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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第四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吴汉东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1-01

书籍编号:30613018

ISBN:97873002788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719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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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与知识产权四十年


从读书到从教,我与知识产权结伴同行已有近四十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秉持学者本色,自诩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的研究者和传播者;学法、讲法、立法[1],践行法治理想,是为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光明日报》语)。我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三届”毕业生(1967级初中毕业生),亦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级”学人(1977级本科生),自1982年年初从教以来,教研活动从罗马法到民法均有涉猎,而后转向专治知识产权。从我的第一本教材《知识产权法概论》(1986年编著,1987年出版)、第一篇文章《试论<民法通则>中的知识产权制度》(1986年)乃至新中国第一篇知识产权专题硕士学位论文(1986年)[2]开始,我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知识产权领域,时至今日已有十多本著作、百余篇论文、百余场讲座。


近四十年来,我致力于知识产权问题研究,专注于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产权法律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二是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坚持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坚执学理探究与术用应对、坚守专业研究与学科融通,这是法学工作者应有的学者品格和学术素养。就理论联系实际而言,我认为,知识产权的学术研究,既不能坐而论道,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是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的结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将学术解析为“学理”和“术用”。他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我的理解是:知识产权学理研究必须以应用为目标,如果纯粹理论探究而失去应用目的,就没有常青的学术生命活力;知识产权术用研究又要以一定的学理为指引,倘若应用研究缺乏深厚的学理,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学术生命基础。因此,知识产权学者一定要把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要避免学理研究中的法学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空想主义,也要防止应用研究中的法律机械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近四十年来践行此道,虽谓有果却未有大成。2010年,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不弃,将我的著述列入“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经过两年的整理、加工,先后有六部著述陆续出版。时隔5年,已有出版著述即告售罄,同时新的著述有望成书。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法律分社的精心安排下,我对新老作品进行重要修订和整理,重新结集出版,它们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知识产权总论》、《无形财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基础问题研究》(论文集)、《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论文集)、《知识产权应用问题研究》(论文集)、《我为知识产权事业鼓与呼》(演讲、访谈集)。上述作品涉及知识产权基础理论研究和知识产权主要制度研究,同时包括民法乃至法治的相关问题;写作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当下之年,多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我从事知识产权教研工作以及相关法律实务的心路历程。


该系列的出版和再版,得益于各位同行、学生乃至许多读者的帮助和支持。感谢腾讯基金会为文集精装本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各位编辑的精心专业指导和辛苦编辑工作;感谢我的学生熊琦博士、李瑞登博士、瞿昊晖博士、锁福涛博士、张颖博士、宋戈博士和博士生刘鑫、周澎、司马航、李安,研究生夏壮壮、万俊、张倩、魏宵林、高婧为文集初版、再版的打印、校对、查找资料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全国法学界特别是知识产权界同行、读者对本人著述给予的厚爱与关注。


近四十年来,我一直在知识产权园地教书、写作,但“教习”不为晋仕途,“学究”并非为稻粱谋。微博言: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的是事业,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的是职业。我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斯·韦伯语),有幸将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与所喜欢的职业合为一体,因而是苦中有乐,乐之不疲。我的学术生涯还在继续,我虽已过耳顺之年,但常以“70后”自居。以书为伴,书伴人生;与法同行,法行天下;释放知识产权制度“正能量”,发出知识产权事业“好声音”,这就是我——一个中国知识产权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吴汉东


2019年暑期于武昌寓所


注释


[1]笔者曾被选任为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作为诸多知识产权法案的咨询专家,参加了地方立法工作和国家立法活动。


[2]参见杜学亮主编:《著作权研究文献目录汇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介绍《论合理使用——关于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的研究》


《论合理使用》通过理论分析、制度分析、规范分析的方法,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进行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回答了相关领域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将我国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升到接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崭新水平。[1]


该论文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创造性成果:


1.在论文研究的范围上填补国内空白,在研究方法上优于国外学者。关于合理使用,以往国内学者只有数篇短文涉及,美国学者研究已有一定水平,但分析方法多借助判例研究。该文以民法学的理论为基础,涉猎法历史学、法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宪法学等领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维角度与系统深入的探讨,从而为知识产权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2.开拓了著作权研究的新领域。著作权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以往著述多为教科书类。该文择取了民法学科的五级标题做专题研究,小题大做,将现代著作权法的大主题蕴涵于合理使用的小论题中,提出了著作权法的平衡精神、合理使用的法律正义构成、精神自由优先原则、使用者权利等新的理论命题与观点。该文系国内第一部著作权专题性著述。


3.在疑难论题中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合理使用被美、日学者称为世界性难题。该文瞄准国际目标,进行了深入挖掘,在合理使用制度的发展历史、法律价值、经济品性、宪法意义、私法基础以及合理性判断标准、反限制规则等方面都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4.融理论探讨与实务研究于一体。该文运用大量立法、判例资料与各种学术理论,对合理使用制度做了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探讨,从而把该课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注释


[1]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第四版说明


从1995年博士论文《论合理使用——关于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研究》,到2013年列入“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二十余年来,本书几经修改、再版,一直得到学术界和众多读者的关注与垂青,作者心存感谢。


合理使用是各国著作权立法的通行制度,也是著作权司法裁判中最易引起争议而又难以为人理解的规则,以至于美国学者将著作权合理使用研究称为“世界性难题”。对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也是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国法律人作出了自己的思想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研究在与西方法学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已经从单纯的借鉴和移植渐步走向自立和创新。中国学者注重吸收全球法治文明思想,借鉴外国先进法律文化成果,同时思考“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努力实现“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学术追求。合理使用问题的探讨,是中国知识产权学说发展的一个片段,也是中国知识产权学者包括本人的光荣与梦想。


本书应约再版,作者对一些章节作了修改,新增“人工智能时代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对国外和中国区域立法资料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感谢我的学生宋戈博士和博士生李安为本书修订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期待各位读者的指正与批评。

吴汉东


2019年8月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泓楼

第三版说明——兼论著作权合理使用与学术引用规范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本个人专著。该书虽然非“十年磨一剑”,却也是“三年著一文”。在北美严寒冬日里苦读,在武汉酷暑夏夜里奋笔,付出了学术艰辛,换来了学术成果,个中滋味作者自知。微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今天做了明天还想做的是事业,今天做了明天还得做的是职业。我以“学术为志业”(马克斯·韦伯语),有幸将事业与职业合为一体,因而苦中有乐,乐此不疲。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是我十七年前的一本旧作,此次将之收入本人的法学文集。关于该书的内容、观点及研究方法,其学术价值几何,众家已有评说。仅就选题本身看来,笔者自认为是有学术生命力的。在著作权法制建设中,作者的思想理论可能被证实或证伪,但其中的“适当引用”规范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建设中仍可能是有益或可用的。


对于科学来说,“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事物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学术研究中的引用必不可少。根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的规定,引用的学术意义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术发展的历史坐标。学术发展是一个漫长而持续不断的过程。借鉴旧作而创造新作,引用先知而开拓新知,是学术研究的普遍现象。“学术引用有助于人们判断这项成果的创新程度和学术价值,确立这项成果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和意义”[1]。二是学术评价的测量指数。在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我们既要重视学术成果的理论价值、社会效用的内涵或实质评价,也要注意文献流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等形式或技术评价。[2]某项成果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如何与其被引用的频率有着密切关系。在国际学术界,“人们普遍把一个学者作品被正面引用的频率作为衡量该学者地位与价值的一个重要尺度”[3]。三是学术伦理的行为尺度。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学术界规定或认可的学者职业伦理,“引用伦理正是这种职业伦理的有机组成部分”[4]。合理而规范的学术引用,表现了学术界对前人或他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有助于形成严谨、清正、谦虚的学术风气。


对于引用的学术规则,《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我看来,其要点是:以尊重原意为要,即引用应是能够证明作者原意的文字,不可断章取义;以论证观点为限,即引用是出于论证自己观点的目的,不可引用过量;以追溯原创为先,即引用应以原创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避免辗转引用。这种学术引用规则与“适当引用”的法律规范(包括引用目的、引用限量、引用条件等),构成了学术研究中的行为准则。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规范建设滞后、规则意识缺乏,因而学术研究中失范、违规的现象不时发生。在学术研究中,一些法学论文,甚至是研究合理使用本身的专业论文,都存在学术引用不当的问题:或是引而不注;或是引而过量;或是只注外文,俨然中国原创;或是未涉原著,实为假注。其中,既有技术层面失范的学术方法问题,也有作风层面违规的学术纪律问题,其做法缺乏对前人研究成果(包括本人著述)应具有的尊重(恕我对这些作者的尊重,在此不一一指名)。这就告诫我们:学术引用事关一个学者的学术伦理养成、学术素质塑造与学术能力提升,学术共同体成员必须熟悉、掌握并运用学术引用规范。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重新出版的时候,作者有感而发撰言,希冀本书能对著作权法制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风建设作出微薄的思想贡献。

吴汉东


2012年11月1日于武昌文泓楼


注释


[1]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参见吴汉东:《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提升学术创新能力》,载《中国教育报》,2011-12-28。


[3]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22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4]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组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初版、再版说明


1991年秋,我以不惑之龄、有惑之心,开始了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生活。次年8月,我旋即作为教育部公派高级访问学者前往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进修,为期近一年。本书既是我旅居美国访问研究的课题,也是我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的成果。


合理使用制度是著作权领域的重大难题之一,它题目虽小,却蕴涵颇丰,折射出现代著作权法的理论光华。其发展历史的探索、哲学基石的构建、经济品性的透视、宪法意义的发掘、私法基础的开拓以及合理性判断标准、反限制规则、立法建议书等实务性研究,都使我在写作时激动不已,同时又深感力有不逮。拙著直抒笔者研习所得,也对相关学说有所评点。争鸣之中,有求新求真之心,无自矜自负之意,但唯恐语言唐突与论证错漏之处甚多,故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及同仁不吝赐教。


本书于1996年被收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编纂的“中青年法学文库”。在此之前,该书部分章节曾以专题论文先后在《法学研究》《法商研究》《法学评论》《法律科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学家》《外国法译丛》等刊物上发表,并有多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本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1998年曾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999年又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十年过去了,虽拙著几经重印,读者不时对此书有所提及,但过誉之评已成过眼烟云。笔者更为关心的是,著作权制度正值变革创新之际,昔日之作能否保持学术生命?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对本书进行了修订:一是增写“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一章,专题描述合理使用制度从“电子版权”时代到“网络版权”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二是补充西方诸国与中国区域合理使用制度的最新资料,在新的制度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完善这一制度提出新的建议。


本书的出版以及再版,得益于我的老师、同行及学生的帮助与支持,恕我不能免俗,开出长长的鸣谢名单:感谢导师赵中孚先生的教诲与关心,是他的激励和指点,才使我完成博士论文;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曾宪义教授、王益英教授、郑立教授、郭寿康教授对本人的学业及论文给予的指导;感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谢怀栻研究员、梁慧星研究员、郑成思研究员、国家版权局沈仁干教授、北京大学的朱启超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张俊浩教授等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同学、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张新宝教授、刘春田教授、刘兆年博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传平先生、锡拉丘兹大学博士倪扬先生、克利佛兰大学访问学者周敏博士、日本京都大学访问学者王天鸿法官等为本人学术研究提供的帮助;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新老领导池源淳社长、率蕴铤总编辑、李传敢社长对本书的关爱;感谢我的博士生、硕士生肖志远、肖尤丹、杨冠锋、陈明涛、司晓等为本书的再版所做的工作;感谢各位读者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吴汉东


2005年2月于武昌南湖

导言


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著作权作品而不必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也不必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形,在著作权法领域被称为合理使用。合理使用作为一种对著作权权能限制的法律制度,得到现代各国著作权法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多称为“fair use”或“fair dealing”。加拿大著作权法将基于私人学习、研究、评论、新闻报道的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情形概称为“合理使用”[1]。英国司法判例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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