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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心雕龙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南朝梁)刘勰,戚良德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01

书籍编号:30602086

ISBN:97875325784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1021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cover








前言


戚良德


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五十篇(章),分为上、下篇(卷),近四万言[1],为中国文论的元典之作。然自问世而至清代,《文心雕龙》的注释本却颇为稀少,直到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刘勰之书方得一较为完备的校注本,由是黄注本流行百余年。本书集清代黄叔琳对《文心雕龙》的辑注以及纪昀的评语、近代李详对黄注的补正以及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对《文心雕龙》的阐说于一炉,并以新校《文心雕龙》原文为底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文心雕龙》的独特文本。



《文心雕龙》最早的注本,当为《宋史·艺文志》所载“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2],然其书不传。明代有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等,然前者“粗具梗概,多所未备”[3],或被认为“取小遗大,琐琐不备”[4],后者亦不过“稍稍加详”[5]。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虽仍以梅氏“音注”和王氏“训故”为基础,但其规模却大了很多,可以说相对已较为完备。正如《四库全书》在其书卷首“提要”所云:“然其疏通证明大致纯备,较之梅王二注则宏赡多矣。”[6]《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文心雕龙辑注》十卷,国朝黄叔琳撰。因明梅庆生注本,重为补缀,虽未能一一精审,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7]所谓“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是说就《文心雕龙》的注释而言,较之梅本已详备得多,当注而已注者,乃有十之六七了。正因如此,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出现以前,黄注本便成《文心雕龙》的通行注本而曾风靡一时。如: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华书局,1929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


新式标点《文心雕龙》(按亦为黄注),大连:大连图书供应社,1934、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也正是以黄注本为基础,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写出了《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发表于1909年和1911年的《国粹学报》),后整理为《文心雕龙补注》(附于龙溪精舍本《文心雕龙》之后),近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此展开。吾师牟世金先生有言:“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8]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也正是以黄叔琳的注和李详的补注为基础进行的。其云:“《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9]虽谓其“大抵成于宾客之手”而“纰缪弘多”,但其为《札记》毕竟又是“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则黄注的基础性作用便毋庸置疑了。又说:“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10]可见黄注、李补乃是黄侃《札记》的重要参考。


20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文心雕龙》原文的校勘、注释和翻译,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方面的著作达上百种,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文心雕龙》原文及其理解的准确性。但近百年龙学的文本校注释译工作,也仍然是以黄注、李补等为基础的。祖保泉先生曾指出:“清朝人对《文心雕龙》研究很重视,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文心雕龙》黄叔琳的辑注和纪昀的评语,就是重要成果之一。《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成了现代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起点,例如在校注方面,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诸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都以黄注本为底本;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今人撰述,时或提及‘纪评’。”[11]这确乎是符合事实的。



就《文心雕龙》的旧注本而言,黄注本可谓集大成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学界对黄注本的评价却一向不高。纪昀曾指出:“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长山聂松岩云:此注不出先生手,旧人皆知之,然或以为出卢绍弓,则未确。绍弓馆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间,戊午岁方游京师,未至山东也。”[12]清代学者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亦云:“此为黄侍郎手校而门下客补注。时侍郎官山东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寻自悔也。今按文达举正凡二十余事,其称引参错者不与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13]范文澜先生亦指出:


论文之书,莫善于刘勰《文心雕龙》。旧有黄叔琳校注本,治学之士,相沿诵习,迄今流传百有余年,可谓盛矣。惟黄书初行,即多讥难,纪晓岚云:“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之为。纪氏云云,洵非妄语。[14]


应该说,上述对黄注的诸多指摘,自然是不无道理的,黄注确有一些粗疏乃至错讹之处,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但其毕竟是《文心雕龙》问世千余年来第一个最详尽的注本,其影响深远而为《文心雕龙》研究者所倚重,亦并非偶然。为之作“补注”的李详便云:“《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庚、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崑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夥。……顾文达只举其凡,黄氏所待勘者,尚不可悉举。”[15]从《文心雕龙》校注的历史而言,黄注本出而“始有端绪”,这一评价正说明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当然,黄注的特点是释事训典,即对《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人物、典实进行注释,而对概念、范畴基本不做解释。所以对“论文叙笔”部分的注释内容较多,而对“剖情析采”部分的注释则较为简略,如《体性》篇的注释只有4条,《定势》篇的注释只有5条,《镕裁》篇的注释只有6条,《风骨》的注释也只有9条。所谓“十得六七”,那尚未得之的十之三四,当是对《文心雕龙》理论范畴和概念的训释。以今天的观点看,如果要说黄注有什么缺点,这应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但从上述诸家对黄注的批评看,似乎指的并非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无论纪评还是李补,尤其是李详所谓补正,其着重点与黄注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或许这是前人观念及需求与今天的不同了。


与黄注多遭“讥难”不同,对纪昀的评语,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云:“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或曰:文达辨体例甚严,删改故籍、批点文字,皆明人之陋习,文达固常诃之,是书得无自戾与?余曰:此正文达之所以辨体例也。学者苟得其意,则是书之自戾,可无议也。虽然,必有文达之识,而后可以无议也夫!”[16]显然,吴氏对纪评的推崇,颇有以其为是非之准绳的味道。


但饶有趣味的是,近人张尔田却对纪评不以为然。其谓《文心雕龙辑注》云:“自古统论学术者,史则有《史通》,诗则有《诗品》,文则有此书;惟经、子二部无专书。余近籑《史微内外》篇,阐发六艺百家之流别。既卒业,复取八代文章家言揅治之,因浏览是编,证以《昭明文选》,颇多奥寤。而所藏本乃纪文达评定者,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不一而足。继而又得此册,虽非北平原椠,尚无纰缪;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17]吴氏对纪评近乎顶礼膜拜,张氏则谓其“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一褒一贬,也真是“判若霄壤”了。值得注意的是,张氏虽然没有直接对黄注置评,但所谓“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其对黄注的欣赏是显然可见的。


其实,纪评确有自己的特点,相对于黄注、李补的注重释事,纪评时涉《文心雕龙》理论内涵的发掘,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正如祖保泉先生曾指出:“纪氏对《文心雕龙》既赏其辞章,又评其义理,因而‘纪评’所涉较广,可以说理论、批评和鉴赏,兼而有之。”因此,“就‘纪评’整体看,缺点固然不少,但仍有可取之处,它仍不失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18]



黄注一方面是值得重视的龙学奠基之作,另一方面又受到众多大家的“讥难”,也许正是这种尴尬之境,使得黄注在今天流传不广,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在时下的众多版本相比,黄叔琳之书可以说较为落寞。笔者也以为,单独印行的黄注本已不适合阅读和使用,一是《文心雕龙》文本问题,二是黄注中的一些内容确乎存在问题,有些文字为纪昀所批评,自是事出有因的。如《宗经》篇注后,黄有一段文字谈到该篇的校勘:


是篇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有“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云云,无“然览文”以下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生辞,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云云(注:四句十六字原脱,朱从《御览》补),无“观辞立晓”以下十二字。“谅以邃矣”下,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云云。按《尔雅》本以释诗,无关《书》之训诂;且五经分论,不应独举《书》与《春秋》,赘以“览文”云云。郁仪所补四句,辞亦不类,宜从王惟俭本。[[19]


但纪昀随后指出:“癸巳三月,与武进刘青垣编修在四库全书处,以《永乐大典》所载旧本校勘,正与梅本相同,知王本为明人臆改。”[20]这一正再正说明黄本确乎存在问题。不过,仔细追究下去,纪昀只是接着黄校的话往下说,并未真的与梅本比对一下,所谓“正与梅本相同”云云,他其实被黄校误导了,所以他又在眉批中讥黄“此注云从王本,而所从仍是梅本”[21]。《四库总目提要》中再申此论,其云:“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维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22]实际上,黄氏只是说“郁仪所补四句……宜从王惟俭本”,而整体而言,本篇原文既未从王本,也没有从梅本,而是从元至正本。


笔者翻检梅本发现,黄校这段话,如果是对梅本的描述,则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梅本无的,被说成了有,有的则被说成了无;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对梅本的勘正,认为其应当如此,但问题是其中又有一些话,确实是对梅本的描述。所以总体而言,这段话殊为不伦,或本非连贯之语,而只是校勘过程中的随手标记而已。笔者把梅本与元至正本进行比较,试做正确的描述如下:


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无“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三句,有“然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王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四句,并有校语“四句一十六字元脱,朱按《御览》补”,无“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九字。“谅以邃矣”下,无“《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四句。


显然,如果纪昀看到这样的描述,就不会说“正与梅本相同”、“仍用梅本”之类的话了,可见黄注的那段话实在是误人不浅的。


因此,笔者以为,居今而言,黄注、纪评、李补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纪评不仅评《文心雕龙》,亦评黄氏之说,兼评黄氏之注;李补不仅补黄氏之注,亦正纪昀之评。虽纪评、李补规模不算大,但有时要言不烦,往往切中肯綮;有时则顺藤摸瓜,对所用事典详为爬梳,令人知其本末而豁然开朗。实际上,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2012年)便将黄注、李补收入,可谓独具慧眼,只是未收纪评。周振甫先生的注释本有纪评而未收李补,且纪评亦不收其对黄注的评论。近亦有将黄注本标点出版者,却既无纪评亦无李补,且点校亦存在不少问题。可见,一个将黄注、纪评、李补融为一炉的《文心雕龙》读本,乃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在黄注、纪评、李补之后,再加上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要言不烦之“阐说”,这样一个《文心雕龙》的旧注本,应该说就更有特点了。据刘氏所引《文心雕龙》原文推断,其作“阐说”所据之版本,即为黄注、纪评本;其对纪昀评语,尤多商榷或评说。而且,刘氏亦显然读过李详对黄注、纪评的补正[23]。因此,黄注、纪评、李补、刘说相辅而行,正是群英荟萃、珠联璧合。同时,以《文心雕龙》的新校原文替换黄注本的原文,则使得这样一个旧注本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整理旧注本而言,完全可以使用黄注本的原文,这样更为方便和简单而少生是非,但黄注本的原文虽然在校勘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黄氏未能看到唐写本,因而其对《文心雕龙》前十四篇原文的校勘,必然不能与后人相比,这是历史的原因。因此,如果继续使用黄氏所校原文,对读者而言,便看不到近百年来《文心雕龙》原文校勘方面的成果,阅读使用也极为不便。诚然,毋庸讳言,限于辑校者的水平,新的文本自然也有新的问题,纪昀所谓“不免於妄改”甚至“以意雌黄者”[24],可能很难避免。但笔者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与黄氏原本相较,新的文本应当更接近刘勰的原文,从而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用;虽其仍难免错讹,但倘若略少于黄本之错,则已有所值矣。



如上所述,为便于读者阅读使用,本书《文心雕龙》原文采用笔者《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之《文心雕龙》原文,并加以修订。惟《隐秀》篇之补文,笔者以为其为后人所补而非刘勰原作,但由于黄注、纪评均有所及,故亦一并收入,而用楷体排版,以示区别。


由于本书所用《文心雕龙》原文为新校文本,故原《文心雕龙辑注》在《文心雕龙》原文中所出的校勘文字一般不再保留,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笔者以按语形式引录。黄注、纪评、李补的有些内容亦属于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校勘,由于其往往涉及对原文的理解,故一般予以保留,以备参考。


由上之故,本书注释所列条目与黄注原本偶有不同。一是文字的差异,如《征圣》篇“文章昭晢以效离”句,“效离”,黄注原本作“象离”,本书注释条目则随原文作“效离”,而注释内容则不变。为避免产生歧义,笔者一般以按语形式作简单说明。二是条目的增减,如《征圣》篇“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句,黄注本作“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因此而有“子政”、“稚圭”两个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两个条目。再如《正纬》篇有“绿图频见”句,黄注本作“图箓频见”,因而有“图箓”的注释条目,由于“绿图”条目前已有注,故本书删掉了“图箓”的条目。又如《铭箴》篇“灵公有夺里之谥”,黄注本作“灵公有蒿里之谥”,故有“蒿里”的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个条目。这种情况极少,基本就是这里所说的几处。


关于评语。本书虽署纪评,实则黄叔琳亦有部分评语,为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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