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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近代书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傅荣贤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1844

ISBN:978752015950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255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新闻传播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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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书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扬州大学“十三五”重点学科创新建设项目“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阶段性成果


2018年度江苏省双创人才项目“古典目录的学术史书写与学术秩序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


2017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改研究课题(重中之重)“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汉语言文学品牌专业建设路径研究”(2017JSJG008)阶段性成果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近代书目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研究”(15BTQ039)最终成果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序


文脉是息息相通的文化血脉,是以人的生命和灵性打造的文化命脉。在文脉流变中,只有认真总结文脉流变的规律,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才能引导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创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通过文脉流变和文化创新研究,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建构和谐社会关系、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需要结合时代条件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通过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研究,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为学科发展述学立论和建言献策,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正是立足于这一历史和现实语境,扬州大学于2017年启动“十三五”重点学科建设工程,设立“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交叉学科)建设项目,希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再发现,将其有价值和现实针对性的精神资源予以传承和创新。


“十二五”以来,扬州大学文科学科建设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取得了显著成效。2011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2年中国史学获批江苏省“十二五”重点学科,学科建设展示出新的姿态。2014年,整合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史、法学三个一级学科的优势,其“文化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学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二期项目,标志着扬州大学学科建设进入新阶段、驶上快车道。其间,先后承担了参照“211”工程二期项目“扬泰文化与‘两个率先’”及三期项目“人文传承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建设,分别以“扬泰文库”“半塘文库”“淮扬文化研究文库”等丛书形式出版了150多种图书。大型丛书的出版,有力推动了扬州大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水平,优化了扬州大学的学科结构和学科生态,彰显了扬州大学的学科底蕴和学科特色。


新世纪以来,学科建设在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国际关系多元变化的新形态下更加迫切,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的关系更加融合,学科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密切,学科渗透、学科交叉的价值和意义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国计民生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新一轮全球竞争、人才竞争不可能不与学科发生关联。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战略。扬州大学深感任务艰巨,使命光荣,决定设立“文脉流变与文化传承”交叉学科,进一步强化人文科学的渗透融合,促进人文学者的交流协作,打造人文研究的特色亮点。


作为“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交叉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我们精心推出这样一套丛书。丛书确立了这样几个维度:


一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维度。建立文化自信,需要对文化传统、文明历史深化理解。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认真梳理文脉渊源与流变,才能更好地参透经典,认识自己,以宽广的视野真实地与历代经典对话。通过文脉流变与文化创新研究,能够更好地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从容自信地在风潮变幻的时代中站稳脚跟,“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


二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维度。在研究中,不仅运用传统的文史方法来考察这些经典,同时也结合政治学、社会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背景,并引入前沿的学术视野展开跨学科研究,做到典史互证、艺文相析,开拓新的研究范式。


三是文化比较的维度。文化总是在比较中相互借鉴、在发展中兼容互补的。通过对相互影响的文化系统进行比较,从“文化共同体”视角深入思考文本接受与文化认同的路径、特点和规律。


丛书的出版,凝聚了扬州大学文科人的历史责任,蕴含了作者的学术追求,汇聚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社会使命及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真挚的感谢。


陈亚平


2019年11月

第一章 绪论


分科观念的形成是现代学科得以建立的基本标志,“用西方的分科观念把中国传统学术分门别类地改造成各个门类的‘学科’(disciplines),则是传统学术近代化的主要取向”。[1]本书围绕“书目”与“学科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分析学科化认知对近代书目的影响,从而从学科化的高度揭示近代书目发生、发展的演变规律及其谱系变革的动态特征;又从书目的角度考察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历时性变迁,从而基于书目视角揭示传统学术近代转型的本质。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其相关问题


一 研究现状


首先,有关近代书目的研究。


自1928年容肇祖《中国目录学引论》、1930年杜定友《校雠新义》、1931年刘纪泽《目录学概论》、1936年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以来的目录学史著述,以及1937年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1978年台湾学者刘简《中文古籍整理分类研究》和2002年俞君立《中国文献分类法百年发展与展望》等书目分类史专书,一般都延及近代,涉及对近代书目分类的历时性梳理。这批著述主要以时间为线索,择取历史上的“经典”书目,作历时性的罗列和述评,形成了一种基于书目史史实梳理的年鉴式研究。但对于什么是“经典”目录,往往视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定。例如,在意识形态氛围尚属浓厚的20世纪80年代,不少著作都论及太平天国的印行书目《旨准颁行诏书总目》。该书目并未单刻,而只是附于部分太平天国印行各书卷首。著录文献初始于1853年,著录印书最少者13部,最多29部。书目按重要程度排列有差,并以顶格、逊格显示。显见,《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只是附于出版图书之上的书目清单,对它的重视,显然是一种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的选择。又如,对鲁迅1930年为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列的文学书目的格外究心,也属于这种情况。事实上,鲁迅的书目只列出了《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名人年谱》《少室山房笔丛》《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世说新语》《唐摭言》《抱朴子外篇》《论衡》《今世说》共12种文献。显然,花名册式的书目史研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才是经典书目”。由此导致的另一个问题是,往往以“非经典”的名义,忽略了一些能够反映学科化转型的书目。如《时中书局新书目次》《广智书局新书目录》等虽是书业书目,但体现的却是学科化分类。就此而言,上述著作旨在勾勒书目及分类的专业之“史”,缺乏对学科化转型的自觉研究,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只是作为“结果”在书目分类之“史”中得到了呈现(如《易经》被分入哲学类)。


大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关于近代目录学研究的著述亦承绪不返,重点分析诸如《书目答问》《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等经典书目的特点、分类和作者等问题,具有“就目录而研究目录”的目录学学科本位意识。[2]而以左玉河2004年《典籍分类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演化》为代表的论文以及同年专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已经认识到,“近代图书分类发展演变所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近代社会学术思想的重组与变迁”。[3]但左先生的核心是要揭示:作为图书分类的“四部之学”转变为学校教育中“七科之学”的演进,强调“七科之学”是如何落实为近代教育教学科目的。[4]以2008年吴稌年《文献分类与学术转型》为代表的论文与本书直接相关,但重点考察1917年《仿杜威十进分类法》以来的书目,并没有抓住学科化转型的近代“源头”。


其次,有关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的研究。


学术变迁是中国近代“翻天覆地”变化的重要内容,有关近代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著述几乎都涉及西学输入和中学转型问题。总体上,相关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重视以学科化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各门类学术“东渐”的研究。近代有关西书翻译、报刊发行、出版、图书馆、教育等“专门史”都会涉及西学输入。熊月之的专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5]几乎涉及上述各个领域,堪称“西学东渐”的集成之作,但基本不涉及传统学术在近代的学科化转型。


二是聚焦于某一/某些具体学术门类的学科化转型。如罗志田1997年《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一文专就经史立论,余来明2012年《近代学术分科观念的变迁与“文学”学科的建立》一文专志于“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在近代的形成,台湾许倬云2006年的论文《中国现代学术科目的发展》则分析了考古学、数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等“科目”的近代发展。这批论著具体入微,分析精当,但都缺乏对整个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的通盘考察。


三是强调近代教育制度与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的关系。台湾政治大学刘龙心2006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从康有为的长兴学舍到清末王国维对大学分科设想的大量教学科目内容”,分析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问题。黄晏妤2000年的论文《四部分类与近代中国学术分科》文题虽语涉“四部分类”,但主要以新式学堂“定课程”、1902年《钦定大学堂章程》等作为分析材料,关注学科化建制的制度安排。


四是重视对学科化转型的反思。历史上,有关“国学”和“汉学”的学科定位及其学术认同乃至20世纪末以来对文学等学科“失语症”问题的持续性争论,本质上都是在反思西方式的学科化能否框限或规约中国的传统学术。而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对传统价值的重估,用西方分而治之的学科化方式改造传统学术的思路基本得到了否定。


二 研究意义


(一)揭示传统学术学科化转型的完整图像


书目是学术的总结和反省体系,具有超越文献整理和检索之外的学术文化内涵。不同版本的近代书目,通过对中西学术关系的解构和重建呈现出不同的学术面貌,不断改变古典知识的存现方式并最终将其转换为学科化存在。书目的类型虽然多途不一,但综合性目录能够“范围方策而不过”,突破具体“图书馆”的实藏范围;推荐和导读性书目虽是选择性书目,但都是基于周览学术全局的视域而刻意选择的结果,并通过“购悬其目”的形式努力超越当下实有,实现从“有什么文献”到“应该有什么文献”的认识飞跃;而随着兼收并统一管理中西书籍的近代图书馆的兴起,尤其自杜威十进书目分类法传入中国之后,学者们一致致力于构建“使全世界的知识宝库得保持普遍类别”(王云五语)的书目,更能相对完整地反映中国传统学术学科化的图像。因此,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不仅是由近代书目参与推动的,其相对完整的图像也清晰地体现在近代书目之中。然而,学界似乎更习惯于从教育体制和课程教学的角度揭示传统学术的学科化转型。相比于书目而言,教育教学虽然也是学科转型的集中体现,但它具有下述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教学的实践性。


教育门类和教学课程设置往往具有针对当下的现实性,未必将全部学术包含在内。例如,张之洞等人1901年《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出的大学“七科分学”方案,即未设医学、商学等科目。张百熙1902年《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七科分学”和张之洞1903年增益“经学科”而成的“八科分学”,则都因“缺哲学一科”而受到王国维的质疑。此外,某一门类的“学科”是否纳入教育体制,既取决于对学术本身的理解,也必须考虑相应的物质、人才、制度诸方面的物质基础。我们知道,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并不是按照初等、中等再到专业、高等的逻辑层次递进发展的。即不是从基础开始,而是从兴办语言学校,军事学堂,工、矿、船政学堂开始,再回头办基础教育。据统计,1862~1904年西学学堂成立了40多所,其中外语及西学堂约15所,军事等专业学堂30多所;清末127所高等专门学校中,理工农医类学校有23所;1915年则有专科学校94所。[6]并且,近代教育多不是中央政府规划,而是地方先行,然后才逐步过渡到由国家颁布统一学制,并规定相关课程。总体上,教育教学的任何表达都要以操作性的现实落实为指向,而书目可以是个人行为,不具实践性,书目主体对学科化的认知可以通过书目“纸上谈兵”地直接表达。


第二,学制多为前瞻性的设计,要从培养人才的角度多方考虑。


国家层面上的教育教学制度只能在中西关系下展开,再西化的学制也要考虑中学课程的位置问题;再专科的学校也要考虑通识(普通)课程的设置问题。而书目是对文献世界的后续总结和反思,可以根据主体认知,编制各种类型和专业的目录,灵活地表达对学科化的认知。例如,西学书目只收西书,可以摆脱中学的羁绊,直接表达对西学学科化的认知;专科目录可以专就某一学科或主题编目,而不必广涉其余。因此,书目更能自由地表达学科化思想。例如,梁启超曾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综论西学知识体系。他在《时务学堂学约》中将“新学”分为溥通学(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和专门学(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在《西学书目表》中则将“西学”区分为学、政、教三类。比较这两个体系可知,源自书目分类的认识框架影响更大,也见证了书目分类在对西学知识总体认识上的能动作用,而这无疑是由书目分类必须面向“全知识”的本质所决定的。


总之,书目对文献的编码和整序,涉及“知识是什么”“什么是有效的知识”“中西文明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传统学术在当下的存现方式”等问题的思考,因而既是文献的秩序,也是学术文化的坐标,堪以概括陈说一代学术转型之脉络。事实上,图书馆的分类也是学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学科化的新兴知识门类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必须获得书目分类的确认”。[7]


(二)加深对近代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主体部分和主要内容仍然是记录在文献之中的。文明的类型不同,文献的形态亦迥然有别。总体上,现代西方是“较真”的科学主义文明,主要“以知识为中心而展开”,现代文献也被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相应地,诸如话语规范,甚至章节体的编纂体式等,也迎合了学术分科的精神。中国古代文明以“崇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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