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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大同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上海古籍出版

作者:康有为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27

书籍编号:30602048

ISBN:978753258892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0843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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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大同书》导读


汤志钧


“大同”,儒家的理想社会,它一直为人们所向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经常提到“大同”,孙中山就想望“成一个大同之治”。至于系统论述,并以之名书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出“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引起人们的注视,但他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政治生涯的递变,他的大同思想前后也有显著差异。因此,正确评价《大同书》,弄清其酝酿、写作、出版的过程,无疑是必要的。



《礼记·礼运》记载: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运》描绘的“大同”境界是“天下为公”,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老、幼、妇女、孤独都有所养。盗贼不作,外户不闭。这种“大同”境界,依托孔子,应写于春秋之后、战国或秦、汉之际。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也一直为儒家所向往。


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也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以及“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2]等话语。


孔子的传人孟子也说: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大同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五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


春秋战国,诸侯征伐,列国纷争,在这社会动荡之际,百家争鸣,不仅儒家,其他学派也有这种愿望和想法。如《老子》第八十章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庄子·马蹄》说:“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秦相吕不韦主持编辑的《吕氏春秋·贵公》也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大同”,不仅在古代为人所乐道。清代中叶,社会动荡,衰乱迹象呈露,龚自珍在《平等篇》指出当时的基本矛盾是“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如果让“浮不足”长期分化下去,则“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疾疠,生民噍类,靡其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衰天下”[4]


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社会矛盾的激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引录《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一段,感慨地说:“而今尚可望哉!”


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曾手书《礼运》中有关“大同”的词句,还在论著和许多讲演中提到“大同”。如《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说:


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5]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过去“只有思想”,现代却“有了这个事实”[6],孙中山观察当时的世界发展趋势,援引“大同”,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时代前进,向往“大同”,“适于时代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至于为《礼运》作注,并撰写《大同书》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政变后自号更生,张勋复辟后,又号更甡,晚号天游化人,广东南海西樵山银塘乡人。


康有为幼年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攻读经史。1876年(光绪二年),应乡试未售,从朱次琦(九江)学。朱次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除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有为”。


1879年,康有为和久宦京师的张鼎华(延秋)相晤,使他“得博中原文献之传”,从而“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接着,薄游香港,经上海,购西书、讲西学,开始向西方寻找出路。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次年,签订条约,康有为鉴于外敌入侵,“窥我滇、粤”,极为愤慨。次年,“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接着,作《内外篇》,孕育大同境界。


《人类公理》是康有为较早发挥大同学说的作品,但未见存本。康有为早年哲学著作,仅见《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初稿曾以“公理书”为题,“凡例”也言“实理”、“公理”,与《康南海自编年谱》所说《人类公理》思想相合。《康子内外篇》是康有为最早的哲学著作,根据《实理公法全书》、《康子内外篇》,参考《自编年谱》以及1888年的《上清帝第一书》,可以恢复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基本面貌。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人类公理》,其撰写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人类公理》又是企图解决什么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的疯狂侵略下,康有为感到“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7]!沧海惊波,外患日迫,这使从小“慷慨有远志”,夙有远大抱负的康有为,忧愤填膺。难道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是“人类公理”吗?难道中国人民备受帝国主义势力的蹂躏,也是“人类公理”吗?


1888年前,康有为两赴香港,一游上海,曾引起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但“欢来独惜非吾土”,外患日深,民族危亡,清朝统治阶级却“酣嬉偷惰,苟安旦夕”,以致“官不择才而上且鬻官,学不教士而不患无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河决不塞”,水旱流行,官吏则“游宴从容”,小民则“荡析愁苦”,难道这是“人类公理”吗?


照此说来,《人类公理》是在外患日迫、“内政不修”的社会背景下撰述的。康有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而“忧国忧民”,思“悲哀振救之”,是具有爱国意义的。


康有为自述“人类公理”的思想来源是:“读宋、元、明《学案》、《朱子语录》,于海幢华林读佛典较多,上自婆罗门,旁收四教,兼为算学,涉猎西学书。”“合经子之奥旨,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下之迹变,搜合诸教,披析大地,剖析今古,穷察后来。”说明他这时主要受了宋明理学、佛教哲学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学说、自然科学知识的影响,还没有渗进儒家今文学说。他“涉猎西学”,企图“向西方学习”,“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几何”,在中国古代虽有此名词,但他所说的“几何”,是指以物的形状、大小、位置,研究其真理的科学,有其新的含义。


他以为几何公理是“一定之法”,如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8],是“公然之实”[9],但是“不能无人立之法”。人立之法“其理较虚”,只是“两可之实”[10],是“公然之实”[11],它本来没有“定则”,只是“推一最有益于人道者以为公法而已”[12]。什么是“最有益于人道”的“公法”?那就是平等。


康有为认为“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所以要“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13],要“以互相逆制之法”,使之平等。认为“学不外二端,为我、兼爱而已”。“兼爱”是“仁之极”,“为我”是“义之极”。“兼爱”,“既爱我又爱人”,“为我”则有时会“为其所以为”,于是以德、刑检之。但是,“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明明是不平等,却认为是“义”,“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不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不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物理抑之甚者必伸,吾谓百年之后必变三者。君不专,臣不卑,君臣轻重同,良贱齐一”。这才符合“佛氏平等之学”[14]


康有为也曾“眉间蹙蹙常若有忧者”,对人世间的不平等感到“不忍”。在一定程度上对“穷民”寄以同情,他说:“予出而偶有见焉,父子而不相养也,兄弟而不相恤也,穷民终岁勤勤而无以为衣食也。僻乡之中,老翁无衣,孺子无裳,牛宫马磨,蓬首垢面,服勤至死,而曾不饱糠覆也。彼岂非与我为天生之人哉?而观其生平,曾牛马之不若,予哀其同为人而至斯极也。”[15]他认为产生这些现象,主要由于“政事有不修,地利有未辟,教化有未至”,这是“民上者之过”[16]。“忧天悯人”,“而有不忍人之心焉”。


康有为忧患人生,想望平等,他要“奉天合地,以合国、合种、合教、一统地权,又推一统之后,人类语言、文字、饮食、衣服、宫室之变制、男女平等之法、人类通同公之法,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


康有为不是迷信往古,而是想望未来,设想“斟酌古今,会通沿革,损益得失”,“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这有其沾染佛教哲学的迹象,但佛教讲“出世”,康有为要“经世”。于是“参中西之新理”,“通天下之故,极阴阳之变”[17],拟出“平等公同”的图景,从事《人类公理》的撰述。


康有为这种“平等”思想,除存有封建学说外,还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学理,他认为人生来平等,都应有自主之权,然而当前“人不尽有自主之权”[18],如“君主畏权无限”[19]等,就是现实生活中不合“几何公理”的。这些,应与他“涉猎西学”,沾染西方资本主义平等、民主思想有关。“公理学”的酝酿和撰述,象征着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走向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历程,《实理公法全书》和《康子内外篇》也可视为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早期撰著。



康有为早期的大同思想,是在《人类公理》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在第一次上书不达后受了今文经学的影响而形成的。


1886年前,康有为好《周礼》,尊周公,贯穿之所著《教学通议》一书[20],强调“言教通治,言古切今”。1888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后民族危机严重,趁入京考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点建议。


康有为在写《上清帝第一书》时,想望能有如周公其人辅佐光绪皇帝“制礼作乐”、“天下奉行”。当他上书时,曾托盛昱向光绪的师傅翁同大同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代递折稿;还先后向工部尚书潘祖荫、都察院左都御使祁世长、吏部尚书徐桐上书“陈大计而责之”[21]。但除翁同大同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将折稿摘抄外[22],其余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且为徐桐“以狂生见斥”[23]。使他深感:“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24]


1889年,康有为离开北京,回到广州。次年春,移居徽州会馆,晤见廖平。廖平讲今文经学,讲“通三统”、“张三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各有因革损益,不是不变的;《春秋》分“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汉代何休注《公羊》,以“所传闻世”为“衰乱”、“所闻世”为“升平”、“所见世”为“太平”。如以古代为衰乱、近代为升平、现代为太平的话,社会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三统”和“三世”相结合,就成为要救国,要“太平”,就要“因革”、“改制”;只有“因革”、“改制”,才能进步,才能达到“太平”的愿望。


于是,康有为一改过去的尊周公、崇《周礼》为尊孔子、崇《公羊》,依附今文“三统”说以强调变通,揭櫫孔子改制以宣传变法。他前所孕育的“大同”境界,至此渗透了今文学说。


1889年到1895年,康有为表面上不谈政治,实际从事维新运动骨干的培养和变法运动理论体系的建立。他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时,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的帮助下,撰写《新学伪经考》,说是古文经学所传之经,“非孔子之经”,是“伪经”,经过刘歆的篡伪;撰写《孔子改制考》,以宣传“改制”,以孔子为“制法之王”。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把《公羊》“三世”和《礼运》“大同”、“小康”相糅,基本上构成一个“三世”系统,即以《公羊》的“升平世”为《礼运》的“小康”,以《公羊》的“太平世”为《礼运》的“大同”。


康有为这时的“三世”说,主要记录在《礼运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中,是以《公羊》的“所传闻世”为“乱世”;以《公羊》的“所闻世”为“升平”,“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结合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康有为以为“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汉文而晋质,唐文而宋质,明文而国朝质,然皆升平世质家也。”他以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为“升平世”即“小康”[25],以为“今者中国已小康矣”,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大同”境界。这是康有为戊戌变法前的“三世”说,是和他当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结合的。



百日维新失败,康有为流亡海外,自日本游美洲,赴加拿大,抵伦敦,还香港,到新加坡。1901年,离槟榔屿,去印度,《大同书》就是他定居印度大吉岭时所写的。


在这几年中,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己亥建储、庚子“勤王”、八国联军、《辛丑和约》以至革命运动的掀起,尽管他勤王、保皇的宗旨没有改变,但他的思想却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震动。游历欧、美的结果,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亲眼目睹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耳食或阅读得来的书本知识和亲身游历得来的实际见闻之间的矛盾,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对封建主义有一定依恋性的矛盾等等,使他感到“千界皆烦恼”,“苍天太不平”。他在新加坡和“观天演斋主”丘菽园研读《天演论》,赋诗云:“我生思想皆天演,颇妒严平先译之”,“遂令亡人忘忧患,沉吟新论动琴丝”[26]。“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使他“妄思新论”,引发了“大同”三世说的演变。


康有为在1901年所撰《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的《自序》中说:孔子之时,身行乎据乱,是“乱世”。如果能循“孔子之道”,“推行至于隋、唐”,应该进化到“升平世”(“小康”)了;隋、唐以后,“至今千载”,中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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