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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华夏衣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历数中国古代服饰史上重大变革,尽展华夏服饰之盛况

作者:孙机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7-01

书籍编号:30602094

ISBN:978753258141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4643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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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的组玉佩


在大量使用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中,质地最精的“美石”——玉的被利用,既合乎情理又异乎寻常。说它异乎寻常是因为这种莹润坚致的矿物不仅产量稀少,而且其高硬度和由于结晶状态不同而表现出的各种特性,如顶性、卧性、韧性、拧性、斜性以及脆性、燥性、冻性等,使许多玉料无法通过凿击取形,碾琢工艺则极为繁难。只是在先民以惊人的热忱投入巨大的创造性努力的情况下,玉器才在古代中国崭露头角,放射出夺目的光彩。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极大,从而其价值也被推上极峰,成语所称“价值连城”即源于对玉器的估价[1]。因此到了历史时期,玉器——特别是琢制精美的玉器,一般很少有人拿它当工具来使用。就劳作的实际需要而言,更廉价,更易制作,且便于修理加工和回炉重铸的金属制品比玉器更占优势。所以玉器基本上可以归入礼器和礼器以外的工艺品等两大类。夏鼐先生曾把商代玉器分作礼玉、武器和工具、装饰品三类。但先生的论文中又指出:这些“武器有许多只是作仪仗之用,不是实用物”。[2]其实几乎所有的玉制刃器均不耐冲击,不适宜在战场上用于格斗。它们既被视为仪仗,则仍然属于礼器。所以像《越绝书·外传·记宝剑》所称“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的说法,则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不可能普遍用玉器作为伐木和挖土的工具,更难以据此推导出一个“玉兵时代”或“玉器时代”来。由于质脆价昂等特点,玉器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使它成为在精神领域中影响大,在生产实践中作用小的一个特殊器类。所以像C.J.汤姆森提出的以生产工具之材质为依据,将史前时期分成石器、青铜器、铁器等时代的体系里,也安排不上玉器的位置。


玉礼器中最被古人看重的是瑞玉,但这里面有些器物的含义既神秘,造型又比较奇特,如琮、璋之类,性质不容易一下子说清楚。可是瑞玉中的璜和璧,特别是与璧形相近的瑗和环,早在原始社会中就同玉管、玉珠等玉件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组玉佩的雏形。组玉佩既有礼玉的性质,又有引人注目的装饰功能,随着其结构的复杂化和制度化,乃逐渐成为权贵之身份的象征或标志。它的起源悠古,历代传承,其胤裔一直绵延到明代尚未绝迹。尤其是两周时期,组玉佩在服制和礼制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其演变过程却长期未曾得到较明晰的解释。清·俞樾《玉佩考》说:“夫古人佩玉,咏于《诗》,载于《礼》;而其制则经无明文,虽大儒如郑康成,然其言佩玉之制略矣。”[3]所幸近年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始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约略可辨的线索。


璜和璧类均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从北方的红山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中原的河南龙山文化到江南的良渚文化中都有它的踪迹,并发展出多种式样。“弧形璜较常见(仰韶、马家窑、大溪、马家浜、崧泽、宁镇地区等),折角璜应属弧形璜的变例(马家浜、良渚、大溪),半璧璜常见于长江流域(崧泽、良渚、薛家岗、大溪等),扇形璜则多在黄河流域(仰韶、中原龙山、马家窑等)。其他的特例有薛家岗文化的花式璜、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璜、红山文化的双龙首璜等”[4]。在这时的遗物中已经发现用璜充当一串佩饰之主体的作法,它被串连在玉佩中部的显著位置上。如江苏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的玉佩饰,由二十四件玉管和三件玉璜组成[5](图1-1)。当时的人们将它套在颈部,垂于胸前,所以考古学文献中或称之为项链;周代的组玉佩很可能正是在这类项链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不过周代的和原始时代的玉佩之间的承袭关系目前还说不清楚,因为在商代尚未发现可以作为其中间环节的标本。如安阳妇好墓出土各种玉饰达二百六十六件,却看不出有哪些是串连成上述组玉佩形的。所以本文仅以周代的组玉佩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


在西周,以璜为主体的组玉佩很早就出现了。山西曲沃曲村6214号西周早期墓中出土的两套组玉佩,下部正中皆悬垂二璜,上部有玉或石质的蝉、鸟、鱼形,并以玛瑙、绿松石、滑石制作的小管串连起来。这两套组玉佩各有二璜,可称为二璜佩[6](图1-2∶1)。陕西长安张家坡58号西周中期墓出土的组玉佩,以三璜四管和玛瑙珠串成,可称为三璜佩[7](图1-2∶2)。也属于西周中期的陕西宝鸡茹家庄2号墓棺内出的则是一串五璜佩,不过这串玉佩和其他各种玉饰件混杂在一起,发掘报告中没有把它明确地单独列出来[1]。同类五璜佩在山西曲沃北赵村91号西周晚期墓中出过一串,五件璜自上而下弧度递增,安排得很有规律[8](图1-2∶3)。在西周晚期的大墓中,以多件玉璜和玛瑙珠、绿松石珠、料珠等串连成的组玉佩已发现不少例。北赵村31号墓出土的六璜佩,上端套在墓主颈部,下端垂到腹部以下[9](图1-2∶4)。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2001号墓出土七璜佩,七件璜自上而下,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其下端亦垂于腹下(图1-2∶5)。此墓墓主虢季是虢国的国君。同一墓地之2012号墓墓主为虢季的夫人梁姬,则以五璜佩随葬[10]。多璜组玉佩中已知之璜数最多的一例见于北赵村92号墓,为八璜佩,这串玉佩中还系有四件玉圭,恰与金文的记述相符[11](图1-2∶6)。由于它们皆以多件玉璜与玉管、玉珠等组合而成,故可名为“多璜组玉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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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新石器时代的玉佩饰(南京北阴阳营出土)

上述组玉佩虽均出自墓葬,但它和覆面上的那些玉饰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大多数应是墓主人生前佩戴之物,即《礼记·玉藻》所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有人把它们笼统地归入葬玉的范畴,不确。虽然,本文上面的叙述给人以西周晚期组玉佩用璜较多的印象,但璜数的变化并不是按照时代先后直线增加的。因为除了时代的因素外,它还受到地区差别的影响和墓主社会地位的制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组玉佩是贵族身份在服饰上的体现之一,身份愈高,组玉佩愈复杂愈长;身份较低者,佩饰就变得简单而短小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则与当时贵族间所标榜的步态有关,身份愈高,步子愈小,走得愈慢,愈显得气派出众,风度俨然。《礼记·玉藻》:“君与尸行接武,大夫继武,士中武。”孔颖达疏:“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蹑,每蹈于半,半得各自成迹。继武者,谓两足迹相接继也。中,犹间也。每徙,足间容一足之地,乃蹑之也。”也就是说,天子、诸侯和代祖先受祭的尸行走时,迈出的脚应踏在另一只脚所留足印的一半之处,可见行动得很慢。大夫的足印则一个挨着前一个,士行走时步子间就可以留下一个足印的距离了。不过这是指“庙中齐齐”的祭祀场合,平时走得要快些,特别当见到长者或尊者时,还要趋。《释名·释姿容》:“疾行曰趋。”这种步态有时是致敬的表示。《礼记·曲礼》:“遭先生于道,趋而进。”《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从而可知步履之徐缓正可表现出身份之矜庄,而带上长长的组玉佩则不便疾行,又正和这一要求相适应。故当时有“改步改玉”或“改玉改行”的说法。《左传·定公五年》说季平子死后“阳虎将以玙璠敛。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杨伯峻注:“据《玉藻》郑注及孔疏,越是尊贵之人步行越慢越短。……因其步履不同,故佩玉亦不同;改其步履之疾徐长短,则改其佩玉之贵贱,此改步改玉之义。”又《国语·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不许,曰:‘……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韦昭注:“玉,佩玉,所以节行步也。君臣尊卑,迟速有节,言服其服则行其礼。以言晋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此制不仅适用于王侯,大夫等人着朝服时亦须遵循。《礼记·玉藻》:“将适公所,……既服,习容,观玉声,乃出。”正义:“既服,着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习仪容,又观容,听己佩鸣,使玉声与行步相中适。玉,佩玉也。”等而下之,一般贵族也视以佩玉节步为礼仪之所需。《诗·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毛传:“傩,行有节度。”郑笺:“美其容貌与礼仪也。”虽然目前出土的资料不足,还无法将组玉佩的规格和贵族的等级准确对应起来,但它的功能性的作用是节步,礼仪性的意义是表示身份。对此,似已无可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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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西周的多璜组玉佩

1.二璜佩(山西曲沃曲村6214号墓出土)2.三璜佩(陕西长安张家坡58号墓出土)3.五璜佩(山西曲沃北赵村91号墓出土)4.六璜佩(山西曲沃北赵村31号墓出土)5.七璜佩(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2001号墓出土)6.八璜佩(山西曲沃北赵村92号墓出土)


同时也应注意到,《礼记·玉藻》在提到君子玉不去身时,还说:“君子于玉比德焉。”《礼记·聘义》中认为玉有“十一德”。《管子·水地》则认为玉有“九德”。《荀子·法行》认为玉有“七德”。到了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玉德归纳为五项:“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卢兆荫先生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五德’概括了玉的质感、质地、透明度、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以及坚韧不挠的物理性能。五德中最主要的德是‘仁’,是‘润泽以温’的玉质感。‘仁’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所以儒家学派用‘仁’来代表玉的质感和本质。”[12]然而并非所有玉器都是玉德之恰当的载体,在一枚玉韘或玉弭上,似乎难以全面地反映出这许多道理来。而代表君子身份的组玉佩,对此却可以有较完整的体现。本来古人就看重佩饰的象征意义,如佩弦、佩韦之类。而带上组玉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经常听到佩玉之声,则“非辟之心无自入也”,岂不正显示出玉德的教化作用吗?郑玄在《玉藻》的注中又说,当国君在场时,世子则“去德佩而设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这里出现了两个名称:德佩、事佩。据孔颖达疏:“事佩:木燧、大觿之属。”则事佩乃如《内则》中所记“子事父母”时所佩戴的那些小用具。而德佩显然指的就是组玉佩了。


不过周代的玉佩也不能都包括在德佩和事佩两类中,有些佩饰虽不知其当时的名称,却似乎应划在这两类之外,它们在出土物中也一再见到。比如一种玉牌联珠串饰,早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的甲组建筑遗址内已出土,玉牌呈梯形,雕双凤纹,其所系之珠串虽不存,但在玉牌底边上有系珠串用的十个穿孔[13]。曲沃曲村6214号西周墓早期出土的这种佩饰比较完整,其梯形牌为石质,雕对鸟纹,牌下端系有十串以玛瑙、绿松石管和滑石贝、珠等组成的串饰[14]。至西周晚期,实例增多,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及山西曲沃北赵村31、92号墓均出[15]。其中北赵村31号墓的玉牌联珠串饰与六璜佩伴出,一同挂在墓主胸前。玉牌亦呈梯形,雕龙纹,其上端有六个穿孔,系六串玛瑙珠,下端有九个穿孔,系九串珠饰,整套佩饰长67厘米,亦可垂至腹间。而92号墓出土的两组玉牌联珠串饰,一组出在墓主右股骨右侧;另一组中杂缀玉蚕、玉戈、玉圭等饰件,出于墓主左肩胛骨下,原应佩于肩后(图1-3)。其佩戴方式互不一致,显得颇不规范,它们的地位应比多璜组玉佩为低。另外还有各种小型玉佩,有的只以几件玉管、玉珠或玉环、玉蚕等物组成,结构不固定。还有一种以一环一璜组成,在洛阳中州路西工区、信阳2号楚墓和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人像身上,都刻划出这种佩饰[2](图1-4)。这些人物为小臣、舞姬之流,身份不高,他们的玉佩中只有一璜,可名“单璜佩”。《韩诗外传》卷一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璜而浣者”;她佩戴的大约也是单璜佩。此类佩饰的地位是不能和多璜组玉佩相提并论的。


多璜组玉佩既然是代表大贵族身份的仪饰,那么如此重要的玉器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之册命辞所记锡物的名目中应有所反映。陕西扶风白家庄1号窖藏所出的西周懿孝时的八件“华夏衣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簋”和四件“华夏衣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钟”,铭文中都说是因王“锡佩”而作器[16]。锡佩作器之记事他处虽罕见,可是命服中的“赤巿幽黄”、“赤巿悤黄”、“赤巿冋黄”、“朱巿五黄”[17]等,其所谓“黄”就是佩饰中的璜;《五年琱生簋》中正作“璜”,《县妃簋》中还提到“玉璜”,更足以为证。“赤巿幽黄”、“赤巿悤黄”无疑就是《玉藻》中的“再命赤韨幽衡,三命赤韨葱衡”。而《诗·曹风·候人》毛传作“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则黄即璜,即衡,即珩。《小雅·采芑》说:“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还为葱珩加上反映其质地的形容词。毛传:“玱,珩声也。”充分说明珩是玉制品。以上各点本来极清楚,但唐兰先生于1961年发表的《毛公鼎“朱韨、葱衡、玉环、玉瑹”新解》一文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黄、衡不是珩,而是系巿的带子。他说:“两千多年来,‘韨’与‘衡’的制度久已失传,今天,如非掌握大量两周金文资料,对汉代学者所造成的错误是很难纠正的。至于玉佩的制度,由于‘葱衡’不是佩玉,过去学者的许多说法,都已失去根据。”[18]唐说得到了陈梦家先生和林巳奈夫先生的支持。陈先生说:“金文名物之‘黄’不是玉器而是衣服的一种。”“金文的朱黄、素黄、金黄、幽黄、葱黄即《玉藻》的朱带、素带、锦带、幽衡、葱衡;而幽衡和缁带可能是同类的。”[19]林先生说:“秦以后有表明身份差别的垂带‘绶’,以黄赤、赤、绿、紫、青、黑、黄等色的绢丝组织成带。关于绶的起源,据传是在韨、佩废止后,由其纽一部分残存而成的。另方面《礼记·玉藻》也有关于‘衡’因身份高下而颜色不同的记载,西周金文上连着巿的各种颜色的黄(衡),当然应该是与身份的高下区别有关了。黄相当于衡,也有横的意思,是在巿上面与巿本身成直角的带子,……这条带子被称为衡即黄是很有可能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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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玉牌联珠串饰(均为山西曲沃北赵村92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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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单璜佩

1.洛阳中州路西工区东周墓出土2.信阳2号楚墓出土3.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以下试对三位先生的说法略事分析;匪敢逞其私臆,唐突鸿彦,只是因为受到近年之出土文物的启发,感到已有条件对这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首先,唐先生认为金文中“葱黄”、“幽黄”、“朱黄”、“金黄”之葱、幽、朱、金“是颜色,但决非玉色”[21]。林先生补充说:“金文中‘朱黄’之例数见,朱色的‘黄’被当作佩玉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殷及西周时代,不仅佩玉,一切工艺品中都没有使用赤玉的例子,上村岭虢国墓发现的鸡血石之类红色小玉算是很早的例子,春秋后期有若干红色玛瑙环等,《说文》有‘色玉也。瑕,玉小赤也’等记载,可见红色玉的语汇不是没有,但红色系统的半宝石类在古代中国向来不为人所尊重。此项事实与唐兰所谓金文中‘黄’上面的形容词是有关染色的名称一并探讨,可知‘黄’非佩玉是无庸置疑的。”[22]但事实上古人很重视玉色,称之为玉符[23]。汉·玉逸《正部论》说:“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曹丕《与钟大理书》中也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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