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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文明的密码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中国高层智囊、著名通才型学者何新,以颠覆性视角微观国学,破解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

作者:何新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01

书籍编号:30616413

ISBN:978751437503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045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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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前言


“何新谈中国文化”(三卷)汇编了何新先生早期及迄于晚近的一系列国学研究之学术成果。内容包括神话学研究、文史考释、古天文历法学、经学、孔学、诸子学及中国上古史诸领域之研究。此为第三卷。


何新先生于古学之研究,视野宽阔远大,涉猎多种学科。所涉所考,皆钩沉稽隐、遍探故实,而征引宏博,议论发微极为深入。其主要研究方法,则以训诂为主,包括文字、音韵等方面的大量知识,同时涉及了甲骨文、金文、神话学、考古学、古天文学、古历法学、古典哲学、中国上古史等难度较高之领域。


何新先生凭借深湛学术功力,对千年以来困扰无数学者的未解之谜,基本予以破译,使人有豁然解悟之快意。同时,作者以训诂方法打通古语今语之异,古音与今音相推,雅言与俗语互参,本义与新义转相阐发,再以经典雅流畅之文体翻译之,有起古人于冢下之神奇,读之如有见古人之貌、聆古人之语的亲切感。中国文化之古老传统与脉络,通过故纸堆的勤奋梳理和细密甄别,于兹乃彰然可寻。


何新先生的古学研究,打破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学研究长期因循守旧的局面,结束了传统经学门户壁立、零散不整、难成系统的平庸状态,突破了传统的以经说经、蹈袭旧论而基本在经籍之范围打圈子的陈旧模式,大大开拓了国学研究的宽广道路,展示了小学训诂这门古老传统学术深厚而顽强之生命力,使人领略到伟大华夏文明非凡的历史魅力。


综览此三卷,作者以小学为术,问大道之学,灵活运用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考古学、天文学、地理学、历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多种人文学术成果,打通了经学与史学之道脉,既有切合古义而独具风格的白话翻译,又有征引宏博、逻辑严密的朴学考证和分析。作者涉猎驰骋于经、史、文、哲之间,做到既复原经典文本之古义,又借此推考上古中国社会之历史。在方法上,则既有对传统学术的有机吸收和继承,又从更为宏大的角度革新了经学研究之旧法。

【古天文历法】


八卦与九宫


杨希枚先生曾指出,对某些神秘数字的迷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这些神秘数字,构成了古代人的一种神秘语言:


“神秘语言常是非自喻性的,也即隐喻性或象征性的(melaphorical or symbolistical)语言。这种语言另有其神秘性的意义,非可就世俗语言的观点而直接求其了解。例如同一个‘+’字,就基督教徒而言,就显然有非一语可以道尽的复杂的神秘意义。神秘数字同见于其他民族,在西方学者有关宗教的著作中不乏讨论。有关中国古代的神秘数字的问题,就国人论著而言,却似乎仍未见有系统的研究。就著者所知,三十年前,闻一多、季镇淮和何善周三氏曾合撰《七十二》一文,指出七十二是或与阴阳五行有关而泛表多数之意的一种虚数。虽然,究与阴阳五行有何种关系,又何以如此,而七十二即为泛表多数的虚数,闻氏等却未能加以说明。其后,周法高先生在《上古语法札记》一文内,指出前人曾论及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之类的数字,‘都有表示虚数的可能’;此外,谈到藏语中的‘九’,跟汉语中的‘九’一样,也可以是虚数或神秘数,两者究源于同一母语或由于文化关系,颇可注意。”


事实上,对中国古代神秘数字的研究,可以写一部专书,但我们在这里只想讨论与中国古宗教神话有最密切关系的一组数字。


《周易·系辞》: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


此即1、2、3、4、5、6、7、8、9、10十个自然数,本来是极其简单的,但在上古时代,数字却是一种神秘的符号。它们如此排列在《周易》中,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为什么所有的奇数在此都被称作“天数”,而所有的偶数,又都被称作“地数”呢?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下图给予回答:


1


上列各项中颇可注意的是,这里所有的奇数均与天文现象有关,故称“天数”;而所有的偶数都与地理现象有关,故称“地数”。


一就是太极、混沌,也就是道教所人格化了的“元始天尊”。


三就是三皇一名的本义,即“三光——日、月、星”(《说文》)。


五就是五行或五常,即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七就是纬书中及道教书中常谈的七曜——日、月、五星。


九就是天的九重寰宇(详见《说文》“扶桑”一章所论)。


二即地理上的二方位观念(见后论)。


四即四维——东、西、南、北。


六即六维或称六合——四方以及上、下。


八即四正四维(详见《吕氏春秋·有始》),即东、西、南、北以及东北、西南、东南、西北。


十即地理上的五方之神配上它们的五个伴神。


以下择其要者,略作一些讨论。


天一,又称太一,又称太极或无极(《周易》)。在老子哲学中,一就是道,就是作为万物起源的混沌(元宇宙),也就是介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元光明以及元黑暗。而在秦汉人的宗教思想中,一作为太一,更具有一种极其神秘,同时又极其神圣的意义。由于秦汉时代的宗教思想早已由上古的拜日一神教演变为合天神——地祇——人鬼三界于一体的多神教,因此本来作为太阳神的太一,其宗教含义,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简略些说,这种变化就是:由作为太阳神耀魄宝的太一,变为大火太一,再变为北辰太一,再变为北斗太一,最后变为太岁太一。


这种演变,突出地表现在辰星概念的演变上。


在中国天文学中,“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关于此字本义,文字学家虽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未有定论。我们只知道,在古代天文学中常用“辰”这个概念,表示时间和观象计时的标准。


古代世界中的各民族,由畜牧时代跨入农业时代,必定伴随着天文学上的发展。在中国古天文学中,辰这个概念表示着一种据以定时的标准。对于各个不同民族,在他们天文学的历史上,选定作辰的标准也常是不同的。例如埃及人看天狼星定辰,巴比伦人的“辰”却是广车星(cupeilla),而中国人最早用来定辰的星是太阳。所以在中国语言中,太阳东升即叫作“辰”——早辰(晨)。观测日之出没以定“辰”,这是先民最原始的也是最简便的观测法(这可能就是《汉书·律历志》所说的上古“黄帝历”的历法),但在前面讨论后羿射日神话时,我们曾指出,古代发生过几次大的历法改革。第一次就是把以观测太阳计辰的历法,改变为以观测“大火”计辰的历法。古书中所谓:


“五月初昏,大火中。”(《夏小正》)


“季夏六月黄昏,火星中……”(《毛诗正义·卷八》)


就是以大火计辰方法的实录。这时大火取代了太阳,成为“大辰”。


但除此之外,在上古时代的一些族团中,还有采用观测参星(参见东方为冬至)作为定时标准的。参星又称“伐”,所以《公羊传》有“伐为大辰”(昭公十七年)的说法。而北极星则构成了太阳以外的第四个大辰。因之在北极星周围,日夜围绕它旋转不休的北斗七星,在古代也曾被作为观象授时的标准。《史记·天官书》:


“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


《尚书·大传》:“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


《尚书》马融注:“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正日,第二曰主月法。”


除此之外,北极星之所以受到崇拜,还是因为它被看作天盖的正中心点。古人认为,整个天体以它为中轴,循环转动。他们认为位于大地正中的昆仑山顶有一棵建木,直接与这颗位于天中的帝星相连,距离是昆仑山高度的八倍。汉代纬书《春秋文曜钩》说:


“中宫大帝,其精北极星,含之出气,流精生物也。”


“阳起于一,天帝为北辰。”(《保乾图》)


“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合诚图》)


“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驭四方,冠有五采文。”(《合诚图》)


综上所论,我们已经揭示了中国古代对“一”——“天一”这个数字迷信的由来。它起源于对太阳的迷信(太一即泰帝,本来指太阳神),而后来则演变为对“大辰”星(大火和参伐)的迷信。最后(可能在战国秦汉之间)成为对北极星的迷信。并且从此以后,天文学和占星术上,就只把这颗星叫作“太一”


以上详细讨论了对“太一”即“天一”的迷信问题。由于这个问题关联到中国上古和古代天文学中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比较复杂。与此相比较,对于“地二”的迷信,其来源似乎也不那么简单。


对于“地二”之数的来源,至今尚无论及者。我的看法是,这个数起源于上古时代以二方向定位的观念。这一点,从现代人的角度看,可能是相当难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几乎是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已习惯于四方三维的空间定位观念了。但实际上,上古先民对大地方位的认识,却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由无方向观念,到有方向观念,又逐渐发展出二维、四维、六维、八维以至全方位的观念。这一点最早由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阎若璩、胡渭等人提出。他们在研究《尚书》时发现:上古人凡地理言南者,皆可与东通,而凡言北者,又均可与西通,非同于后世以为东、西、南、北四向所迥然相反者。对于上古时代人们的这种二维方位观,可试作构拟如下图:


2


中国上古的二维方位观念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山海经》《淮南子》等保留着大量上古地理材料的书籍中,在对大地方位的认识上,显得那样混乱。即以对太阳起落的描述来说,他们有时说太阳从东方升起,有时却又说是从南方。而太阳的没落之处,他们有时说在西方,有时却又说是在北方。许多山和水(如昆仑、昧谷、丹穴等)的方位,记述更是极其混乱和矛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混乱中又常有一种规律性,即:虽然古书中常见东与南、西与北的混淆,却很少见到东与西或南与北的混淆。


但是,如果联系现代天文学的知识,更深刻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关于大地二方位的观念,其实也是从对太阳运动的实际观测中形成的。


我们知道,直观地看上去,恒星和银河似乎整夜在运动,好像附着在一个绕空中一固定中心(现在叫作北天极)旋转的、不可见的、倒扣着的大碗上。根据地球表面不同地点的观测,可以推断出这只碗实际更像是一个环绕大地的巨大圆球,而大地本身也是一个圆球。我在拙著《释乾坤》中曾论证:乾何以称天,坤何以称地,旧说多未确。乾字古音读幹。繁文作“斡”。斡字古音与今音不同,当读“管”。斡者,旋转之物也。管、旋、乾三字皆叠韵,故相通。古人称天为斡(即乾),又称作“旋”,称作“圜”。《说卦》:“乾为天、为圜。”圜今音读还,古音读旋。《汉书·贾谊传》引师古注:“还读如旋。”旋亦书作玄(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曾释玄即旋之本字)。凡此,皆表明古人之宇宙观。根据此种观念,天乃旋转体,日夜转动不已。《庄子·天运》:“天其运乎?……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得已耶?”此观念之根据,则来自古人对天体运行规律的观察。夜晚看星空运动,周天运行如一大旋体。古人称天为乾、为斡、为旋、为还(天道好还即天道好旋也)、为玄、为旋宫(见《拾遗记》卷一)、为大钧(见《汉书·贾谊传》,大钧即陶轮),其所取义,皆本于此。


这种观点的依据正是:包含着恒星的假想“天球”,看来是从东到西均匀地转动,每隔二十四小时返回其起点,这一事实是古代人颇为熟悉的。我们把这个运动称为周日旋转。


由于北极星恰好离北天极(北天球中诸恒星绕之旋转的表现中心)很近,所以古代把这颗星定为天的键轴,又叫“天中”。但是,如果进一步观察日出前和日落后的恒星,我们能够发现太阳每天都在缓慢地改变它相对于恒星的位置。事实上,太阳沿着一条从西到东穿行于诸恒星间的路径通过“黄道十二宫”,三百六十五天之后再返回它原来的出发点。更确切地说,太阳并不是单纯地向东运动,还有一个沿南北方向的运动:大约在3月21日(春分)正午时分,太阳位于地球赤道处的正上方,然后每日向北移动,直至大约6月21日(夏至)正午它位于赤道以北23.5°处(北回归线)的正上方。然后,太阳重新向南移动。大约到9月23日(秋分)的正午,它又返回赤道的正上方,大约到12月21日(冬至)的正午,它位于赤道以南23.5°处(南回归线)的正上方。此后,太阳再次向北移动,如此循环不已。


也就是说,从太阳运动的直观现象中,古人已观察到,太阳在不同的季节,其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东到西,而同时还是由南到北的。这一点在冬季就尤为明显。那时候太阳看起来仿佛是从偏东南方升起的。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古人为什么把南方称作“丹穴”“太阳之地”,认为是太阳的老家;却把东方称作“少阳”;而把北方称作“暮谷”(昧谷、蒙谷)、“太阴之地”,看作太阳被埋葬于地下的“墓地”;却把西方称作“少阴。不难想象,当上古先民尚未形成固定的天地四方观念时,他们必然只能靠视觉和感觉去追踪太阳的运动。因此他们只能掌握两个方位——太阳升起的方位,即东方与南方的重合;太阳下落的方位,即西方与北方的重合。而这恰也正是“地数二”的起源。


还应当指出的是,上古这种二方位的大地观念,又是与他们在季节上的二分法相对应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均表明,中国人对四季的认识较晚。已故历史学者于省吾说:


“甲骨文和《山海经》均没有四时的说法。《尚书·尧典》才把四方和四时相配合。商代的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制,甲骨文只以春和秋当作季名,西周前期仍然沿用商代的两季制,到了西周后期,才由春秋分化出夏冬,成为四时。”


商人虽然没有四季的名称,但在商代甲骨文中已出现了关于四方神和四方风的观念:


东方神曰析,风曰协。


南方神曰因,风曰微。


西方神曰,风曰。


北方神曰伏3风曰役


商代甲骨文中这种四神四风的观念,也就是晚周出现的五天庭、五帝、五佐观念的滥觞。《尔雅·释地》:


“距齐州以南,戴月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蒙。”


郝懿行笺注:“齐,中也。齐州即中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战国以后人的地理方位观念已由四方位发展为五方位,即东、西、南、北、中。


以此与晋张华《博物志》所引汉代纬书《河图括地志》中所存九州说作一比较:


“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部之立(原作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八十国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是好国也。


“中国之国,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广之,万五千里。东至蓬莱,西至陇右,右跨京北,前及衡岳。


“尧舜土万里,时七千里,亦无常,随德优劣也。尧别九州,舜为十二。”


《博物志》所引《括地志》的这一段话,实极重要。然而却一向未被注意。其实这一说法,完全是战国邹衍的学说。邹衍是战国时齐国方仙道巫师,但又是我国古代极杰出的一位科学家(天文和地理学家),其所著书今已佚失,然而其学说在战国秦汉时期影响极大(可与孔、老相抗衡),所以他的一些残篇,仍可见于今存先秦及秦汉著作中。


《史记》记邹衍地理学说谓: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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