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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北师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总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夏扬,徐淦,卢建平,李晶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17549

ISBN:978752016236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433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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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法学院创办一份以学生打理为主、主要发表青年教师和学生作品为主的学术刊物,一直是我心心念念的想法,原因有很多。


横向比较,无论中西,但凡优秀的法学院,差不多都有一份这样的刊物。若无这样一份刊物,则说明这个法学院还不够优秀!


纵向地看,在我自己的求学生涯中,也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经历:30多年前在法国留学时,也曾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创办《留法通讯》,自任编辑,组稿编稿,有时稿件不够了,还会“以权谋私”,将自己的私货充数进去。前不久就有老同学在微信群里发出照片询问,有一篇题为《实行对外开放与保守国家机密》的文章作者是谁?我在这里坦白,那个署名“路见平”(以及此后的“路见”或“袁行客”等)的作者,即在下卢建平。


现在回忆起来,这段经历弥足珍贵,不仅为自己留下了稚嫩的笔迹、青涩的思想,也见证了编者与作者、读者一起创业、相互学习、共同成长的过程,对我此后的学术事业发展大有益处。这段经历也说明,学习不只在课堂、书本上,课外的实践、锻炼也许是更好的学习。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学无涯、思无涯,若思而不写、述而不作,学习的过程、思考的印记便无迹可寻,学习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写作能力是学生最重要的能力,“听”“说”“读”最终都要汇总到“写”上来。


而对于初入学术殿堂的学子来说,终于见到自己的心得体会变成铅字印刷体,甚而还居然拿到了稿费,内心的那种喜悦以及由此萌生的自信,也许就是成就一个伟大学者登顶之梯的第一台阶!这不仅体现了所谓循证学习(evidence-based learning)的理念,也反映了快乐学习的理念。宋代文豪欧阳修之所以比别人快乐,即在于他“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因其文章流传千古,故其乐亦绵延不绝。对于编者而言,基本是在扮演无名英雄的角色,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不仅在读稿、审稿、编稿的过程中先睹为快,而且还能成人之美,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快事!


创办一份刊物必定不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而是群体行为或社会行为,需要作者、编者与读者,老师和学生,刊物、学校与社会相互之间的通力合作。特别是在初创时期,如何尽快形成自己的风格,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立足生根,为京师法学的发展贡献力量,为法治国家建设建言献策,这是刊物的主办者、编辑者、作者以及读者共同面临的首要问题。


天地万物,存乎一心。我个人的期望是,《北师大法律评论》能够成为一个心灵沟通的平台:作者们用真心写作,编辑们凭良心审稿,读者们以热心鼓励。大家勠力同心,把学刊办好,并与学刊一起共同成长!


卢建平


2019年9月10日

专栏


文化遗产法视野下的宗教文物保护


——从隆福寺藻井说开去


柴荣 侯怡宁[1]


摘要:作为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宗教文物数量丰富、价值重大。然而由于宗教文物使用权和管理维护权的分离,以及公民文化权利需求与文物保护存在矛盾等原因,我国宗教文物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凸显。纵观历代宗教文物保护观念和立法实践的变迁可以看出,保障个人、团体及国家在宗教文物的享用、传承及发展上的基本文化权利,引入宗教文物参与式管理及保护制度,对贯彻落实《文物保护法》、推动宗教活动法治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化遗产权;宗教文物;《文物保护法》


在北京先农坛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中,存放着一件“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隆福寺藻井。据1987年7月25日《北京日报》报道,隆福寺“藻井,上中下三层,下有铜铸四大天王支撑,彩云缭绕中立着一个个罗汉,中层为琼楼玉宇的天上宫阙,天宫下为彩绘的二十八星宿神像,宫阙有仙人天女,都是精雕细琢而成”。[2]藻井最上方是一幅天文星象图,画面现存星数1420颗,其星数、星官部位都与我国古代天文学著作《步天歌》吻合得相当好。隆福寺藻井制作精美,不仅有重要的宗教价值,同时反映了我国古代建筑、天文技术的高超水平。


受唐山大地震余波影响,隆福寺藻井于1976年落架保护,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经过文物专家的修复,最终迁至先农坛太岁殿展出,这是宗教文物修复、保护和利用的典型案例。遗憾的是,藻井的最初存放地隆福寺早已经被大火摧毁,藻井本身的六层建筑结构最终只修复了五层。隆福寺藻井修复工作进行的初期,并未有可依照的文物保护法规章程,主要由文物专家依据清华大学存留中国营造学社拍摄的隆福寺藻井资料照片,对藻井残件进行整理分析后做了复原,直到1982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的颁布施行,新中国文物保护才开始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说明了宗教文物保护在技术和法制化进程上的艰难曲折。


一 宗教文物保护法制化进程的曲折


(一)中国古代宗教文物保护观念的翻覆


我国古代宗教文物保护的状况十分不理想。文物保护的观念在历史上很长时间未能形成,虽然法律上有对宗教财产如寺院土地、寺庙建筑、僧尼财产等的规定,但多数是从财产立法的角度进行的,并未有明确的现代文物或“古物”概念。历朝历代对于宗教活动的政策多有翻覆,经常可以看到中国民间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在发展兴盛之后的大规模灭佛运动。中国古代曾经出现的“三武一宗”“一洪”法难,对中国宗教文物尤其是佛教文物而言,可以称得上是灭顶之灾。


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在位)最初信仰佛教,其时中国各地的佛教文化兴盛,僧徒众多。随之而来的民间信众均有意愿捐资建造佛像,各地宗教建筑呈一派繁荣之势。但到了445年,太武帝开始下令诛杀长安的沙门,焚毁包括宗教建筑在内的一切佛教经幡、典籍和造像。这次灭佛运动从开始到太武帝死亡的7年之间,北魏境内的寺庙建筑、佛教经典及僧佛造像全部被毁,可称为宗教文物的物件无所保留。574年,南北朝北周武帝下令禁止佛教、清理道教。这次运动不仅使佛教的宗教文化和文物被破坏殆尽,对中国本土的道教文化和文物也是一次彻底的清除。574年以后,佛教沙门、道教道士还俗为民的有两万多人,寺庙田产也被尽数赐予王公贵族,灭佛运动直到北周武帝死亡后才停止。唐武宗(840~846年在位)于会昌三年(843)开始禁佛,其间被毁的佛教寺庙有4600多座,僧尼还俗、田产被收,金属佛像与佛具被铸造成铜钱或农具,此后佛教元气大伤。


同样的事件在后来佛教发展的历史上不断重演,比如五代十国时期后周世宗(954~959年在位)于955年5月开始的排佛运动,以及太平天国时期14年间对宗教文化的破坏运动。几乎每一次宗教兴盛之后便会迎来大规模的灭佛、清道运动。历史上宗教文物经历的破坏和重建,宗教文物保护观念的翻覆和曲折,对今天的宗教文物保护政策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核心问题在于宗教文物文化遗产观念的确立,即宗教文物首先应当被看作文物和文化遗产,这一点应该与其宗教属性相剥离。也就是说,宗教文物的文化遗产属性,不应当受某一历史时期的宗教政策所影响。从文化遗产法的视野来看,宗教文物并非一国政府的独有财产,而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文物的国家所有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对文物行使无限制的权利”。[3]因此从文化遗产法的视野观察宗教文物保护的现实,我们认为,宗教文物首先是一种文化遗产,其利用和保护不应当受到一国宗教政策的影响。


(二)民国时期宗教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


1.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确认


民国时期立法内容丰富,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政策在这一时期通过各种立法活动确立下来。这一时期赋予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均属宪法性文件,如1912年3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完成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年5月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1931年6月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及1947年1月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均规定了诸如“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4]“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信教之自由”[5]“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6]的内容。这一时期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获得了宪法上的确认,为宗教文物保护制度的建立奠定了法理基础。


2.文物保护观念觉醒及文物立法


自国门被枪炮打开,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敦煌文书外流开始,国人对文物保护的观念逐渐觉醒。我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着文物保护的法律,特别是有关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最初并非将其作为文物犯罪看待,而是作为财产犯罪来规定的,[7]彼时文物观念尚未形成。如《唐律疏议》中,将今天认为的文物犯罪作为贼盗类犯罪来处理:“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即道士、女官盗毁天尊像,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真人、菩萨,各减一等。盗而供养者,杖一百。”[8]直到清末《保存古迹推广办法》(1909年)的颁布,国人的文物保护观念才逐渐增强。民国时期承袭近代以来文物流失的历史,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比如《保存古物暂行办法》(1916年)、《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28年)、《古物保存法》(1930年)等。《古物保存法》的效力层级高于此前内政部制定的各种部门规章,使得文物保护有了专门性、系统性的法律依据。其对“古物”做了系统认定,对古物保管、采掘、权属、流通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立法规定,同时明确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古物保存上的权属职责。《古物保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中央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立法,为文物保护事业的依法开展奠定了基础。


3.宗教文物保护的法律规定


民国时期对宗教活动的立法也初具雏形,北洋政府出台的《关于保护佛教僧众及寺庙财产的令文》、《内务部公布寺院管理暂行规则令》、《内务部请明令保护宗教庙产致大总统呈》以及《监督寺庙条例》等,都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立法依据。其中关于宗教文物保护的内容,如《监督寺庙条例》第2条规定:“寺庙及其财产法物,除法律别有规定外,依本条例监督之。前项法物,谓于宗教上、历史上、美术上有关系之佛教、神像、礼器、乐器、法器、经典、雕刻、绘画及其他向由寺庙保存之一切古物。”这些法规、条例的颁行,对于规范宗教活动、保护宗教文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现行宗教文物保护法律体系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9]宗教文物是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1971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5年欧洲委员会《文化遗产社会价值框架公约》,以及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均确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为响应国际公约的号召,我国自1982年11月19日起施行《文物保护法》,199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2003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通过,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发布。《文物保护法》自1982年11月19日施行起,经过五次修正,现已成为我国文物保护的主要法律依据。各地方也根据《文物保护法》积极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规章和条例。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文物立法情况,各地在《文物保护法》的框架下,制定了100多部地方性规章,比如《上海市文物保护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这些条例与《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一同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物保护法律体系。


关于宗教文物的保护则散见于《宗教事务条例》和各种宗教政策性文件和部门规章之中。宗教文物较一般文物来讲具有其宗教上的特殊性。与一般文物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不同,宗教文物大多是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物品,《宗教事务条例》第七章“宗教财产”规定了宗教法人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但是宗教财产主体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并未获得立法上的真正统一,各种地方性宗教政策文件中对于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均出现矛盾的表述,比如“寺庙所有”“国家所有”等。宗教文物与宗教财产概念的交织以及宗教财产权属的不明晰,直接导致我国现行宗教文物保护在权利义务上的不明确。


我国对宗教文物还设置了刑法保护。我国刑法上的妨害文物管理罪是自成体系的一类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文物犯罪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此类犯罪的罪名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倒卖文物罪,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等。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文物犯罪的量刑进行了修改。《国务院关于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活动的通告》等也对妨害文物罪进行了规定。


反思宗教文物保护的立法过程以及国内外对宗教文物保护的态度,可以十分明确的是,宗教文物是全世界、全国公民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这一点不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而产生差别。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当然的,宗教文物的保护也应该脱离宗教信仰的差别,从文化遗产法的角度加以认定和保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因政权、宗教纷争所带来的对宗教文物的大肆倾轧。


二 作为文化遗产的宗教文物保护的特殊性


(一)宗教文物数量丰富


在文化遗产法的概念体系中,文物是中国现行法律最常用的概念。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10]宗教文物是与宗教活动相关的文物,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等文物建筑及附属的大量经卷、法器、造像等可移动文物。[11]我国宗教文物数量繁多,截至2013年5月3日国家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目前在全国4296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各类直接以寺庙、道观命名的,以及与宗教相关的文物建筑共计671处。[12]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宗教活动场所132083个,在2011年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中,确定了7965处宗教建筑为文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石窟寺和古建筑类别下的绝大多数文物单位都是与宗教相关的。宗教文物单位数量多且分布广泛,这种现象在北京、陕西、湖北等佛教文化历史传播较为集中的地区更是直观可见。我国宗教文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文物均是我国宗教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繁多的数量和庞杂的种类,以及各宗教发展情况的复杂性,使得我国宗教文物保护具有不同于一般文物保护的特殊性和紧迫性。


(二)宗教文物宗教功能重大


文化遗产权是特定主体对其文化遗产的享用、传承与发展的权利。[13]从文化遗产权的角度去看待文物,其所蕴含的教育、科研、经济、审美的价值,可以满足人民对基本文化权利的需求。文化遗产是极易灭失、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与一般文物的价值功能相同,宗教文物也具有教育、科研、经济、审美等功能,同时其宗教文化功能也十分突出。[14]宗教文物作为宗教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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