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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翻译的基本知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流行华语世界四十载的翻译知识入门书,民国英语教育泰斗一生翻译经验之菁华!

作者:钱歌川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5-06-01

书籍编号:30616398

ISBN:978755025092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161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语言文字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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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书名:翻译的基本知识


作者:钱歌川


书号:978-7-5502-5092-5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原书一二四页至一二五页‘二竖故事的试译’文中,先生将‘余得请于帝焉矣’句中的‘帝’,译作 the late king,后学觉得似宜改用 lord 一字来译较好,原因有二:


(a)春秋时代最高统治者是‘王’,而不是‘帝’。至于秦、齐互称东、西帝,是战国末年的事,即快到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候才发生的。所以这里说的‘帝’,可能是指‘天神’,‘上帝’而言。


(b)先生已经指出英文是一种含糊的语文,因此我觉得利用它的含糊特性来翻译,似乎更要圆通些。英文的 lord,既可作‘上帝’解,也可作‘大人’解,所以在此为‘天神’固可,为‘先王’亦无不可。”


(1)卒葬曰帝。(见《大戴礼·诰志》)


(2)措之庙立之主曰帝。(见《礼·曲礼下》)


谈到翻译,你可以说是斫轮老手,本质上,你是个作家,在散文作家里你有一定的地位。你精通英文和日文,在分析和了解上,绝对不成问题。此外,你有几十年翻译的经验,乐此不疲,越运用越纯熟。加以多年来,你在各大学里,所担任的多是翻译的课程,熟能生巧,心得自然比较一般畅晓两三种语文的人多得多。因此,当我没有拜读大著以前已经有了信心,读完之后,更觉得名不虚传。


说来实在不容易,任何一技的成功,完全靠累积的功夫,而关键又在于浓厚的兴趣,和有恒不懈的努力。


只因你对于翻译很有兴趣,所以你才能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来研究和传授翻译。翻译家不但是本国文字的作家,而且是外文的爱好者。在没有动笔翻译之前,必须对于原文有深刻的了解,要达到这目的,各种字典、辞典,以及有关问题的参考书,必须齐全。你很幸运,几十年来都在大报馆、大书局、大学校工作,公共图书馆的设备,大可补充个人藏有不足的地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无论一个作家或翻译家多么努力,假如没有得力的工具,他的工作效率将大为减低,甚至根本没法子进行。


一个人最怕自视太高,唯我独尊,对于别人的成就,根本不放在眼内。你是充分了解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的人,因此,你时常研读各著名翻译家的作品,看看人家的优点在哪儿,缺点又在哪儿,然后取其精华,删其芜杂,以便树立自己的翻译方法。的确,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一种原文,百人译出,尽不相同。有的对原文的了解不够深刻,有的对于有关学问完全外行,有的要做急做章,不免流于疏忽,有的中文太差,译出来的东西,比天书还难读,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常可以见到,在这儿,研究翻译,尽量采用别人的长处,如发觉别人翻译有错误,就应以“哀矜勿喜”的态度,提高警惕,免得重蹈覆辙。


其实,谈理论并不难,最难的是取譬引喻。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不够,他们不是食古不化,便是食洋不化,没法子提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大作得力处,在于实例很多,使人一看就能明白。这种深入浅出的功夫,证明你的确是个行家。


在第九章“首先要了解原文”里,你特地选出五十字,注明同一字而英美的意义不同。举一反三,聪明的读者不难了解同一文字,而含义却是那么歧异。这会提醒他们以后阅读书报,尤其是把笔为文,须加倍小心。


你幼时在故乡打好巩固的中文基础,后来留日,又留英,长期的努力,使你在中、日、英三种语文上,达到优游自得的乐趣。因为你学了日本学术界勤学苦练的功夫,对于外文的进修,多是脚踏实地,所以在翻译和写作上,绝对不成问题。这两三天来,我细心研读揣摩你的“二竖的故事试译”,这才了解你的英文写作的能力实在高明。你把《左传》一段古文,先译成浅近的白话文,再译成琅琅可诵的英文,这一套真实的功夫,不由得不使人肃然起敬。


平心而论,创作困难,翻译也不容易。作家只需精通一种母语,翻译家至少须畅晓两种以上的文字。虽然作家还需搜索枯肠,博访周询,找出许多材料来证实他的理论,而译者却可节省这些麻烦,把人家既成的作品拿来照译,但是在行文上,作家可以自由发挥,而翻译家须受原文的限制,有的可译,有的不可译。有的虽能做到信和达的程度,但因时间和地域的关系,一篇译文,读来全不是味道。


最后,我非常同意你的建议,一切译文必须以逻辑为标准。假如译文不合逻辑,读起来完全不像话。译者必须自己先把原文彻底了解,才可下笔。原意完全明白,译文合乎逻辑,那么“信”和“达”的两大条件已经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见仁见智,各人的看法不同,只好不去管它了。


重版补记


这本小书问世以后,竟意外地引起学术界一些朋友的注意,使我感到颇为兴奋。首先是南洋大学的同僚,年轻的史学家曹仕邦先生的来信。他提出好一些读后感,其中有一条是最有意义的,可供爱好或从事翻译的人参考或研究,所以我转录在此,并附我本人的答复,以待博雅君子的核定。


曹先生提出的这种高见,给了我在翻译时选辞拣字上很好的示范作用,不过我当时执笔翻译那句古文时,也曾为得在 emperor, king, ruler, duke, lord 诸字间加以抉择而有所迟疑,最后采用了 king,是根据下面两条规律来决定的:


意即一位国君,在生为公为王,死后便可称之为帝。如果在生是称帝的,死后则称先帝,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说的“先帝创业未半”之类。


翻译是要字斟句酌的,曹先生虽未尝从事翻译,却有这种翻译的精神,值得佩服。因为他提出异议,我才有机会说出我翻译那一个字时的苦心,为那些不假思索随意照字面翻译的人树立一种楷模,以期减少翻译上的错误。


在同一文中王叔岷先生也曾告我,“公疾病,求医于秦”句中的“疾病”作“疾甚”解,幸亏我译为 suddenly fell ill(一听就病倒了),意思相差不远,虽没有用 serious 一类的字眼,但后面说景公已病得神志不清,其病情的沉重可想而知了。


此外,新加坡文学界的元老连士升先生,也在报端写了一篇《海滨寄简》,专谈读了《翻译的基本知识》一书后的感想,可视为一种书评,现节录一部分如下:


(文见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汉桓帝时,安息国沙门安静,赍经至洛,翻译最为通解。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The stars are few, the moon is bright.


The raven southward wings his flight.


When the stars are few


And the moon shines brightly,


Magpies and ravens are winging their way


Southward.


一 一个古老的问题


世界上现存有三千多种语言,彼此之间不能理解,要理解就得凭仗翻译。语言的产生和人类的产生同样的古老,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类,开始发生接触的时候,就发生了翻译的问题。人类由单有语言进化到有文字的程度,其间必然经过极其悠久的岁月,至今世界上三千多种不同的语言中,有文字的仍为极少数,这并不是说有的民族产生得较迟,所以文字也发达得迟,而是因为他们的知识进步得慢,文化水准很低的缘故。大家都知道:文字是代表民族的文化的,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文化水准的低落可想而知。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意思就是说,要把一个人的话语和思想,传到远方或传到后世,就必得有记录的文字。世界上最古的文字有三种:一为苏马利亚人和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二为埃及的图画文字,三为中国文字。所有人类的文字,虽则都是由图画演进而来,然而并非出自一源。于是发展出彼此极其不同的文字来了,如中国的文字为注音文字,西欧的文字为拼音文字。这已经在系统上大有不同,判然二物,即是那些有亲族关系的文字,如日本、高丽、安南,乃至古代的契丹、女真、西夏,都采用了中国文字,或至少是和汉字有不少的关系,但发展的结果,也多变成了另外一种文字,如日本文看上去虽则满纸汉字,然而我们中国人要了解它,也大不易。不要说外国,哪怕是在一国之内,文字也不尽同,我国直到秦朝的李斯,实行“书同文”,才算是把中国的文字统一了。


同一国的文字,如果不统一的话,也是需要翻译的;外国的文字,哪怕是汉字集团,如上述的日本文及高丽文,我们如不经过翻译还是不能了解的。说话固然不能了解,就是写成文字也和我们的大有出入。所以说话需要翻译,文字更要翻译。没有文字而只是口头传述的,不算正式的翻译,只可称为通译(interpret);要把用文字写成的书籍,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这才是正式的翻译(translate)。在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到处都是不同种族的人,说着各自的母语;就同是华族,也说福建、广东、潮州、海南、三江各地的方言,互相不能达意,就得有人通译。如果是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生长的人,他就会说各种各样的话,会说英语,会说马来话,会说华语,会说闽、粵方言。这样的人英文叫做会说多种话语的人(polyglot)。他只能做通译,不能做翻译。通译是动口的,他不一定要认识字,而翻译是动手的,他必须通晓书本上的文字。所以从事翻译工作,非精通语文的人(linguist)莫办。


通译因无记录可留,自无史实可考,等到有记录时,已经到了翻译的阶段,至少是有一方面的记录,把当时由通译口头传述的话,用文字记下来了。如中国从事翻译的工作,而留下有记录可考的,是三千年前的周代。《礼记》的《王制》上说:


等到公元一百五十年的时候,即汉末的桓帝的朝代,所翻译的佛经,流传至今还在。《隋书》的《经籍志》上说:


这似乎是“翻译”一词出现最早的记载,在汉以前只称“译”。《礼记》上说:“北方曰译”,只用一个“译”字。因为汉人大半与北方的外族打交道,所以“译”的这个名称特别发达,后来加上一个形容词便称“翻译”,代表转译四方的语言文字了。


在西洋的欧洲,翻译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有记录可考的,是在公元前二百五十年的时候,罗马的诗人安得罗尼可斯(Livius Andronicus, c.284—204 B.C.)曾把希腊大诗人荷马(Homer, c.10th cent. B.C.)的史诗《英雄流浪记》(Odyssey)译成了拉丁文。可见翻译这一种工作,是在两三千年前的古代,早已有了的,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如果翻译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是极其古老的问题。古人所遭遇的困难,我们同样还得遭遇。翻译免不了要发生误译,也并非时下才有的。在民国二十年左右,上海有位文人曾由英译本把俄国作家柴霍甫的短篇小说,全部译成中文,至少有十二巨册。他的中文写得非常流利,英文的阅读能力也不算坏,可是译得多了,总不免有失错(slip)的地方,于是乎他就在中国的文坛上闹了一个大笑话,把英文的银河(The Milky Way)译成“牛奶路”了,有诗为证:


这首诗可以称为一种史料,中国翻译史上的逸话。大家都知道织女配牛郎,为什么诗中变成了“马郎”呢?这也是那位先生译笔下的杰作。神话中有一种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马的怪物(Der Zentaur),竟被译成“半人半牛怪”,当时曾被人讥为“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


在上诗中,提到为牛郎织女七七相会时架桥的“乌鹊”,使我想起另外的一些译作来了。以译介中国文学名著闻名世界的,英国汉学大师介尔斯(Herbert Giles),把曹孟德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英译为:


而不久以前台湾的李杏村先生,新译的《前赤壁赋》(见 1968 年 7 月出版的 China Today)上把这两句诗又译成:


由上两种翻译看来,外国人译的也好,中国人自己译的也好,都把“乌鹊”一个名词翻译错了。介尔斯把它译成“乌鸦”,是另外的一种鸟,而李杏村就把它译成两种鸟了,他不知道“乌”在此是一个形容词,实际是指那种俗呼为“喜鹊”的鸟。


上述几位译者都是很好的,尤其是介尔斯的鼎鼎大名汉学界谁不知道,可是译诗照旧不免有错,古人要译错,今人也要译错。所以我说翻译的困难问题,是自古以来就有了的。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天然,必然的关系。


二 约定俗成万物名


十九世纪的英国著名生物学者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曾以极其通俗易解的文字,来说明大自然的奥秘。他把世间万物分为两类:一类叫自然物,一类叫人为物。如房屋、家具、舟车、机器之类,就是人为物,因为它们都是经过人的手艺而形成的;而另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是完全没有经人之手而出现的,世界上即令没有人类,它们也是存在的,那是些什么呢?那就是日月星辰,白云苍天,山河海洋,动物植物,一切自然产生的东西,所以称为自然物。所谓人为物,严格地说起来,也不真正是人类创造的,如果没有自然物的话,人类便什么也造不出来。例如,一张书桌,算是人为物吧,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物的树木,给我们做材料,又哪里来的桌子呢?所以,事实上,人为物的产生,不外是我们叫作人类的这个自然物,在别的自然物上有所作为的结果。


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间产生万物,人最为贵,但在大自然方面来看,也是和刍草或狗畜一般,无分轩轾,正如赫胥黎所说的,人类也不过是自然物的一种而已。


自然物既是由造物者一手造成,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美国的月亮也好,中国的月亮也好,都是一般大小的。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人都有五官,是树都有枝叶。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对自然物的认识都是相同的。假如英国人指着早晨在东方升起的红日说:the sun,我们不懂英语的人,也懂得他是说的太阳。至于秦朝的赵高指鹿为马,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那有叉角的动物就一定是鹿,那有鬣毛的动物就一定是马呢?仓颉造名时,鹿还可以说是象形,而英文鹿的原意,只是指的普通动物(OE deor = beast, animal)而已。当初把这名称派在别的动物头上,或派在马的头上,那么,赵高指着唤名的,也就不错了。莎士比亚说,名称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我们称为玫瑰花的,叫做任何其他的名字,也是一样的芬芳。这就是说,我们给它的名称虽有不同,而自然物本身的实质不变。荀子在他的《正名》篇上说:


这是合乎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的。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语言问题》上说:


他用了荀子的“约定俗成”四字,来说明语言的性质,可见他是同意荀子的说法的。


自然物是人类共通有的,只是各种语言叫它的名称不同而已。我们只要知道那名称所指的是什么,总不会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青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绿,一样的芳,无论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它是决不会变成乔木的。我们在一种语言当中,由于约定俗成的关系,给它取上一个名字;在另外的语言中,又有另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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