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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儿童发展心理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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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琼·利特菲尔德·库克,(美)格雷格·库克,和静,张益菲等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03568

ISBN:978750868790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6784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心理学

全书内容:

沈从文的文学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Rosa Lombardi(1)著 吴娟娟译


本文通过研究沈从文散文文论反思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沈从文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创作了大量作品。他深信文学能改变中国的未来,专注于探讨独创性、创新性与想象力,并认为没有这些特征,作品就不能成其为文学作品。沈从文也鼓励年轻作者进行风格研究和实验,希望在这一受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影响越来越敏感时期创立全新的文学作品和诗性语言。


一、沈从文的散文与30年代的中国文坛


本文中分析并探讨的沈从文散文文论大多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文化及文学经历急剧变化的动荡时期,也是在这段时期内沈从文创作了他最为重要的作品。1949年后不久,由于对左翼文人的努力漠不关心,沈从文被郭沫若(1892—1978)批评为“反革命作家”。之后不久,沈从文逐渐停止了创作。(2)


尽管沈从文(1902—1988)多才多艺,是重要的作家之一,但他一度在中国文学中销声匿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之后(3),他的作品才得以重新出版,之后受到中西方学者的广泛赞誉。


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已相当多,(4)但鲜有学者研究他思考文学的散文,虽然这类文章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占了相当大一部分。(5)


中国评论家也往往只关注沈从文的生活和小说。(6)一些评论家分析了沈从文的美学思想,目的是试图将他归为现实主义作家,从而为他的作品找到合理性。(7)至今为止,没有任何西方研究是专门探讨沈从文的散文文论的。(8)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文论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从中不仅能看清沈从文创作的发展过程及其文学思想,也能对当时的文坛上的种种论战有所了解。


在20世纪初期,外国现代哲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不断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中国文学,也促使不断涌现的作家纷纷进行新的表达方式的实验与尝试,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文学论战的爆发。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验与创新蔚然成风:有些作家推崇现实主义,有些偏爱法国自然主义、浪漫主义、主观主义,而有些则宣称主张艺术完全脱离政治的唯美主义或理想主义。几年之后,随着政治局面的变化,又有一些人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创作了深受政治信仰影响的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讨论最多的问题是创作自由和语言变革(1934年)。创作自由这一问题由左翼作家胡秋原(1910—2004)提出,他认为艺术自由对创造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并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留声机”。紧接着,苏汶发表“论第三种人”,支持胡秋原。“第三种人”是指不站在任何阶级立场上,既不属于无产阶级,也不属于资产阶级。苏汶(1914—1969)反对政治干预艺术,并指责左翼作家联盟对作家施以太多压力,虽表明了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无用”,但忽略了写作的表达价值。1935年,左翼亟须与国民党形成抗日联盟,从而将充斥着爱国情怀、促进联合抗日的“国防文学”推向了论战的风口浪尖。(9)


沈从文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他也不参与左翼组织的辩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沈从文继续坚持文学必须不受外部压力的影响,无论该压力来源于严格的指令、政治程序还是市场需求。他还努力想发起一场研究作品内在品质而非社会最新趋势的批评运动。


1933年,沈从文反思文学创作并批评某些作家的作品很“轻浮”,从而引发了文学界“京派”与“海派”之间的激烈论争。(10)沈从文批评海派文学作品语言拙劣、风格平庸、话题狭隘(大都写爱情故事),同时也指责上海作家过于世俗化和商业化。沈从文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激起人们对文学、文学的目标和方法以及作家对自己作品的反思。(11)


但在我看来,沈从文散文文论中最引人入胜的是那些探讨严肃的文学议题,如作家的修养、风格、语言,主题以及文学目的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以笔记或印象杂记的形式出现,一般不遵循严格的章法或理论框架,对文学理论也没有定论。然而,正是作为作家本身独特的经历和作家对写作的这种反思使得它们意趣盎然。


沈从文的散文文论大体可以分为四类:著作的前言或后记;作家作品批评或文学思考;鼓励年轻作家和诗人的书信,发表于当时报刊或他主编的期刊的书信;(12)以注释、笔记、杂记和内心独白等形式出现的文章。(13)


本文按时间顺序梳理沈从文的散文文论创作,探析隐藏其后的文学思想并试图呈现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坛。


二、沈从文作品中的写实主义观和“诚实”


沈从文的作品是写实主义的。他认为写实主义是对现实的艺术描写,对写作技巧的训练至关重要;他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这一具有浓厚政治意识的概念。20世纪30年代末风靡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是教条式的:个人经验要么与集体融为一体,要么因脱离集体而轻如鸿毛,而写作风格和技巧却是次要的。


对人和生活的关注促使沈从文描写人的精神世界、梦境和灵魂。


正如许多“五四”后创作未艾的作家一样,沈从文坚信“新小说”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并为解决民族灾难提供借鉴。为此,文学必须成为再现并分析现实的工具,并能够反映人民的真实需求和愿望。“新人”的形成将推进社会革新的进程并加快中国进步的步伐。


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里,沈从文写道:


“这种人(新文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14)


沈从文的这种观点正与“五四”那一代人的呼求不谋而合。该观点首先由梁启超(1873—1929)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提出,(15)并为胡适(1891—1962)之后提出“八项主张”铺平了道路。


沈从文虽认为这些主张很抽象,但同时也深受全新信念和理想的鼓舞。于是,20岁的沈从文离开湖南,作别军队生活,来到北京读书学习,寻求救国之路。(16)


在创作初期,沈从文无疑深受周作人(1885—1967)和文学研究会主张的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观的影响。文学研究会是1921成立的文学团体,周作人恰是创始人之一。


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影响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大批作家,但可考证的信息却很少。个中缘由正如王继志在其论作中强调的一样,(17)即在抗日战争期间,周作人被指责为卖国通敌,之后他的作品长期被谴责并被遗忘。


众所周知,“人的文学”观促进了描写真实生活、碰触广泛社会问题的小说的产生,它们旨在唤醒个人良知,为中国的精神重生创造合适的条件。周作人受进化论影响,认为人是灵肉统一的。在他看来,人类的进化表明人拥有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本能。因此,文学必须展现普通人的生活和问题,注重揭示生活的具体状况;如此,读者便能认识到当下状况与理想生活的巨大差距,并不断变革完善。


此外,周作人区分了人的文学和非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如莫泊桑的小说《一生》等,能维护人类尊严,改良社会;而“非人的文学”则往往为旧道德摇旗呐喊(如《肉蒲团》(18))。


沈从文深化了周作人的人道主义理论,并认为文学能重新唤起人们对灵魂的关注并不断改善现实的生活状况。沈从文还区分了“生活”和“生命”两个概念。前者指人的动物本性,人和其他生物都具有,属于物种生存的范畴;而后者关系到精神本性。两者并不相对,相反,正如周作人的“动物性”和“理性”一样,处于动态关系中。


在沈从文看来,文学能拓展人的知识面,使人认识到超越基本需求和物质渴望的精神生活的存在,进而促使人开发其无穷潜力。沈从文在30年代末创作的散文中讨论过这些问题。那时他作为作家已小有名气,开始在武汉大学任教,创办了月刊《红黑》,并开始为一些文学期刊撰稿。(19)


早在1931年,沈从文就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文学的本质和目的,评论“五四”后第一个十年里的小说创作。他认为除了极少数作家,如鲁迅、郁达夫、许地山、叶圣陶和冰心等,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很幼稚肤浅、语言文白夹杂,行文粗糙不自然(20)


究其原因,沈从文认为作家缺乏创作技巧,不能胜任创作任务(要探究的问题是如此广阔,而创作技巧却过于局限)。(21)许多作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对所描写的话题和现实生活知之甚少。此外,他们的作品缺少“诚实”,在情感上也不能引起读者共鸣。


正如邓腾克所言,(22)“诚实”的概念在儒家传统中早有呈现,代表着一种生活原则,即诚实的人才能与天合一,才能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保持统一。


叶圣陶(23)在探讨内心世界(艺术家的)和外部世界的桥梁只有通过最终导向创作的个人发展历程才能建立时,也再次提到这一概念。


对沈从文来说,“诚实”是指艺术家在作品中创造生动情感,并流畅连贯地再现现实的能力。尽管沈从文坚信文学要活生生且真真实实,能反映现实生活,但他对20年代那些现实主义作品的批评,并不是在于这些作品的缺乏真理方面,而是在于缺乏艺术家的情感投入。在当时,“真理”标准日渐获得左翼文人的青睐。


沈从文评论道,即使许多作家开始关注一直处于文学边缘的社会底层和普通人的生活,但却仅仅描述他们的无知、冷漠和迫于物质匮乏的绝望生存。鲁迅在作品中以悲观、幻灭的笔调描绘了落后、保守的农民阶级,而沈从文则在他作品的主人公上(工匠、农民、船夫、士兵、土匪、妓女、小贩)倾注了深厚的情感和人道主义,将他们刻画得生机勃发、乐观向上。尽管存在弱点、会犯错,但他们能够深刻体验深沉而真挚的情感,如友谊和爱情。


三、技巧,语言和创作过程


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不同,沈从文认为文学的意义不只在于其内容。沈从文反对30年代流行的文学思潮,即作家只关注作品的内容和思想表达。与此同时,沈认为创作技巧对文学同样重要——正是创作技巧使文学成为艺术。这种观点在当时极为革新且富挑战性,与正统批评家论争正酣的话题格格不入,沈从文因此被贴上了“形式主义作家”的绰号——过于注重作品形式而忽视内容。


在正统批评家看来(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有着中产阶级倾向的作家才会注重作品的艺术技巧、语言和结构;作品形式与现实和历史无关。因此,写实主义也被认为是对现实的“模仿和复制”。


沈从文的文论注重文体创新,并试图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众所周知,20世纪初,将白话取代文言文并没有形成现代文学语言。20年代和30年代是个过渡期,作家创作的语言既有文言文的痕迹,又夹杂着白话、方言,句法形式也受西方翻译作品的影响。


那时期,一大批外国文学和哲学作品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引进中国,许多中国作家靠翻译这些作品谋生。


沈从文认为要创作文学作品,作家必须学会创作技巧。这技巧是写好故事大纲,研究并形成个人风格并熟练运用语言的最终结果,是创造平衡和谐的作品、实现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必要工具。(24)


在进行文学创作之前,作家必须要有一个准备过程,观察周围人事,获取人生体验的知识。这知识既包括外部世界,也包括作者的内心世界。通过这些知识,作家可以捕捉自然的任何声音、色彩、图案或形式,进而分析它们对作者情绪和感觉的影响,这即是沈从文所说的“情绪的体操”。(25)


作家在行文布局时需遵循“经济”原则,比如说,作家必须努力在作品中保持平衡,一方面要避免词语和表达累赘,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过度简洁。这样创作出的作品自然浑然一体,真是“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


沈从文认为表情达意取决于词语的选择和运用。熟读古今书籍能为作者提供更多的学习和练习材料(词汇和表达应当随时随地存储到记忆里),(26)就如朗读诗歌可以让人们重新感知语言的音乐美。如果创作要如有魔法般感染人,(27)并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作家必须具有渊博的语言知识(执笔于手要能灵活调动各种官能捕捉声音、色彩和香味,亦能在现实、记忆与想象之中自由驰骋)。(28)


要达到此境地,作家必须不断地学习和习作,同时也必须将创作看作是神圣的,需要付出百分之百的诚心和努力。


因此,沈从文认为创作并不能奇迹般一蹴而就,不学无术的天才也创作不出作品,相反,创作是坚持不懈地研究与实验的结果:


“我总以为这个工作比较一切事业还艰辛,需要日子从各方面去实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乎凑合,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29)


他认为作家的使命是不断地探索创造力,大胆尝试各种风格和体裁。


培养创造力也意味着要创新故事情节,避免落入俗套的窠臼,要有全新的开头和结尾,不管是轻松喜悦还是英雄主义的悲壮。(30)


沈从文的作品类型宽泛,创作手法多样:如在《若墨医生》里,对话是全文的主要元素;而在《腐烂》中,全文无对话,故事也主要靠“意识流”展开;《月下小景》则是一个幻想故事;《湘西》又是旅行杂记。


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政治环境的烙印。尽管他努力保持温和立场,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纯文学问题上,但他还是严厉批评了政治宣传和商业文学,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强制实行的抑制性措施。当时对言论绝对自由的呼声异常高涨,沈从文多次公开谴责国民党在30年代推行的非法的禁书制度,(31)而在胡也频(32)和朋友丁玲(33)被捕后,沈从文又痛斥南京国民党的恐怖政策。


沈从文将文学的僵化归咎于左翼在1936年和1937年间强加给文学的政治指令。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基于教条化的公式,这样产生的作品都差不多。他鼓励发起一场运动,促进作家保持独立思考并投身创作更多作品。只有这样,才可以创作出有独创性的作品,表达作者个人而非某政治团体的观点。(34)


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创作中,沈从文再次强调,作家如果要写出超越民族利益和界限的中国文学作品,必须潜心投身于创作。


但语气似乎更加冷静和温和,这也展示了沈从文一直想要向别人解释、阐明并鼓励大家创作的愿望。他的文风也逐渐变化,在更加抒情和描述性的散文里时不时点缀一些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想。明显展示了他对政治局势的担忧。对即将到来的事态,沈从文充满恐惧和忧虑,因为它将阻碍20世纪初期以来的文化和创新进程。


四、小说主题和文学的“真”:实验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沈从文重提有关短篇小说的话题,几年前他在一次会议上就讨论过。(35)同时,他重申文学的性质是处理“人事”。“人事”在这里极其广义,“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一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36)


他认为把人事和梦相混合,处理恰当,并用语言文字好好装饰,才可能成其为小说。


正如前文所说,恰当阐述主题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描述外部现实,也不是具体地呈现事实,而是尝试让真实生活的内部逻辑在小说里淋漓尽致的展现。沈从文认为文学的“真”表现在流畅连贯地呈现主题和情感上。“真”要高于作为其起点的写实主义,并将幻想、作者的想象和表达、内心世界、梦以及作品的内容作为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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