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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赵撝谦《六书本义》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张治东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书籍编号:30611826

ISBN:978752016057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613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传统文化

全书内容:

赵撝谦《六书本义》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总序


宁夏社会科学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唯一的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建设成自治区党委政府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建设成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作为时代担当和发展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培根铸魂”为己任,以新型智库建设为着力点,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不断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积极担负起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崇高使命,按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体现原创性、时代性,体现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通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结项和博士论文的修改完善,产出了一批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要抓手,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智库,推出了一批具有建设性的智库成果,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科研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和前景。


加快成果转化,是包含多种资源转化在内的一种综合性转化。2019年,宁夏社会科学院结合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按照“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原则,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分批次从已经结项的国家、自治区级社科基金项目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中挑选符合要求的成果,编纂出版“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


优秀人才辈出、优秀成果涌现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从作者团队看,多数是中青年科研人员;从学科内容看,有的是宁夏社会科学院的优势学科,有的是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无论是传统领域的研究,还是跨学科领域研究,其成果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高学术水平,集中展示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的家国情怀和人文精神,体现出当代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和优良传统。


“宁夏社会科学院文库”是宁夏社会科学院新型智库建设的一个窗口,是宁夏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规范化、制度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实施学科建设规划,着力培养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集聚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支立场坚定、功底扎实、学风优良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要求科研人员在具备专业知识素养的同时,将自己的专业特长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以一己之长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一己之力,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优秀成果。我们希望以此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服务于自治区高质量发展。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宁夏社会科学院将以建设具有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色的新型智库为目标,坚持实施科研立院、人才强院、开放办院、管理兴院、文明建院五大战略,努力建设学科布局合理、功能定位突出、特色优势鲜明,在全国有影响、在西部争一流、在宁夏有大作为的社科研究机构。同时,努力建设成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强阵地,成为研究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重要力量,成为研究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成为开展对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成为自治区党委、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地方特色和区域特色鲜明的新型智库,为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


宁夏社会科学院


2019年12月

前言


六书理论是汉代学者研究小篆字体之后,继承前人说法而总结归纳出的有关汉字造字结构规律的理论学说,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汉字造字结构的状况,是汉代学者对文字学理论的重大贡献。然而,由于汉字出于众人之手,经历了不同时代,在汉文化圈的不同地区流传,形体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等阶段的演变甚至讹变,要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所有汉字,难免有不够穷尽的地方。虽然后代学者对六书理论进行了不断修改和补充,使之细目多达数十类,但仍然不能尽合所有汉字。因此,六书理论是一个有着较大局限的理论学说。这主要是因为,不是先有六书理论然后按照它的条例进行造字,而是先有造字实践然后才有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的一些规律和特点。


自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在其《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系统阐释六书理论以来,历朝历代学者通过各种尝试和努力,试图修正其中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完全超越六书理论而涵盖全部汉字结构的理论学说。因此,六书理论仍然是我们分析汉字造字本义及其结构规律的主要工具。明代文字学学者赵撝谦在郑樵《通志·六书略》、张有《复古编》等著述的基础上,苦心钻研许慎《说文》之要,对自己所收集的古文字资料加以精心考证,以当时的吴音为标准,结合文字的“音、形、义”三要素,对《六书本义》所收录的一千三百字给予了细致分析和阐释,形成鸿篇巨制《六书本义》。赵撝谦在其著述《六书本义》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六书理论的独到见解和看法,并提出了一些新颖观点,对我们今天研究汉字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赵撝谦《六书本义》自刊行以来,学界对该书的评论毁誉不一,有推举的也有批评的。明代焦竑《焦氏笔乘》称其“字学最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六书本义提要》认为:“《六书本义》辨别六书之体,颇为详晰。其研索亦有苦心,故录而存之,以不没所长焉。”可见,赵撝谦《六书本义》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界所认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则很少给予关注,仅对其在语言学史中给予一般性介绍,如在胡朴安《中国文字学史》、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等著述中,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只是作简要介绍,并未进行深入研究。


赵撝谦《六书本义》只是宋元明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缩影,相对汉唐和清代文字学研究的盛况,宋元明时期是我国文字学发展史上的低谷时期,这一时期缺少影响深远、成就卓越的文字学著作。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字学研究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足够重视,也很少有人对这一阶段的著作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但作为文字学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六书理论研究显然不应被忽视。这一时期文字学著作中所蕴含的一些思想和理论观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掘。


随着文字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近20年来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宋元明时期的文字学理论研究。党怀兴先生首开对宋元明时期六书理论研究的先河,在《宋元明六书学研究》中对赵撝谦“文字孳乳学”理论、兼书说、谐声说、假借说、转注说等问题作了一定探讨,指出了这一时期文字学理论研究的成就及不足,并对其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中肯评价。随后,一些青年学者包括诸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也逐渐介入这一时期的六书理论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宋元明时期文字学研究的空白。


总体而言,学界对宋元明时期文字学理论专著的研究还很不够,甚至有很多有关六书理论的著作至今尚未标点出版。王宁先生屡次提出:“对宋元明以及清代前期学术史的研究要给予特别的重视,因为自清代乾嘉以来,这是一直被忽视的时代,被曲解了的时代,理清这一时代的学术家底,才能动手写通代学术史。”党怀兴先生也呼吁:“提倡学术史专书研究,清理我们的学术家底,一本一本研究清楚,为今后写好通代语言学学术史奠定扎实的学术基础。”其实,在文字学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宋元明时期有关六书理论研究的过渡,才有了清代文字学研究的鼎盛。


公正地评价赵撝谦及其《六书本义》所涵盖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是我们当代文字学学者的责任所在。一方面赵撝谦《六书本义》确实存在缺漏,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墨守、维护许慎《说文》在文字学领域的宗法地位,再者学者们只看到了清代文字学研究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却忽视了宋元明时期作为汉唐到清代的过渡,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在文字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经过多年的苦心钻研和苦苦探索,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综合古今方家之说,尤其结合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和苏培成先生的现代汉字学理论知识,结合王力等先生的音韵学理论知识,通过与许慎《说文》、戴侗《六书故》,以及郑樵《通志·六书略》和张有《复古编》等著述比较,从汉字的“音、形、义”三方面入手,对赵撝谦《六书本义》做出综合考察和研究,试就其在汉语言文字学史上的地位给予适当评价,同时也对今后的文字学研究资以借鉴。


通过对古今学者观点的分析比较,我们对赵撝谦《六书本义》所涉猎的每一个文字学现象都给予深入分析和研究,在研究赵撝谦《六书本义》六书理论的同时,系统梳理这一时期的汉字运用情况,对照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以及现行简化汉字,厘清其中的发展脉络,以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与运用汉字服务。

绪论



古老的汉字,人称“出生不报,死而不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生生不息、未曾中断、历久弥新的文字。考古发现,大约出现在6000年前的半坡遗址刻画符号有可能就是汉字的雏形,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已经是我们当前所能见到的较为成熟的文字了。裘锡圭先生曾明确表示:“即使只从商代后期算起,汉字也已经有三千三百年左右的历史了。”[1]


汉字是当前使用人口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文字之一,具有集形象、语音和词义“三位于一体”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世界现存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苏培成先生指出,汉字不但有形、有音,而且还有义。[2]正因为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所以我们才清楚,“梨”和“犁”虽然同音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即使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我们仍然知道“梨”是水果,而“犁”是农用工具。如果写成汉语拼音,脱离了具体的文字背景,单独的一个“lí”,我们就很难断定它到底表示什么意思了。


苏培成先生推测:历代积累起来的汉字总字数有86000之多,“每一个时代实际使用的字数并没有这么多。据研究,甲骨文所用的单字约有四五千个。从商朝后期到周朝末期,一般使用的文字的数量,很可能一直在四五千左右徘徊。直到现代,据近年的统计,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也还是四五千的样子,加上罕用字不超过10000字”。[3]有学者提出,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能够知道3000左右汉字的来源和演变情况,就可以很好地使用汉字、能够轻松进行书面交流了。


那么,怎样才能了解汉字的来源和演变历史呢?怎样才能掌握常用汉字的本义及其词义演绎情况呢?我们认为,每个汉字都有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独特轨迹,若要更好地探求汉字的本义、了解汉字的发展史,就需要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依据。在分析大量汉字音、形、义的基础上,汉代学者把汉字的产生方式归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种类型,即文字学上所谓的“六书”。


“六书”并不是预先制定出据以造字的原则,而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实际情况加以客观分析得出的有关造字的条例或规律。因此,“六书”的“书”并不是书本或书写的意思,而是指文字的产生方式,也就是文字的六种造字类型。一般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是造字法,而假借、转注是用字法,即文字学史上由戴震所提出的著名的“四体二用说”。但是,关于假借、转注是用字法还是造字法,历来学界争论不休。


“六书”名称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周礼·地官·保氏》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4]然而,《周礼》只记述了“六书”这个名词,却并未对其加以解释和说明,再加上现有文献不足,我们对这个时期“六书”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


到了两汉时期,汉字形体的发展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甲骨文、金文和篆书等阶段,隶书已经成了当时通行的主要字体,对于先秦的文字制度,大多数人已不甚了了。[5]为了科学揭示汉字形体发展的演变规律和对古文经书中保存的古文字给予深入探究,西汉时期出现了研究汉字形体变化的古文经学派。


古文经学派的倡导者刘歆首发“六书”之旨,杜林、卫宏、贾逵、郑众、马融、许慎等人紧随其后[6],对汉字形体结构开始给予关注,并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们强调篆隶之别,主张包括对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鸟书等汉字的“六体”之分,汉代古文经学派开启了人们对汉字形体结构和文字形义结构研究的先河,“六书”研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关于汉字造字规律的理论最迟应该在汉代就已经形成,到两汉时期已经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班固《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7]《周礼·地官·保氏》郑众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8]六书理论的集大成者当属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许慎《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的问世标志着六书理论的正式形成。


《说文》是一部以分析汉字小篆形体为主,按照部首偏旁编排的字典式文字学著作。近两千年来,它不仅是文字学史上关于六书理论的首创之书,更是探讨古代文化、研究古文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对我们今天研究汉字也仍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许慎在《说文》中不仅明确提出了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等“六书”的概念,而且对每一书都给予了概念界定和字例分析,并对汉字造字的一般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说明。


许慎在《说文·叙》中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9]


自许慎《说文》提出“六书”并给予具体释例说明后,一般都认为六书是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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