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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基督教史纲(蓬莱阁典藏系列)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上海古籍出版

作者:王治心,徐以骅导读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5-01

书籍编号:30602072

ISBN:978753258910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7898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宗教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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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晚清民国,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旧传统与新思想无时不在激荡中融汇,学术也因而别开生面。士人的眼界既开,学殖又厚,遂有一批大师级学者与经典性著作涌现。这批大师级学者在大变局中深刻反思,跳出旧传统的窠臼,拥抱新思想的精粹,故其成就者大。本社以此时期的大师级学者经典性著作具有开创性,遂延请当今著名专家为之撰写导读,希冀借助今之专家,诠释昔之大师,以引导读者理解其学术源流、文化背景等。是以本社编有“蓬莱阁丛书”,其意以为汉人将庋藏要籍的馆阁比作道家蓬莱山,后世遂称藏书阁为“蓬莱阁”,因借取而为丛书名。“蓬莱阁丛书”推出后风行海内,为无数学子涉猎学术提供了阶梯。今推出“蓬莱阁典藏系列”,萃取“蓬莱阁丛书”之精华,希望大师的经典之作与专家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继续帮助读者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与大师的治学风范。

教会史学家王治心与他的《中国基督教史纲》


徐以骅


王治心是现代重要基督教学者,其名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是我国学者所撰的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中国基督教通史或全史著作。《中国基督教史纲》于1940年出版,此后曾重印,还出过海外版。尽管问世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该书的影响犹存,目前仍为修习中国基督教史的主要入门和参考书籍之一。本文试对这部重要史著的背景、特点、版本、讹误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并简略评介“后王治心时代”中国基督教通史研究的概况和趋势。



王树声(1881—1968),字治心,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前清考入庠生。曾任东吴第三中学、华英学校、上海裨文女学、惠中女学等学校的国文教员。1913至1918年间任基督教刊物《光华报》编辑。1921年任南京金陵神学院国文和中国哲学教授,编辑《神学志》。1926至1928年间任中华基督教文社主任编辑。1928年起出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主任兼党义教授。1934年后应刘湛恩校长之请出任沪江大学国文系主任。1948年从沪江大学退休后回金陵神学院教授国文和教会史,主编《金陵神学志》。1957年从金陵神学院退休后一直在北京居住。著有《孔子哲学》、《孟子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道家哲学》、《墨子哲学》、《中国学术源流》、《基督徒之佛学研究》、《庄子研究及浅释》、《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三民主义研究大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文化史类编》、《耶稣基督》(与朱维之合编)、《评基督抹杀论》(与范子美合编)等,为当时中国基督教界有较大影响的、多产的著述家之一。


作为基督教学者,王治心一生致力于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且在基督教礼仪、节期、建筑、家庭等领域的中国化改造上颇有创见和建树,有人称之为“本色化实践派”代表,以示与赵紫宸、刘廷芳等“本色化学院派”代表的区别。[1]此种“实践派”与“学院派”的区分略显武断,前者如王治心的探索当然不限于实践层面,而后者如赵紫宸、刘廷芳等的贡献也不止于理论领域。王治心本人就认为,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接近“根本的问题,不是在形式方面,乃在精神方面”,如只有形式上的接近,那“仍不过是友谊的握手,而不是血肉的化合”。[2]其实王治心、吴雷川、范子美、张亦镜等与赵紫宸、刘廷芳、洪煨莲、徐宝谦等的区分,更在于“本土派”和“海归派”之别。在本色化运动中两派虽殊途同归,但由于教育背景的不同,前者更多以中华文化为取向,而后者更多以西洋教会为参照。如赵紫宸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半修道院式”的改造方案,并未借鉴中国的本土和传统资源,却以天主教修道院为蓝本;[3]而王治心虽赞同赵特设研究高深学问的神学研究院的倡议,但其心目中的神学研究院,却“仿旧式书院制度”而设于“山明水秀幽静之处”,院中之指导员有如“书院中的山长”。[4]两人的旨趣,显然有所不同。


王治心著作甚多,其中以《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和《中国基督教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在基督教学界最为知名。《史纲》有第一部汉语中国基督教通史著作之称,因在其之前,美国著名宣教史家、曾在中国担任教会教育事工的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史纲》称其为来德理)在1929年已出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一书。该书可称鸿篇巨制,共分30章,有930页,涵括景教、也里可温教、东正教、天主教及新教来华宣教的千年历史,为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也就是王治心《史纲》刊行之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蔡詠春、赵紫宸等仍在筹划翻译赖德烈之《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并称该书“为研读中国基督教史的唯一现成课本”。[5]


不过尽管赖德烈是举世公认的宣教史大学者,但作为西人研究基督教传华史,仍有不少局限。赖德烈教授本人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序言中便坦承其著作的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由于资料来源和时间的限制,该书只写到1926年,而关于此前10至12年历史的叙述也较为简略;又如作者的新教背景,又置身于宣教事业,故作者虽向来力主基督教会普世合一,但不免偏向新教宣教事业;再如作者是来自西方的外国人,自然难以像本国人那样对“华人在教会生活中之作用”予以同样的重视,对华人的宗教经验亦难以有充分的把握。故其书名曰《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强调的是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因此作者希冀此后有华人能从自身的视角来撰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


然而所谓治史难,治教会史更难。中国教会史“发展奇曲,隐晦难明,加以宗派繁杂,记录短绌”,[6]大多数文献档案资料又多为外文,并涉及数种语言,因此对任何治“中国基督教会史”的学者,均是巨大挑战。事实上在王治心《史纲》之前,国人治教会史的成果寥寥无几,除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和《开封一赐乐业考》、冯承钧的《景教碑考》和《元代白话碑》、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等少数原创性著述外,其余如谢洪赉《中国耶稣教布道小史》、张钦士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张亦镜的《批评非基督教言行汇刊》等只是资料性汇编而已。至于治中国基督教(新教)史的学者,更是屈指可数。有较优外语条件的“海归派”基督教学者如燕京大学的洪煨莲等心有旁骛,对教会史研究浅尝辄止。[7]因此撰写中国基督教通史的重任,便落在“本土派”学者王治心肩上。王氏尽管不精洋文,但亦有他人所不及之强项。王治心是研究中国宗教史的著名学者,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1933年由中华书局刊印,被称为“一部学识相当渊博的大作”。[8]该书已涉及历史上基督宗教四次入华的情况,并“早已脍炙人口,风行海内”(见陈文渊为《史纲》所撰序言),因而一版再版。[9]此外王氏还有像《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这样“不失为中国基督教界的新收获”,且与教会史研究“有连带的关系”的著作。丏尊:《读中国历史上的上帝观》,载《文社月刊》第2卷第2期(1926年12月),第79页。王治心置身教会,教会史中的某些事件为其所亲历或亲闻。作为《金陵神学志》的主笔,若干年前王氏便致力于收集基督教各宗派史料,结果编成《中国基督教历史》专号上下两集。作者作为科举中人和国文教授,对汉语文献资料,自然驾轻就熟。这些均成为《史纲》一书学理和资料上的准备。由王治心来编撰“中国基督教会史”乃顺理成章之事。



据王治心本人在《史纲》的序言中称,十五年前他在编辑《金陵神学志》时就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而延宕。后因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的邀请敦促,在“暑假两个多月里”完成书稿。1940年3月《中国基督教史纲》由青年协会书局作为其《青年丛书》的第二集第六种出版,并由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陈文渊作序。全书共分22章,计361页,并附参考书目4页。《史纲》这样的篇幅,在当时完全称得上是一部史学“巨著”。


关于基督教入华一千三百多年“或断或续”的历史,《史纲》采用当时普遍的观点,将其分为四个阶段或时期:(1)唐代的景教;(2)元代的也里可温教;(3)明代的天主教;(4)近代的更正教(即新教)。赖德烈教授《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所有而《史纲》所无者,显然是关于东正教在中国传布的研究。作者自述《史纲》之目的在于探讨以下重要问题:第一,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合的还是冲突的?第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形在中国的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第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第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这四大问题便是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10]


一向倡导基督教会本色化的王治心在《史纲》中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既然儒、释、道均能在中国生长发展,基督教也必然能在中国生存下来。基督教教义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天”的观念,没有多少冲突;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里,这与儒家的“仁”字相同。基督教的道德主张,首先叫人明白人生的价值,不是在物质方面,乃是在精神方面,而在中国也有“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基督教许多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的一致性,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并不相悖,其在中国的传播有着社会的基础和根源,只要教会今后加倍努力于本色化建设,完全能够“使教会的形式精神,得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习惯打成一片”。惜《史纲》对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讨论,并未充分展开,对中国教会的本土和自立运动,也比较轻描淡写。《史纲》的第十四章专论“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之一部详加探讨,将野史变为正史,“实是著者独具只眼的地方”。[11]不过就整体而言,《史纲》的视角仍主要集中在差会和由差会创建并资助的大公会及所属机构、也就是裴士丹(Daniel Bays)教授所称的“中外新教权势团体”(SinoForeign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之上。[12]在此点上,《史纲》与西人所撰“基督教传华史”并无实质上的区别。


不过在《史纲》中,王治心并不讳言中西文化间的差异,并凭借其深厚的国学功力,用心探讨了基督教在华传播过程中引起冲突的宗教、政治、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原因。如中国是多神论国家,且对各种宗教信仰,“向抱宏量态度”,与基督教只信上帝而排斥他教有异;如中国自古形成的文化中心主义,有“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自尊,认为周边文化皆不如我;如中国人民浸润于儒佛教义历时已久,儒佛两教“一以纲常礼教为伦理的中心,一以三世因果为社会的信仰”。而基督教主张自由平等,这给儒教以打击,主张现实生活,这予佛教以难堪;如中国乡村生活中每以迎神赛会为唯一的娱乐与团结方式,而基督教中人反对此种活动;再如中国伦理以孝顺父母为中心,在祭祀活动中有祭祖一项。基督教“排斥祭祖为迷信”,而中国人却以“反对祭祖为忘本”等。但王治心认为这些冲突,大多限于表面,并不是“根本上的不相容”。只是作为基督教中心教义的复活和永生问题,为中国固有之宗教传统所无,因此基督教在中国除继续以往的社会服务工作外,尤要“注意此种教义的发挥”。这种从思想上调和沟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认识,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后人指出《史纲》尽管有“中国宗教的背景”一章,但对“基督教与本土宗教所生的关系与摩擦”,并“没有专条专章申论”,只能在该书的“字里行间窥知一二”。[13]王治心认为“历史是重在事实的叙述,不贵有理论的发表”。这种旧的史学观,自然影响《史纲》在比较中西文化异同上的发挥。


然而作为教会中人,王治心把治史作为基督教文字工作的一部分。[14]他在《史纲》中尽量避免作对基督教不利的政治分析,这并不难理解。作者护教的观点或教会史观在诸如“庚子的教难”之类的标题和用词上便显而易见。作者明确指出,从历史上来看,那些认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是“用夷变夏”、“文化侵略”的看法,完全是历史的误会。西差会“慷慨捐输,煞费经营”,西教士“历经艰苦,为道牺牲”,他们不仅奠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基础,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尤其在近代,基督教在介绍西洋科学、改良社会风俗、推行慈善事业、提倡新式教育等方面的贡献“实为不容否认的事实”,均有助于我国的社会革新运动。作者还呼吁中国教会继续提倡以天下为怀的社会福音,而不是“独善其身的小乘宗教”。《史纲》对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作了相当正面的评价,[15]因而也就从侧面批评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曾风行一时的非基督教运动,可以说是基督教界对该运动在史学上的一种回应。[16]


然而王治心也并未一味袒护基督教会。如《史纲》对“教难”起因的分析,尽管归咎于中国官厅与民众的愚笨无知和蛮干妄动,但也批评西教士诋毁及破坏中国传统风俗习惯,并仰仗西方武力。在第二十二章“结论”部分作者承认基督教会虽有助于中国,但“亦自有其毋庸讳饰的缺点”,成为传教的障碍。首先是传教的背景不幸与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发生关系,这不能不是“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不易洗涤去的污点”;其次是宗派的纷歧,实在予人以莫大的诟病。基督教会在西方固有其分门别户的背景,而在中国实无必要有这种“奴主之见”。当时大多数教会虽力谋联合与统一,但仍不乏固执成见是己非人的现象,如浸礼洗礼的争执,新教旧教的水火,及属世属灵的区别;再次是基督徒文化程度的低下,不仅不能引起社会人士的尊重,反给社会以不良印象,甚至引起许多社会的不幸。王治心出身监理会,神学上倾向自由派,重教会的间接社会事工甚于教会的直接宣教事工,并与同时代大多数其他基督教知识分子一样热衷于普世合一的协进会或大公会路线,《史纲》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作者的上述神学和教会思想。



《史纲》出版之后,颇受教会内外欢迎,并迅速在学界引起反响,其中两篇书评最有分量、值得与《史纲》同阅,它们分别出于燕京大学毕业的宗教教育和宗教史新秀之手。其中一篇书评题为“介绍中国基督教史纲”,载于《真理与生命》第13卷第5期,作者刘美丽曾从刘廷芳攻读宗教教育,后为广学会骨干。据乃师刘廷芳在该书评前所附之介绍,1940年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成立“全国基督教文字事工委员会”,该委员会还下设“选书委员会”等分组委员会。其中“选书委员会”每月选定一书,延请专家批评介绍,并在《真理与生命》上设“本月的书”专栏予以刊登,“介绍中国基督教史纲”便是该专栏所刊的第一篇书评。


作为基督教徒,刘美丽自然赞同且十分强调王治心“基督教的立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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