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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研究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吴卡,田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12-01

书籍编号:30613825

ISBN:97875201561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909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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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资助(2018GH029)

前言


非洲国家是中国近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两大方向之一。[1]“中非开展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互有需要、互有优势,双方愿充分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对接中非双方的供给能力和经济发展需求,共同发展实体经济。”[2]目前,中非间开展产能合作也具备强大的现实基础。中国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化中后期,拥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积累了大量优质富余产能;相比之下,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对许多工业产品需求旺盛,因此具有承接中国产能的强烈意愿和需求,渴望通过引进中国的优质富余产能,加快本国的工业化步伐。2015年非洲联盟(以下简称“非盟”)发布的“2063年议程”明确提出,到2063年非洲制造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50%以上,吸纳新增就业人数50%以上。因此,中非产能合作与中非各自的工业化进程高度契合,非洲各国对中非产能合作充满期待,希望中非产能合作能够对接“2063年议程”和非洲各国需求,帮助非洲发展培育本土配套工业,打造高端制造业。


“国际合作,法律先行”,这是国际社会早已形成的一项重要共识。中非产能合作也是如此,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机制,可为中非间开展长期、持续、有效的产能合作提供有力保障。就当下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迅速的中非产能合作而言,中非间应加快相关国际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对中非产能合作既有的法律保障成功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为接下来建立健全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提供意见和建议,不仅可以丰富中国海外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法律保障的理论体系,而且可以有效指导中国在非开展产能合作的法律机制构建,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有重要的价值。


基于此,本书将对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书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在分析中非产能合作的内涵、背景与挑战的基础上,重点从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交叉视角,探讨中国在对非开展产能合作过程中的作用、举措、观念和目标,进而分析中非产能合作内在的法律保障需求,从而指出构建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对其进行科学界定。


在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中,法律外交机制具有基础性作用,可以极大优化中非产能合作的法治环境。鉴于此,第二章对该机制作了系统研究。为此,首先考察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非法律外交的历史,并分析了实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3—2015年)》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行动计划(2016—2018年)》六年间的中非法律外交现状,然后指出中非法律外交的总体特点(成绩)与主要不足,最后根据当前中非产能合作对中非法律外交的新要求,就中非产能合作中的法律外交机制构建提出若干建议。


第三章研究了“中非产能合作与国际条约保护机制”,在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中,国际条约保护机制是前提,能为中资企业提供远比非洲国家的国内法有力得多的保护。对此首先探讨了中非双边投资条约(BITs)机制的现状、问题及其改进,然后对中非产能合作的多边化或区域性条约机制特别是中非自贸区协定作了前瞻性研究,最后分析了中非产能合作的国际软法机制。


风险防控机制和领事保护机制是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的关键,能最大限度地预防与减少中非产能合作中的各种风险,第四、五章分别对这两项机制作了研究。第四章“中非产能合作与法律风险防控机制”重点分析了中非产能合作中的典型与非典型法律风险防控。其中,在典型法律风险防控中,分别以埃及新投资法、坦桑尼亚新矿业法和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为例,对中非产能合作重点国家和重点项目中的法律风险防控作了国别研究和实证研究。第五章“中非产能合作与领事保护机制”着重研究了目前中国领事保护的立法现状、问题、成因与改进,在此基础上就中非产能合作中的领事保护机制构建提出了一些建议。


在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中,争议解决机制是重要保证,有助于及时稳妥解决中非产能合作中出现的各种争议。第六章对“中非产能合作与争议解决机制”进行了研讨,分别对中非BITs中争议解决条款的改进、中非联合仲裁机制的构建以及非洲仲裁环境改善等问题作了分析,最后,还以义乌涉外商事纠纷调解的特殊机制和成功经验为例,就中非产能合作争议解决中利用调解方法进行了研究。


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①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分析,就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及包括中非产能合作在内的国际产能合作的策略即作用、举措、观念和目标,采用了该研究方法;②历史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结合,该书通过考察中非法律外交、中非BITs等的历史发展,揭示中非间相关法律机制的一些固有特点,并穿插运用了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分析中非产能合作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路径;③理论与案例相结合,本书通过考察中非产能合作中法律风险防控和争议解决实践中的一些具体案例,研究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的理论,开拓了海外投资与国际产能合作理论研究的新内容;④国别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书以埃及与坦桑尼亚为例,就中非产能合作中的典型法律风险防控进行了国别研究,又分别以肯尼亚蒙内铁路项目和义乌涉外商事纠纷调解机制为例,就中非产能合作重点项目中的典型法律风险防控和中非产能合作争议解决中调解机制的构建分别作了研究。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婕、张若萌、刘益、项佳丽、邹思婕、周宇阳、袁红迪等在外文文献和部分文字方面提供了研究协助,特此致谢。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除了非洲国家,中国近期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另一方向是“亚洲周边国家”。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


[2]《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第3.2.1段。

第一章 中非产能合作国际法律保障机制概述


第一节 中非产能合作的内涵、背景与挑战


中非产能合作发生在当下以“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国际产能合作”等倡议或举措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国际身份的深刻调整阶段,即中国由一个主要谋求自身发展的地区性大国正式向“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演变的进程中。[1]在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下,由于中非双方所具有的一些独特且互补的现实条件,开展产能合作为双方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然而,从中非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双方对开展产能合作都有很强的意愿与需求,但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完全准备好,还有不少挑战需要应对。


一 中非产能合作的内涵与背景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目的是建立一个开放型的国际区域合作的平台。它是一个由多条路、多条带形成的经济网络。其一是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强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联系;其二是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密切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合作。就其中的非洲国家而言,在2017年5月14~15日于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习主席的讲话表明,中国已正式接纳全非洲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伙伴,“非洲已成为‘一带一路’西向推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消除了许多非洲国家搭不上‘一带一路’建设快车的担心,而且为密切中非贸易联系、设施联通、产业合作指明了方向”。[2]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该文从“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和“共创美好未来”八个方面勾勒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路径与举措,堪称一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完整“路线图”。这一“路线图”的出台,表明“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国际务实合作阶段。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国际务实合作,离不开具体的抓手、平台、机制,包括优势装备和产能加快出海,推进一些重要的走廊建设,部署一些重要的支点国家等。为此,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产能合作指导意见》)。该意见指出:“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要选择制造能力强、技术水平高、国际竞争优势明显、国际市场有需求的领域为重点,近期以亚洲周边国家和非洲国家为主要方向,根据不同国家和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贸易、承包工程、投资等多种方式有序推进。”按照该意见,“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是围绕生产能力新建、转移和提升的国际合作,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以制造业及相关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为主要领域,以直接投资、工程承包、装备贸易和技术合作为主要形式”。[3]非洲国家既是中国当前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两大方向之一,又是中国向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因此开展中非产能合作必然成为中国在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平台。中非产能合作开展得越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推进就会越顺利。


中非产能合作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优越的现实条件。中非产能合作发生在以“一带一路”、“亚投行”、国际产能合作等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国际身份的深刻调整阶段。从一种内在视角即中国自身的视角来看,中国当前乃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自我定位依然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4]这一国家定位是根据中国目前的综合实力和从国家战略出发,主要由中国的内在属性如意识形态、领土面积、经济规模、人口数量、文化传统和国家战略等决定,并在与他国互动中得到体现。[5]而中国的国际身份则主要是从一种外在视角即世界的视角来看待,它与中国自身的国家定位具有相关性,不能决然分离,但又受各种外在因素如国际社会结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家战略的实施成效等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随着“一带一路”从战略构想到付诸实施,中国倡导设立的“亚投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广泛参与并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以及被誉为“升级版中国‘走出去’”的国际产能合作这一中国新牌的打出,中国的国际身份正悄然发生变化,由原先“韬光养晦”主要谋求自身发展,努力向“有所作为”引领亚非乃至全球发展转变,中国由一个主要谋求自身发展的地区性大国正式向“一个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谐发展、合作发展的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一个给未来世界特别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与希望的建设性力量”演变。中国的国家定位没有变,仍然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但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发生调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亚投行”、国际产能合作等配套抓手、平台、机制的实施,中国正式向一个引领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兴世界大国转变。


中国的国际身份之所以进行上述转变,是因为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只有中国具备这种动力和能力。“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世界经济中的突出现象是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大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6]其中,中国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经过近40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当然,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世界大国”。[7]新兴世界大国的身份将中国与发达国家和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区别开来,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处于某种‘中间’位置”,[8]而且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其他新兴大国相比,中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这一“中间位置”中最为突出。而正是这种突出的“中间位置”,让中国既有动力又有能力成为全球共同发展的引领者。其一,囿于经济实力,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乃至新兴大国虽有动力但还无能力成为这样的引领者;其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虽有能力但却无动力。“西方发达国家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和获益者,因而也是主要护持者。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其有限的改革意愿也主要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巩固主导地位的目的”,因此,全球共同发展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的“自我约束与自我矫正能力”。[9]其三,反观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大国有相同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让中国与后者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中国的发展与后者的发展互为依赖、休戚与共,因此中国有动力带动后者共同发展。而且,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中国已有能力引领后者共同发展。因此,在目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中,唯有中国才有动力和能力引领全球共同发展。


从“一带一路”倡仪提出到付诸实施,以及“亚投行”“国际产能合作”等配套抓手、平台、机制的建立,是中国正式成为全球共同发展引领者的标志性事件。首先,从“一带一路”及其配套抓手、平台、机制实施的时代背景来看,它们“是中国顺应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而提出的重大倡议……旨在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开展全方位合作,建设利益共享的全球价值链,实现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10]其次,从它们提出的时机来看,当时正值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迫切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它们的提出与建立可谓恰逢其时,不仅顺应中国自身,而且顺应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需要,同时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对于全球走出金融危机阴影、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有极大促进作用。最后,从“一带一路”的前景来看,《“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为世界描绘了一幅在中国带动下“共创美好未来”的图景。“一带一路”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它既不同于以往发达国家提出的诸如“马歇尔计划”等战略计划,[11]更不是中国的对外扩张战略,它追求的不是中国一国的发展,而是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没有中国的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不可能提出,没有中国的投入,“一带一路”倡议也不可能付诸实施,因此,通过“一带一路”以及“亚投行”“国际产能合作”等配套抓手、平台、机制的实施,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正是在上述深刻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国际产能合作主要方向和“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抓手和平台的中非产能合作应运而生。而中非产能合作之所以在国际产能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这么重要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中非关系因浓厚的传统友谊、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受住时间与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而被赞誉为“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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