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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法研究(第四辑)(修订版)(2000-2004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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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民商法研究(第四辑)(修订版)(2000-2004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利明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3022

ISBN:978730027718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5796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民商法研究(第四辑)(修订版)(2000-2004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修订版序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至今,我与民法同行已近四十年。21世纪以来,我在法律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个人文集一至十卷。此次应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对原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文集进行了全面修订,这确实是一件颇为繁复之事。


这套文集收录了我近四十年来公开发表和未发表的学术论文。今天读来,一些文章显得粗糙甚至肤浅,但这些作品反映了我当时对中国民商法现实问题的一些思考,凝聚了我的汗水和心血。这些作品的写作也是一段冥思苦想、艰苦求索的心路历程。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网络、图书资料极度匮乏,从事学术研究是件苦差事。许多早期作品都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创作的。虽然这些文章或许不乏幼稚之处,但敝帚自珍,更何况那也是对一段艰难困苦历程的记载。


古人云:“君子之为学也,将以成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我也一直铭记先师佟柔教授“治学报国、奉献法治”之教诲,以研究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为使命,以为中国当代法治建设建言献策为己任,借此追求法治梦和民法梦。我国《宪法》通过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认,书写下我们的法治梦,描绘出中国法治的宏伟蓝图。而新中国几代民法学人的民法梦就是期待一部中国民法典的面世。就我个人而言,民法梦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要构建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内生于中国文化传统、回应中国社会现实需求、展示民族时代风貌的理论体系。在世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这样一个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也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受世人广泛关注、高度评价和普遍尊重的法律文化样态,其能够为促进世界民法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献。那么,我们应当构建什么样的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呢?


——它应当以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重心。“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马克思语)。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壮举。这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和市民生活“百科全书”的民商法,更应当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为依归。这就要求我们将民法论文写在中国的大地上,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实践,密切关注和联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善于总结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验,善于归纳和运用市场经济社会所形成的习惯。德沃金言,“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只有源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民法学理论,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有针对性、有解释力的理论。


——它应当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依归。“道无定体,学贵适用。”我们的民法学要成为经世济民、服务社会的有用之学,就必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实践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既是我国民法学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也是我国民法学发展的重要契机。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始终应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此为民主法治建设作出贡献。在我看来,解决了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中的中国特色民商法重大问题,就是解决了为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对世界民商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也就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还要看到,“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民之所欲、法之所系。民法本质上是人法,民法学研究始终应当以实现人文关怀、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进人民的福祉为理念,始终以尊重人、保护人、关爱人为出发点。


——它应当具有对世界优秀民法文化的开放和包容态度。构建以研究我国现实问题为重心的民法学理论体系并不等于对异域法律文化的排斥。相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应当是一个包容世界民法文化精髓的体系,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应对智慧。理论自信不等于盲目自大,学术自信离不开我们对异域法律文化的充分了解,离不开我们对人类社会最新成果和趋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应秉持鲁迅所言“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但借鉴不等于照搬,域外的法治经验只能作为借鉴对象,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外国的制度、理论都只能是我们借鉴的素材,最重要的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绝不能“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绝不能在外国学者设计的理论笼子中跳舞,绝不能单纯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做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它应当具有自身的逻辑性和科学性。民法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是因为民法学本身具有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民法学在自身独特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些具有共识性的概念、规则和制度,形成了富有逻辑的、体系严谨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民法学以私法自治等原则为基础,构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并形成了自身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运用,对同一问题能够相互交流,进而达成具有共识性的结论。民法学研究方法也需要不断创新,在注重解释方法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高度重视利用我国丰富的案例资源,并充分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努力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征。


近四十年来,我本人的民商法研究经历基本上遵循了前述思路。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从最初在佟柔教授指导下研究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法体系、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所有权形态等问题,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赴美学习后回国开始从事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归责原则、物权法基本原理等问题研究,再到后来因参与合同法立法而开始全面研究合同法问题,这期间,本人就民法中的诸多重大疑难问题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90年代末期我又赴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重点研究司法改革等法治热点难点问题。21世纪以来,随着民法法典编纂正式启动,我作为起草人之一参与民法典草案的编纂工作,就物权法、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典体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专门研究;后又配合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就相关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认真探讨。作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在整个研究历程中都尽最大的努力提供建设性意见和理论支持,我也与其他民法学同人一道大力助推中国民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民法学文化的传播。


弹指一挥间,近四十年过去了。当初荒芜的法学园地而今已繁花似锦,当初被称为“幼稚的法学”今天已成为一门显学,民法学在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上一般人都不知民法为何物。一些重要的民法制度和民法术语更为人们所陌生。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权威词典仍然把“隐私”这一概念理解为“阴私”,将其视为一个贬义词汇。而今天,“隐私”这一术语已广为人知,保护隐私的观念也已深入人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不得不承认,这一历史性演变与进步凝聚了一代又一代民法学人的汗水、心血与期盼。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时,民法教科书仅寥寥数本,且尚未公开出版,民法论文屈指可数。而今,我国民法学教科书汗牛充栋,民法学论文浩如烟海,民法学研究人才辈出,民法学的未来一片光明。


但我们还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还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与此直接相关的是民法学理论体系仍处于初创阶段。这不仅表现在现有民法理论和相应民法制度还未能有效地回应诸多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表现在我国民法学理论的国际影响尚不尽如人意,民法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仍然有限。虽然法治梦和民法梦已经筑起,但这些梦想的实现,还有待我们为之做长期不懈的努力。


尼采有句理想主义名言,“不断重复一个梦幻,就能把它变为现实”。我们已经从迷茫中醒来,选择市场经济这一发展道路,法治是中国的唯一选择,舍此别无他路。在这一过程中,法学工作者肩负着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希望借《民商法研究》文集修订之机,重复我的中国民法梦想,以助推法治梦的实现。犹如涓涓细流汇入大海,学术繁荣也像水流汇集成川一样,需要靠每个人不断的努力和积累。我愿化作沧海一粟,汇入中国民法学文化的江海;我愿作为一粒石子,铺在法治的康庄大道。


期盼中国民法梦梦想成真,期待中国法治梦早日实现。


2013年2月16日于明德法学楼,2019年9月修改

原版序言


17世纪的自然法学家、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胡果·格劳秀斯曾经说过:“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研究法律更有价值!”此话被法学家们津津乐道,聊以自慰。然而,要享受这句话所带来的荣耀,又岂止是在书斋里殚精竭虑、皓首穷经所能达致。现代社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法治已成为维系社会进步、保障人民福祉、促进经济繁荣的关键所在。对于一个研究法律的学者而言,不仅要认识到法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更须意识到自己对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树所应承担的责任。


我作为“文革”后第一批经高考入校的大学生,于1978年年初开始接触法律。当时的民法学,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很多人根本不知民法为何物,课堂上所学的民法,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有关婚姻、财产继承、损害赔偿的政策规定。直到1981年年初,我准备报考研究生时,才见到了佟柔教授等人编写的民法讲义,那是一部油印的、仅二十余万字的教材,然而,我却由此迈入民法的殿堂,它是我入门的教科书。


1982年年初,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在佟柔老师的指导下,真正开始学习和研究民法。进校以后,恰逢学术界展开民法、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根据佟柔教授的意见,我开始研究民法的调整对象和经济法的理论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的认识。1982年,在王家福教授等人的鼓励下,我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持的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上,作了一个有关经济行政法理论构想的大会发言,得到了民法界前辈的支持和鼓励。我的硕士论文选题也由此确定。


1984年留校任教以后,我开始给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民法课程,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民法体系及各项制度的看法和认识。1986年我和郭明瑞教授等人,合作撰写了《民法新论》上、下册,该书对刚刚颁布的《民法通则》作了一定的研究,也对中国民法学的内容和体系,作了较为认真的探讨。其间,我与原国家经委的李时荣同志合作,编写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法律问题》,与最高人民法院唐德华等同志合作编写了《民法教程》。


1987年,我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在职攻读民法博士学位。1988年受美中法学教育交流委员会的资助赴美进修,在美国著名的财产法教授Mr.Olin Browder的指导下,研究英美财产法、信托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问题。回国后,我以《国家所有权研究》一文,于1990年年初,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民法学博士。此后,我开始撰写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论著,相继出版了《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民法·侵权行为法》(与郭明瑞等合著)、《侵权行为法》(与杨立新合著)、《改革开放中的民法疑难问题》等著作。当时我国的侵权行为法研究领域少人问津,这几本小书的出版,对侵权法理论的发展多少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


1993年以来,我与杨立新等同志合作,开始研究民法学中的一个新领域,即人格权问题。这些研究成果便是后来与他人合著的《人格权法新论》《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人格权法》。在这些著作中,我极力主张人格权法应与侵权行为法一样作为民法中独立的制度对待,从而改变传统民法历来沿袭的重物轻人的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民法体系。


我对合同法研究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在美国学习期间,曾花很大的精力研究英美合同法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自1993年以来,由于参与合同法的制定工作,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合同法问题,独自撰写了《违法责任论》,并与崔建远先生合作出版了《合同法新论·总则》。在这两本小书中,我也希望探索中国合同法自身体系和制度的建构,尤其是希望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通过不断吸收两大法系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以及国际惯例,逐步建立先进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同法体系和规则。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在佟柔教授的指导下,就国家所有权和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提出通过股份制改造全民所有制企业,使其享有法人所有权;在我的博士论文《国家所有权研究》中,我就企业法人的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门探讨。同时,我也就物权特别是所有权的基本原理作了研究。最近这几年,基于国家制定物权法的需要,我又重新开始探索物权法的理论问题,并撰写了《物权法论》一书。


作为一个民法学教员,我一直很重视教材的编写,并先后参与、实际主持、主编过6本民法教材。近几年,为了改进民法的教学方法,引进英美法的判例教学法,我开始系统编写民法案例研究的教材,由此形成了《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高级司法官法律培训教材·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4辑)(与郭明瑞、杨立新等合作)。


创建中国自己的民法学体系是我自研究民法以来孜孜以求的理想。我们伟大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博大精深、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巍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我们感激先人的贡献,更应在当代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法制的现代化有所作为。我们的民法学应当创建自己的体系,这不仅因为我们所处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有其特性,我们的现实经济及社会生活独具特点,而且因为我们负有将辉煌的中华法系发扬光大的历史责任。我们的民法学需要大量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成为某些国家民法的简单复制。人在天地间贵在自立,国家和民族贵在自强。我们的民法,也应当在世界民法之林中有自己的重要地位。作为民法学工作者,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


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言:“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也曾在治学的道路上面对艰苦的生活和学习条件而彷徨,在那些难以忘怀的岁月里,每次总能得到佟柔教授的教诲和鼓励。当我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他每每去信,总是要我学成归国,报效国家;而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和我作最后一次长谈,也仍是坚信法治是中国的必由之路,民法的健全乃法制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他勉励我不论今后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坚定地在民法学的研究道路上走下去。斯人已去,先生的教诲和人格力量,依然使我得以克服各种困难,在充满崎岖的学术之路上咬紧牙关,走到今天。


庆幸的是,在近二十年的学习和治学生涯中,我始终得到民法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如谢怀栻先生、江平先生、王家福先生等的提携和鼓励。本院高铭暄教授、曾宪义教授、王益英教授曾对我悉心栽培、热情帮助,赵中孚教授在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中也曾给予我不少支持,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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