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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创造社漫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黄淳浩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7553

ISBN:978752016447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5827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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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黄淳浩是研究创造社尤其是郭沫若的专家,除参与编辑《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和撰写《郭沫若年谱长编》部分章节外,自身还有多部著作先后问世:《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创造社通观》《郭沫若书信集》《〈文艺论集〉汇校本》。现在的这本《创造社漫论》,是在他撰写或编辑上述书籍的过程中陆续写就的,差不多都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曾收入《中华文学通史》或有关郭沫若的论集中。现在他集中起来,辑录成一本论文集并以《创造社漫论》作为书名,既是他以往研究创造社和郭沫若的延伸,又可视为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的补充。如果说专著是“面”的铺陈,而收入本书的这些文章则是若干“点”的深入甚或突破,“点”与“面”结合,相得益彰,呈献于读者面前的就是完整而非零碎的创造社,是本来面目而非被人故意抹黑的郭沫若了,这无疑是黄淳浩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贡献!


创造社是“五四”以后最早成立的新文学团体之一,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为其主要创始人。在中外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两种主要的创作方法,也是两大文艺思潮与流派。也许是由于社会与历史原因,在多灾多难的近现代中国,反映现实生活与斗争的现实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则相对被忽视、冷落,甚至受到批判与抵制。而创造社尤其是郭沫若、郁达夫高擎的正是浪漫主义大旗,虽然一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慑于压力,郭沫若在很长时期都羞于谈论浪漫主义,直到毛泽东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以后,郭沫若才怀着欣喜的心情,公开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黄淳浩研究郭沫若,研究创造社,动机之一就是为高擎浪漫主义旗帜的郭沫若和创造社“正名”,以他们的作品和理论为依据,分析了创造社“从鼓励多元发展到独尊普罗文学”的历史演变轨迹,充分论证了郭沫若和创造社以及浪漫主义对新文学的重要贡献,纠正了过去强加给创造社和郭沫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误解。几本专著,加上这本论文集,可以说黄淳浩的上述目的达到了,这也是新时期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拨乱反正”的一个思想成果。


黄淳浩对创造社和郭沫若的研究,是有创新精神的。比如关于创造社的分期,过去一般分为前期和后期,黄淳浩多方搜集史料并加以分析比较,提出创造社应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并把创造社成立的时间准确地定位在1921年6月8日,这些既是黄淳浩对史料的订正,也是他的创见,现已为众多学者所认同。


近年来,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出现了否定革命与进步作家,否定革命与进步文学的不良倾向,郭沫若首当其冲,遭到许多诋毁、攻击与谩骂。黄淳浩对此进行了驳斥,指出“评价郭沫若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并且要“以平常心多元开放地研究郭沫若”。他在有关的文章中就此做了专门的论述,所提出的观点不仅正确而且说服力很强,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与好评。


黄淳浩曾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多年,熟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很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所以在他研究创造社和郭沫若等人的著作和文章中,不时闪现出理论思维的火花。本书“概论篇”以及《郭沫若的革命文学论刍议》《“艺术没有不和人生生关系的事情”》《成仿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就能常常见到黄淳浩理论思维的闪光点。


任何立论都必须建立在丰富、扎实的材料基础之上,黄淳浩十分重视材料的收集、辨别、取舍和运用。他在《现代文学研究需要注意版本》一文中,强调现代文学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一样,也需要注意版本——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版本,从中研究作家思想与风格的变化。樊骏先生将这门新兴的学问称为“现代版本学”。黄淳浩多方搜集到的郭沫若的634封书信,据他在《〈郭沫若书信集〉编后》一文中自述有两大困难,一是难以搜集,二是不易整理,但他终于克服了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书信集》上下两册,早已成为郭沫若研究的必读参考书。


我特别注意到了《一封珍贵的早期书信》,其中黄淳浩记述了他怎样寻找发表在《学艺》杂志上的郭沫若1921年1月24日致张资平的一封重要书信,无奈跑了院内院外好几家大图书馆都没有找到,最后好不容易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当时,那高兴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更大的兴奋还是阅读了这封得之不易的信函之后,因为我发现,这是一封极有史料价值的书信,无论对于研究郭沫若的思想、生活、创作和著述,都是极为重要、极有意义的。”这封信收入《郭沫若书信集》上册,现在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读到它,这要归功于黄淳浩当初付出的诸多辛劳!


创造社是一个作家群体,本书除重点探讨了郭沫若的思想与创作外,还用相当的篇幅评析郁达夫的创作成就及其艺术特色,论述成仿吾的文艺观点及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他如邓均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陶晶孙,周全平、倪贻德、淦女士(冯沅君)、穆木天、王独清、柯仲平、黄药眠、叶灵凤、阳翰笙、龚冰庐等人,也都一一做了简要的评介,涉及面如此之广诚属不易,非学识渊博者不能为之。至于他对郭沫若名诗的鉴赏,对郁达夫作品风格的探析,则说明黄淳浩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和对艺术的感悟能力。


桑逢康


2017年7月7日

序二


黄淳浩此前已经出版两部关于创造社的专著:《创造社:别求新声于异邦》和《创造社通观》,在学术界取得相当的发言权。


如果再往前追溯,他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后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多年,又下农村搞过“四清”,到首钢待过。这些经历,使他有时间和机会读马列原著,提高理论修养;有条件站在高层读中国,看世界,锻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维能力。这是他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他人不一样的起点,从而铸就不同的个性。他在郭沫若著作编委会编《郭沫若全集》十余年,这种点的深入和突进,是研究现代文学不可多得的准备;他的两个副产品《〈文艺论集〉汇校本》《郭沫若书信集》已经显示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功力和学术水平。


这部《创造社漫论》,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看问题,并作为立论的标准,有历史的高度,有全局的眼光,有辩证的思维,褒与贬,都恰如其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全书观点鲜明,立论确当,史料翔实,引证准确,论证充分,文字朴素,好读易记。


全书的亮点多多。比如,一再强调创造社有个中期阶段,并论证其意义;充分论证和肯定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艺术成就;以平常心辩证地看郭沫若、读郭沫若、评郭沫若;比较周全地论创造社全体成员的创作情况、在文学史上的建树;即使是张资平,也实事求是地有一说一,不以点盖面,一棍子打死;等等。敢碰难点,诠释疑点,回答社会的挑战。


认识郭沫若,评述郭沫若,是本书一个重点。文章强调:对郭沫若,要看全人,看一生,并左右比较;要放在相关的历史大潮中、人生漩涡中读和看,他既是伟人,又是普通人。读郭沫若,是读中国近现代史,郭沫若一身是宝。读这样的章节,读者感到痛快。


张大明


2017年7月6日于方庄

著者的话


这是一本记录我的文学研究生涯的书。


它承载的是我1978年4月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后三四十年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记忆和部分文字。


我从小就喜爱文学,梦想成为一个文学家,大学学的也是文学专业,但1959年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64年扩大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在政治研究室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先后工作和学习近13年,大多数从事的是政治经济理论和一般意识形态的研究工作,再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占去了太多的时间,真正从事文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加起来也就两三年。与几个同志一起,曾在周扬同志(当时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副院长和党委书记)指导下,编过类似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那样一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打出过清样,后因“文革”开始,周扬同志遭错误批判,故未能出版,“文革”后,连清样都找不到了。在这搞文艺的短暂时间里,只写过一篇文学评论的文章,是关于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标题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胜利——评〈欧阳海之歌〉》,先登在新创的马列主义研究院院刊创刊号首页,后又被单位推荐发表于196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机关刊物《新建设》第3期。


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我与十几个同志一起被分到首都钢铁公司。在首钢工作的六七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总公司党委办公室和政治部宣传处搞调研、办《首钢报》、做理论宣传,与文艺离得更远了。仅《诗刊》要发表毛主席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时,编辑部想配合发点工人言论,来北京市约稿,公司让我带着两个工人师傅,以首都钢铁公司工人评论组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继续革命 勇攀高峰——读〈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文章,与毛主席的两首词》,一同发表在1976年的《诗刊》第1期上。


“文革”结束以后,开始拨乱反正,科研工作开始恢复,在原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诞生。经过多方努力,好不容易,我才得以离开首钢,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


到文学所报到时,先是要我去文艺理论研究室,又要我到《文学评论》编辑部,最后还是采纳几位老同学的意见,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中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具有相当高的政治敏感性和现实复杂性,所以要研究它,最好要先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恰当此时,郭沫若去世,中央要成立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而且让从社科院的文学所、历史所和考古所抽人组建,周扬任主任委员,办公室主任是我们文学所的副所长吴伯箫。鲁、郭、茅,巴、老、曹,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之一大重镇,是一位标志性的大师级人物,研究他就可以快速进入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腹地和核心地带,而且郭沫若是四川人,我也是四川人,于是我报名参加,并与所里的康金镛、桑逢康、赵存茂等四五个同志一起,被借调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工作。


郭沫若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是从查篇目找资料开始的。全集分历史、考古、文学三编,共38卷,其中文学编最多,占20卷。郭沫若著作过去有《沫若文集》17卷,未出过全集,所以文章搜集的任务很重。《沫若文集》过去无文章出处,注释也很少,现在出全集,不仅要加文章出处,还要做详细注释。文章分编分卷之后,领导让从内蒙古大学借调来的鲁歌教授和我以文学编第1卷做试验,趟趟路子,看全集如何加注。文学编1~5卷为诗歌,第1卷的《女神》鲁歌同志负责,后面的《星空》《瓶》《前茅》《恢复》由我负责。这一搞就知道做学问之难了。《星空》的集子前,郭老引了一段康德的话来说明这个集名的含义:


有两样东西,我思索的回数愈多,时间愈久,他们充溢我以愈见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惊异与严肃之感,那便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未注出处。自己查了一些康德的书,查不着,请教了一些学者,也不知道。只得上门去请教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老专家贺麟,跑了两三次才查出是来自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一书。又如这本诗集中的《星空》那首诗,提到了好些星名,有的是外文星座名,有的又是中国古星名,什么五车、织女、河鼓、参商等,有的在天之东,有的又在天之西,不少还隐含着神话故事,自己查书,查来查去也不甚了了,后来还是去请教天文馆的专家才弄清楚。人家天文馆的专家都说,郭老真了不得,不愧是一个大家,天文知识都这么明白。此事虽看似与注释之外的研究无关,实则对我之后的研究工作启示却很大。至少是知道了知识之无涯,知道了搞研究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搞研究必须详细地占有资料。


初到郭编会工作的时候,说的是借调半年,后来工作一开展起来,才知工作量之大之重,根本不是短期能完成的事,我是十多年后才脱身完全回到文学所工作的。虽然具体的注释工作都分配到各高等学校去了,我们主要是负责编辑工作,但以文学编20卷来说,由于编委会人手少,每个人都要分担一两卷、两三卷,我和桑逢康除共同负责文艺论著3卷和小说散文2卷之外,还要协助鲁歌同志负责的诗歌部分做些具体工作。由于马良春既是文学所的所长,又是郭著编委会负责文学编的副主任委员,实在忙不过来,诗歌部分第3卷、第4卷的稿子还是我替他代审的。而各高校来的注释稿,如果不合要求,最后还得我们自己来完成。如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的《文艺论集》和《文艺论集续集》,承担注释工作的同志其实也是很下功夫的,只是写法不对。注释本来要求文字精练,简洁扼要,一目了然,但他的注文却像在编纂,在论述,在阐说。讨论初稿的时候大家都提到了这一点,送来的二稿虽然也简化了不少,改稿时我又给压缩改动了好些,但终因碍于关系,未能动大手术,结果送审以后编委会副主任委员石西民同志狠狠地批评了我,说看过我搞的第一卷注释,说明有能力搞得很好,为什么这一卷搞成这样,让重搞。没办法最后只得全部重新搞过,才得以通过。又如河北社科院文研所搞的自传部分的《革命春秋》注释,因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脱离蒋介石以后》等文章涉及好些敏感的人和事,所以来稿有不少的严重缺失,而1992年郭沫若诞辰百年要求全集要出全,真是时不我待,结果这部分本来不由我负责的稿子,不知怎么又推到了我的头上,让我和杨均照同志把这第13卷重新搞了一遍,好在没有影响全集按时出齐。


1987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中国现当代作家书简》,找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约稿,郭平英来找马良春,要文学所同志帮忙,但当时参加郭编工作的桑逢康、陈尚哲和我都有工作在忙,他们不愿割舍,我只得放下手上其他的事情来忙这个。郭沫若的书信,只在1933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过一个《沫若书信集》,仅收15封书信,他的大量的书信都流传在一些报纸杂志、书籍和私人手中。结果我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到处搜集,整理出400多封郭老的书信,百花文艺出版社庞大的作家书简计划没出几本就半途流产了。不过我已没法停顿,一方面继续搜集,一方面寻找别的出版社。这样,终于在1992年郭沫若一百周年诞辰之际纳有634封信函的《郭沫若书信集》分上下两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出以后,反响热烈,有的寄来了手里掌握的郭老未发书信,有的来电话指点哪里有郭老书信线索,甚至代为联系,引领上门,以提供书信。更多的人,则建议搞续编。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联手郭沫若纪念馆的雷仲平、钟作英同志,上报了收集整理郭沫若书信集续编的课题,获得院里的批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新搜集了400多封郭老书信,仅从郭沫若纪念馆文书档案中就挖掘出来了100多封书信,其中尤其珍贵的是发现了红军长征胜利后,1937年郭沫若写给参加了长征、已在陕北工作的创造社成员李一氓同志,祝贺长征胜利、感叹自己未能参与的遗憾心情的信函。加上原有的600多封,一共1000多封郭沫若书信,我们整理成册,上报院里作为结项。本来已有出版社来联系出版,但这时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又有了出版《郭沫若全集》佚文编、书信编的新计划,于是我们的未出版稿,就只能留作未来的五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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