽象,无法完全理解社会变迁的丰富含义,为了真正把握其概念,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社会变迁的具体表现。


(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作为特定涵义的词,首次提出是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主要是指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或“第三部门”的统称,不包括企业等营利性组织、家庭等亲缘性组织,以及政党、教会等政治性、宗教性组织。总体来看,社会组织这一概念指的是除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公共组织[2]。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模式的确定,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统计显示,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各种社团和群众组织的数量非常少,50年代全国性社团只有44个,60年代也不到100个,地方性社团大约在6000个左右。到了1989年,全国性社团剧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而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达到18多万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自90年代初另一类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迅速发展。据统计,至2005年年底,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多达28.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个,基金会近900个[3]。有研究表明,只有塑造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现代伙伴关系,进行合作,才能得到双方甚至是多方较为理想的治理博弈结果。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社会更加开放化和多元化,一方面,这样的结果便使国家的权力开始出现分化,社会组织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大量涌现。同时,政府开始以一种更加开放的态度来接纳这种模式,以便能够提升自身的管理能力,降低社会管理的成本,在新时期实现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在以各种形式出现和发展,在成长和完善自身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改革,实现自身的独立性,进一步增强组织的民众基础。[4]同时,相对政府而言,很多社会组织的崛起对国家的管理和政策的落实是有帮助的。因此,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寻求某种方式来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在转型期,社团主义形式似乎能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能够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发展道路中起着很好的契合作用。在这种模式中,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可以建立一种制度化的协商、合作关系,国家可以相对地让出某些公共权力。当然,这种让渡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权力是一种削弱,但不至于对政府的行政权力构成威胁。允许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政策的管理过程,并对政府的相关政策提出疑问和建议,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公共项目进行监督,同时,作为对等交换,社会组织将政府作出的公共政策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在自身组织内无条件地进行贯彻和落实。因此,在这种模式中,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与社会组织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在市场经济中,社会的多元化需求使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中全能型政府显得力不从心,社会组织的出现可以部分地承担政府职能,减轻政府压力,降低社会经营成本,以便在新时期增强自身的合法性。同时,在转型期,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政府的作用是双向的,引导、控制好了,可以帮助政府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文化交流,提供公共物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如果引导不好,则容易产生消极力量,造成社会不稳定,减弱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所以,政府在新时期成为了一个领头人,把各种分化的社会政治结构汇集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使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形成合作互补关系。当然,这种合作是一种互依、互利的关系,而不是对抗、冲突。因此,通过这种合作,使社会组织与政府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可能。[5]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受到相关宪法秩序、法律、法规,以及政治和经济等制度环境的影响。因此,我国社会组织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环境,但还处于弱势生存期。


(二)经济制度结构的变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便开始大规模推进工业化建设。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资源缺乏,社会秩序不稳定,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资源进行统一分配,严格实行计划经济制度。1978年后,随着社会发展及市场发展的需要,我们不得不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简单而言,经济制度的变化可以理解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认为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以及改造。


中国经济制度的变化始于1978年,这是一条从一开始便注定带有浓厚政府干预色彩的渐进式改革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明确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针政策。纵观30多年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基本特征是——转轨实践及理论的渐进性。中国的经济转轨并没有预先设计好一套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也没有准备一个能实现目标的系统方案,转轨战略、转轨目标以及转轨模式都是在转轨进程中逐步明确、逐步修正和逐步系统化,具体改革实践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总结经验教训。从转轨之初以至转轨进程中,经济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并不清晰,直到转轨的中后期,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转轨的目标模式和总体战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转轨目标模式演变推移的过程中,市场调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作为辅助手段到发挥基础作用;计划调节则从全部到以调节为主,从多到少,从指令性直接管理为主到指导性间接管理为主,然后被限定为政府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从而最终正式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转轨的另一个鲜明而独特的基本特征是整个经济转轨过程是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选择过程。在整个转轨过程中,政府积极干预调节。政府通过有意识地放松传统的计划控制,逐步培育市场机制并使其有效运行。对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政府积极规范修正,保证转轨的持续深入发展。与此同时,不断调整改善政府的干预领域和调节手段等,以适应经济转轨的要求。


在经济结构的转变中,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改制问题。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以前,中国社会是“单位制”社会。所谓“单位”,一般指工作场所或个人从属组织。以企业单位为例,单位不仅作为生产组织生产物资、提供服务,而且还提供劳动雇佣机会和医疗、住宅等各种福利,同时单位拥有行政级别,设有党支部,从而成为政治、行政组织。所以单位并非单纯的企业组织,而是一个各方面功能齐全的生活共同体。[6]特别是国有企业,兼有全部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开展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与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此时国有企业改制的概念开始出现。党的十四大明确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标志着我国企业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现代企业制度本身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7]。因此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确定的目标是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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