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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清代学术概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上海古籍出版

作者:梁启超,朱维铮导读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31

书籍编号:30602051

ISBN:978753258908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5874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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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朱维铮


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初稿著成于一九二〇年十月。[1]正如作者自述,它本是作者应邀为友人蒋方震所著《欧洲文艺复兴史》写的序言,就是说原来没有打算写成一部书。[2]


然而原题《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的这篇序言,也如作者自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3]


“独立”后的长序,已被梁启超当成一部著作,因而在交给他和蒋方震共同主编的《改造》杂志连载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单行本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出版,负责的编辑是陈叔通。[4]


显而易见,梁启超的这部著作,只能说是无心插柳的一个结果。倘若以今律“古”,这个结果甚至不配称作硕果——难道薄薄五万来字的一本小册子,引用他人论著或本人旧说,多半都不加注,可以认作学术专著吗?


岂知历史效应出人意表。《清代学术概论》,虽属短书,形式又不合后世的学术教条,在出版后却在读者中不胫而走。谁都知道当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持者很有“经济”头脑,他们在梁启超死后第三年即一九三二年,赶在中华书局将本书收入《饮冰室合集》而印出之前又抢先出了本书第八版,便可证本书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畅销书未必赢得雅俗共赏。某些俗不可耐的劣作,借助权力、金钱或“关系”,而被趋炎附势的所谓传播媒介“炒”成畅销书,在中外的例证比比皆是。


严格地说,作为总结清帝国二百六十七年学术变迁史的《清代学术概论》,既非同类课题的首出之作,更非具有专门史经典意义的佳作。


当然,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改革家兼政论家的名望,可能是促使本书畅销的一个原因。如胡适在一九二三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一文中,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所说的,“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但文章与学问,属于并不同归的殊途。梁启超从学习桐城派古文而化出更为直捷明快的“新民体”,在自幼诵习八股制艺的晚清读书人看来,确实有梁启超自赞的“魔力”。[5]但正如梁启超与乃师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倡导的不缠足运动的效应那样,裹小脚的妇女抛弃裹脚布,固然是惊世骇俗的一种解放,而在提倡“天足”的女权主义者看来,不再裹足的妇女依旧是“小脚女人”。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论著提供的文章范例,那种杂糅桐城派古文与《三国演义》之类小说文体的“新民体”,在清末虽被厌倦八股文程式的青年学子激赏,但在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以后,自然也对读者越来越缺乏“魔力”。


可见,从本书初版以来,四分之三世纪过去了,它不仅仍能吸引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成为他们了解清代学术文化史的入门必读书,而且在学者中间,它的价值也不断上升,乃至成了清学史研究必备的经典性名著,那秘密当然主要不在文字。


不消说,《清代学术概论》所以能够获得雅俗共赏的悠远效应,秘密在于它的内容。梁启超不是思想家,但对中外古今的思想学说都极感兴趣。他也不是纯学者,但也许饱受康有为教导的缘故,尤其爱好考察“学术源流”。[6]他是清末的改革家,民初更直接登上国内政坛,直到去世前夜,不仅亲历了从戊戌维新到北伐战争的三十年间中国政局的一切变化,而且多次置身于变化的漩涡中心。他是政论家,也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因而他的政论取向,不能不对他的历史认识产生莫大的影响,反过来说也就是“以史论为政论”[7],或者说他观察历史,总以他自己的政治经验作为判断尺度。他其实并不隐讳这一点。《清代学术概论》的作者自序,劈头便说“吾著此篇之动机”,首先是因为接受胡适的劝告,记述自己“实躬与其役”的晚清今文学运动云云,即为例证。


可见,《清代学术概论》,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论述清代“思想界之蜕变”的专门史著作,同时也是梁启超个人的一部学术回忆录。作者曾在清末舆论界执牛耳的地位,本来就使人们对他在政、学两界的实际经验感到好奇,并且不断歆动学者们的研究兴味,况且作者又强调,他自述这段历史,“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他是否做到了对于“史料上的梁启超力求忠实”[8],容后讨论,但随着不忠实的风气愈来愈成为叙述与己有关的历史的一种时尚,这种“精神”也愈来愈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似也难以置疑。


梁启超与“五四事件”


《清代学术概论》初稿问世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一年有半。


以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向北洋政府进行示威活动为开端的“五四运动”,它的历史取向与未来效应,海内外学者仍然异说纷纭,但它的导火线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出卖“国权”,则无疑义。


梁启超没有直接卷入北京的“五四事件”,却可说是引爆这次事件的重要人物。因为他这时正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坐在凡尔赛宫里注视着美英法意日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方即所谓协约国的头儿们,如何就曾被德国侵占而后又被日本“承继”的中国领土青岛的主权问题进行争斗。同时又作为京沪名流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的代表,不断将列强间关于“交还青岛”的所谓交涉进程,电告国内。[9]


中国曾经站在协约国一方向德奥宣战。因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认输告终,曾使众多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十分振奋,以为随着“公理战胜”,站在“正义”一方的中国,从此不再遭受“强权”的凌侮。那转折点当然首先是和会将主持“正义”,在山东半岛问题上,“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10]然而一九一九年一月开幕的巴黎和会,实际进程正好与中国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驰,最终证明大战后的世界仍是“强权”占主宰地位。幻灭化为愤怒,当和会终于以北京政府在大战结束前夜已就青岛主权转让与日本订有密约为口实,同意日本的蛮横要求,这时中国人的愤怒,以北京学生涌到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活动为契机,化作决堤的洪水,便是必然的了。[11]


然而“五四事件”恰巧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天发生,则属于必然中的偶然。造成这一偶然性的因素很多,而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现场报道,无疑起了引爆作用。


事情要从中国怎么会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这次战争始于一九一四年八月,那时梁启超还是袁世凯政府的内阁阁员。他关注的重心是内政。他在清末本是君主立宪运动的中坚,鼓吹“开明专制”,到民初却化身为拥护共和制的明星。两次君主制复辟,无论袁世凯帝制自为还是张勋以武力拥戴亡清废帝重坐龙庭,梁启超都是讨伐战争的策划者。这既使他博得了善变政客的恶名,又使他赢得了“再造共和”的美誉。[12]显然是日本曾以独占中国侵略权益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洪宪帝制的条件,使得梁启超在“护国战争”结束后,便将目光移向外交,力促北京的内阁总理段祺瑞站在协约国一边向德奥宣战。他的理由却还是在内不在外,以为这一来可收到联美制日的效应,保住中国的主权。[13]


当一九一七年七月段祺瑞依赖梁启超的策划起兵讨伐“丁巳复辟”得手而再度组阁时,给梁启超的位置却是财政总长,任务无疑是为新的内战筹措军费。因为当时孙中山正在章太炎等支持下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国会与军政府,南北分裂已成定局。梁启超再度显示他的机智,于同年八月十四日即广州军政府成立前夕,说服段祺瑞抢先以中国合法政府名义,发布了由他起草的对德奥宣战的布告。[14]


但梁启超虽能越俎代庖,替北京政府在外交上争得“法统”地位,从而使广州政府难以获得列强承认,却没能做稳“财神”。北京政府财政空虚,而各路军阀却不断向它要钱,作为拥段反孙的代价。梁启超只好违反初衷,向日本银行团借钱济穷,主持签署了“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不消说要以主权做抵押。这当然立即让国人记起“二十一条”,于是舆论大哗。段总理只好牺牲梁财长以保全执政地位[15],时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


那是梁启超官运的终结。虽然他下野后,依然是由进步党变形的研究系头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不足五十七岁去世,也没有失去从政的兴趣,但主要活动方向却逐渐转为著书教书。例如他辞去财政总长后家居一年里,便曾致力于研究碑刻和撰写《中国通史》,并为他的儿女们讲授“学术流别”,其中有一个题目便是“前清一代学术”。[16]


不过梁启超到底难耐寂寞,“中止政治生涯”未及两月,他便与朋友筹画组织松社,既讲学,也出杂志,同时“作出游之计”。[17]


欧战以协约国得胜告终,给力主中国参战的梁启超带来了出头机会。他很快取得大总统徐世昌的支持,由政府提供大半旅费,“以个人资格前往欧洲”。[18]陪同出游的有六人,都是研究系的名流学者。[19]就在他“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的时候,他在天津家中初次会见了特来“趋谒”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20]


梁启超一行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底从上海启程,一九二〇年三月初返抵上海,除去往返舟程,在欧洲漫游了将近一年。


他赴欧本有政治使命,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头衔便是明证。但他很快发现,这个顾问不好当。原来,一九一八年十月徐世昌任总统后即下令南北休战,并在十一月欧战结束后获得广州军政府响应,双方派员共同组成专使团出席巴黎和会,颇合“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然而历史的教训终究敌不过党派乃至个人的利益,于是专使团又在外国的宫墙里面“内讧”了。


中国专使五人,首席为北京政府前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次席为广州非常国会副议长王正廷,而代表中方与日使争论的主辩手,则是驻美公使顾维钧。争执的焦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要求和会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维护国际和平的十四点主张,取消原北京政府与日本订立的密约。操纵和会的所谓四强,英法支持日本,美意同情中国,而主持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更属关键。据梁启超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中旬致北京政府的电报,说是根据威尔逊的主张,密约“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21]


就在美国尚未对青岛是否转让给日本一事公开表态,中国外交似乎有利之际,王正廷突然致电上海报界,指斥专使团中有“某些卖国贼”。他攻击的首先是陆徵祥,自在意中,但他的“某些”一词的暗示,据来自广州的解释,则包括顾维钧和梁启超。据梁启超在家信中说,此人“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因此既排顾、陆,又株连及梁。[22]但无论王正廷此举是否出于私心,梁启超面对“谣言之兴”,必须表明立场。


梁启超的机变显然超过王正廷,在四月三十日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之后,他立即以国民外交协会代表的身份,致电给他的密友汪大燮、林长民,报告这一消息:“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当然包括广州政府所派专使王正廷——引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23]林长民自然会意,得电立即捅给报界,时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24]


北京学生受王正廷指斥的鼓动,相信陆徵祥、顾维钧都属于北京政府派入和会专使团内的“卖国贼”。陆徵祥作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外交总长,有“卖国”的前科可征。顾维钧呢?他本是著名的亲美外交家,但据广州传到上海的消息,他即将与北京政府现任外交总长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即将转向亲日。[25]


中国人本有将“治国”视作“齐家”的延伸的传统,即如受《新青年》熏陶而自命“新潮”的北京大学学生,也没能脱出将家族利益作为判断国政是非尺度的成见。王正廷的指斥,迅速引起北京学生的回应,进而查找政府中的“卖国贼”,确定为曹汝霖和驻日公使章宗祥,便是顺理成章的。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决定在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天皇关于“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那天,上街举行反对政府媚日卖国的大游行。岂知出乎广州政权意外,经过林长民迅即将梁启超“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的电文公诸于众,竟使北京学生将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的日期提前三天,出现震撼中外的“五四事件”,而梁启超也被舆论视作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挑动者。[26]


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是否属于辩证法所称的真理,在学者中仍属争论的课题。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相关度,至今也未见专论。但历史的进程表明,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学生聚集天安门前抗议政府出卖国权的群众运动,引爆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启超,则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属于不争的事实,是梁启超当初并没有预料到他的行为的效应。前揭他的致弟家信作于“五四事件”后三十四天[27],仍对王正廷对他的攻击不能释然于怀,便是明证。


因此,在巴黎和会结束以后,梁启超和他的“考察团”[28],非但不乘势回国扩展已在思想界引发的效应,反而继续在欧洲漫游,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迷梦的政治活动”


梁启超说他在启程去国的前夜,在上海与他的研究系同道,包括随他欧游的蒋方震、张嘉森、刘崇杰,留在国内的张东荪、黄群和支持他们的企业家张謇等,通宵聚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29]


用不着讨论梁启超的忏悔是否真诚。这番话见于一九二〇年三月他回国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就是说属于事后追忆,没有直接佐证。况且即使确有其事,确属真诚,也只不过表征他赴欧前夕的心境,难保以后不变。他稍后发表的《清代学术概论》,不就又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吗?


不过欧游一年,对梁启超的思想与政见的影响确实不小,尽管未必可说“换了一个新生命”,却在言论取向上起了一个大变化。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末,梁启超是以鼓吹“全盘西化”论扬名于世的。那时他的西化论,名曰“变法维新”,内容很简单,所谓“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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