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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王充儒道思想评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荣誉出版

作者:颜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3808

ISBN:978752016081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947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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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一 王充生平简介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东汉著名思想家。钱穆先生认为:“两汉思想,董仲舒是正面,王充是反面,只此两人,已足代表。董仲舒上承邹衍,王充则下开魏、晋。魏、晋人在中国思想史上之贡献,正为其能继续王充,对邹、董一派天人相应,五行生克,及神化圣人等迹近宗教的思想,再加以一番彻底的澄清。”[1]梁启超曾评价王充所著《论衡》为“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2]。可见,王充在汉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关于王充的生平,可靠的来源有二。


一是《论衡·自纪》。王充本人将《论衡》评价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论衡·佚文》)《论衡·自纪》载,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因祖上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被封一年后因变乱而失去封地,后“以农桑为业”。曾祖父王勇“任气”,跟多人合不来。灾荒时,还拦路杀伤过人,仇人众多。因“恐为怨仇所擒”,后移居至钱唐县,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意气用事,到了父辈王蒙、王诵这代又因“勇势凌人”,而“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后“举家徙处上虞”。王充本着“疾虚妄”的治学态度,客观地陈述了其祖上三代的历史,却因此遭到后世的指责。徐复观也由此认为“王充在《自纪》篇中所以诋及其祖与父,乃因为在王充思想中,根本没有孝的观念”[3],从而得出王充自称“乡里称孝”是无稽之谈。王充的性格与其祖辈迥然不同,“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臣人之志”(《论衡·自纪》)。


二是范晔《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范晔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合传,大概是因为他们的代表作品的内容多在评论当世的对错得失。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后汉书》记载,王充曾“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后因此步入仕途,又因仕途坎坷回到家乡“闭门潜思”,开始创作《论衡》。最后一次出仕时已60岁,一年多以后辞职回家。卒于公元97年,享年70岁。《论衡》85篇,20余万言。今本《论衡》遗失《招致》篇,实存84篇。《论衡》因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受到重视。


二 学术界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关于王充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气”论


“气”论是王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谈论王充思想,“气”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一书中认为,“王充用气、气化来说明万物与人的产生和各种自然现象”,“有时将气与元气通用,肯定元气为宇宙本源,又是宇宙间的基本状态”。[4]周桂钿在《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中认为王充之“气”大体包括如下五个部分:第一,“王充经常把‘气’和有形体的物相对为言”;第二,“无形体的气和有形体的物的关系,王充认为是可分可合的”;第三,“王充认为,气是没有意识的”;第四,“王充认为,天地通过气产生万物,影响万物”;第五,“王充认为,气的本质是不变的”。[5]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说:“王充认为,万物是由‘气’构成的。‘气’是一种物质性的细微的基质,包括阴阳二气。‘气’有运动,有聚散,造成万物的生成与变化。因此,在‘气’的本原性这个意义上,‘气’又称为‘元气’。”[6]邓红在《王充新八论》中认为王充“说的‘气’是天地之气,故为阴阳之气”[7],所以,“王充的‘气’和汉儒们所说的阴阳五行之气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8]。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认为:“王充主张世界现象统一于‘气’。按照他的见解,气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原始基质,其存在具有某种客观的绝对性,在逻辑上则是先于任何一种具体现象之存在的。”[9]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一书中认为王充属于气一元论是毋庸置疑的:“王充认为,元气是世界的基元。天地间的一切,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飞潜动植,都是由元气构成的。……人的精神智慧来源于精气,即一种精细的具有精神属性的气。”[10]曾振宇认为:“王充继承了前人‘和气’思想。一方面将阴阳二气看成是气本原内在的属性,这与《易传》阴阳理论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王充认为,只有阴阳二气和谐,宇宙万物才能正常地化育。”[11]以上种种关于王充“气”论的阐述,都认为王充之“气”具有客观性、本体性、物质性以及自然性等特点。


(二)“命”论


王充客观地分析了传统“命分三品”说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命分二品”说,将“命”分为“强弱寿夭之命”和“所当触值之命”两类。关于王充“命定论”思想,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颇丰。如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的‘命’,含有必然不可违逆的结果。来自外在的影响的遇偶及遭累害等触值之命看似偶然,但却是命定必然。”[12]不论是生死寿夭之命还是贵贱贫富之命,都受“触值之命”的制约,王充“命定论”主要说的是个人命运在“禀气之命”与“触值之命”二者的制约中运行。邓红在其《王充新八论》一书中认为王充的“命”论大体有三种含义。一是“吉凶之主”,这种主宰针对的不仅是个体的人,还有由无数个个体的人所构成的国家;二是“自然之道”,“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历史的运行规律是‘自然’,也就是事物的必然性”,从本质上看强调的是一种不可人为的自然规律;三是“适偶之数”,从本质上看这种“适偶之数”说的是一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由“自然之道”的必然性造成,正是因为自然规律具有不可人为性,才会有偶然性的存在。[13]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谈到王充之“命”时,认为其属于天命论,与子夏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思想相同,“不是教化能改变的”。[14]金春峰在《汉代思想史》中认为王充否认当时神学迷信的说教,“认为这些与神无关,也与他人的操行无关,而是由气所命定的”,“‘命’只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潜在的可能性,它的实现,还取决于某种偶然性”。[15]金春峰通过一系列逻辑推演,得出王充自反对神学开始,最终却又陷入神秘主义的结论。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将王充的“命”与“时”放在一起,认为“命”与“时”对于人类来说是无常的,这种无常是“自然”的产物,并非“天命”的安排,李维武认为王充将“命”与“时”放在一起论述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王充的命定论凸显出‘时’与‘命’对人的生存的巨大的限制,这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充之后,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也用‘时’与‘命’来解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16]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则认为:“在王充思想之中,其命运论与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显得非常不和谐……命定论的建立几乎否证了他所肯定的‘天道无为,人道有为’这一基本的理论前提。”[17]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王充相信有命,“肯定了人生吉凶祸福、富贵贫贱、强弱寿夭都是有命的”,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时”的作用。[18]


(三)人性论


学术界关于王充人性论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将之定义为“性三品”说;一类将之定义为“性有善有恶”说;一类则认为二者兼有,“性有善有恶”说同“性三品”说都是王充人性思想的基本内容。


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人性有善恶差别,也就有了上中下之分。王充认为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的人;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的人;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是指中人。”周桂钿还认为王充对人性进行的上、中、下三等划分,对后世“性三品”说的影响是巨大的。[19]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一书中则认为:“孟子提倡性善,荀子言性恶;王充则主张性有善有恶,其理论依据是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其所禀之气有薄厚,便即决定了人性有善有恶。”董平还认为“‘用气为性’是王充人性论的特点;禀气有厚薄,故人性有善恶,则是其基本观点”。[20]陈少峰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认为王充人性论最大的贡献是“否定了开始流行起来的性善情恶的人性论”。[21]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根据人性善恶之分,王充把人分为上中下三类:中人以上是人性善者,中人以下是人性恶者,中人是人性善恶混者。”李维武还认为,在王充看来,“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都只占极少数,唯“中人”占大多数,然后又提出通过教化与学习的途径来改造人性的主张。[22]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王充受孔子的“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影响而做人性的区分[23],并“依所禀德性、智慧及情欲的不同,分为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和中人三等”[24]。杨国荣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明确指出:“性有善有恶和性三品是王充人性论的基本观点。”[25]


以上三种观点在学术界较为普遍,除此以外,还有部分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的观点。如王举忠在《王充论》一书中认为王充对人性的看法是“性无善恶”,并认为王充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善可变为恶,恶可变为善”的理论,从本质上看,说的就是“改变原来的质性……并且修正了他的禀气说之人性论”。[26]概言之,王举忠认为在人性论问题上,王充“既反对人性善说,又反对人性恶说,克服了以往人性论单纯先验性,并与物质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他提出的人性论是无善恶说”。[27]韦政通在《中国思想史》中认为王充人性论的主要观点是“用气为性,性成命定”,还认为:“在政治社会的环境中,王充又认为‘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28]


(四)鬼神论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充是无神论者,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王充对鬼神并没有进行直接否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钱锺书,他认为:“充虽勿信神仙,而甚信妖怪,其《论死》、《纪妖》、《订鬼》诸篇所持无鬼论,亦即有妖精论。”[29]可见,在钱锺书看来,王充依然是有神论者。


黄绍梅在《王充〈论衡〉的批判精神》一书中认为王充的“无鬼论”是“针对当时厚葬铺张奢侈的社会风气而发”,并认为王充提出“无鬼论”主要是为了批判东汉厚葬的社会现象、儒家的厚葬思想、墨家的明鬼思想以及汉代的社会习俗。[30]李维武在《王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王充思想的一个极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而王充“无鬼论”思想便建立在对鬼神迷信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李维武还认为王充对鬼神迷信的批判主要包括对鬼神观念的批判、对卜筮活动的批判以及对禁忌迷信的批判等方面。[31]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一书中认为,“王充利用墨家的‘三表’驳斥它的有鬼神论,论证无鬼神论”,还从生理、伦理等诸多层面“肯定人死以后不会变成鬼去害人,鬼也不可能是人的精神变成的”。周桂钿先是论述了王充对鬼神的否定及批判,接着又论述了鬼神现象存在的原因。[32]田昌五在《王充及其论衡》中肯定了“王充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的无神论者”,认为王充以为“鬼神是人们思维的产物。不是神创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33]王举忠在《王充论》中认为“王充把人的生死原因看成是元气运动变化的过程”[34],“不仅大胆地否定祭祀鬼神的传统迷信,否定鬼神的存在,同时还指出祭祀鬼神迷信产生的原因。把迷信鬼神归结于政治的腐败和人们的愚昧以及统治者的提倡”[35]。徐敏在《王充哲学思想探索》一书中认为王充将人的“精神”与“形体”对立起来,认为“人依靠有精神才能活着,如果精神消亡,人就死亡了”[36];王充的无鬼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甚至还“运用他的无鬼论观点开展对社会的批判”[37],而且,“还表现在他用无鬼论,批判祭祀以及其他迷信的宗教仪式”[38]


邓红在《王充新八论》一书中认为应该全面地检讨王充的鬼神妖论,并认为:“王充只反对死人(的灵魂)变鬼之说,而主张鬼神妖是由万物之精灵即死人以外之怪物变来的。也就是说,王充的鬼神妖说是二元论。”[39]陈拱在《王充思想评论》一书中认为在王充视界中“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40],还认为“王充虽然否认人死为鬼,但在名义上,依然是承认有鬼的,而且,在名义上,鬼与神也是可以有其不同的”[41],“鬼虽然不是客观的真实存在,而只是人在不正常状态下所产生的虚像,但它又是可以归属于妖的。妖是多的,而鬼是其中的一种”[42]。董平在《浙江思想学术史——从王充到王国维》中也认为王充对有鬼论的批判并不彻底,王充之“无鬼的论说仅在于证明精气一旦脱离形体即丧失其知觉意识之功用”,但是,“未进一步论证精神不能独立自存于形体之外”。[43]董平指出:“王充对有鬼论的批判及其关于鬼神之形非死人之精的论证,在其本人的观念系统当中,乃是为其薄葬主张所作的一种理论铺垫。”[44]


总而言之,学术界对王充是无神论者持较为一致的看法,少量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也只是认为王充的无神论思想不彻底而已。笔者认为,受认识能力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能以无神论思想来反对厚葬的社会风气,实属不易。


三 近五十年来王充先秦儒道思想研究


王充是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关于他归属何种学派的争论至今也未停歇。王充广泛吸纳前人思想成果,明确提出“含百家之言”的治学思想,其哲学体系也是在广评诸子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回顾五十年来的王充与先秦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关于王充与先秦儒家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王充与先秦道家的,另外,在一些关于王充与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中,也涉及王充与先秦儒家和先秦道家的内容。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形式为零星的学术著作、少量的学位论文、为数不多的学术论文。


(一)王充与先秦儒家


1. 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


周桂钿在《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中,用两章内容来论述王充对诸子的评价:一章论述王充对先秦时期孔子、韩非子、孟子、老子的评价,一章论述王充对两汉时期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桓谭的评价。周桂钿认为:“诸子之书是很好的,很值得认真阅读,但诸子之书不是无瑕之玉,其中也夹杂一些杂质。”[45]所以,王充对诸子的评价基本上是沿着肯定和否定两个维度进行的。虽然王充写了《问孔》《刺孟》两篇,但并非对孔子、孟子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问孔不反孔、刺孟不反孟。


王充之所以“问孔”,是为了破除对圣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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