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法律 > 经济法论丛(2020年第1期/总第3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经济法论丛(2020年第1期/总第3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经济法论丛(2020年第1期/总第3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经济法论丛(2020年第1期/总第3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红霞,漆多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4-01

书籍编号:30617576

ISBN:97875201651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910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经济法论丛(2020年第1期/总第3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卷首语


本期《经济法论丛》荟萃诸多学界新锐,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诸多新问题,所开展的研究颇具启发并饶富趣味。


在“基础理论”专栏,我国《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现行立法中专门的公共财产制度尚未建立,牛倩博士在《我国公共财产法律保护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中针对当前我国公共财产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借鉴法国相关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市场规制法”专栏,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第三方评估》一文中,针对《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实施指南》第三方评估形式规定的单一性,黄彦钦博士从概念、委托主体、评估主体和评估客体四方面开展了细致剖析。兼具区域经济集聚功能与辐射功能的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实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核心内容与主导要素,构建跨行政区划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则是确保此种区域性统一市场成型的前置条件。翟巍副教授的《跨行政区划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构筑路径——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视角》一文分析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跨行政区划实施的必要性,研究了跨行政区划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建构模式,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视野下的跨行政区划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的豁免内核,并提出了跨行政区划公平竞争审查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造,颇具启发意义。宽大制度的完善不仅应从“建构理性”的角度制定规则,还需站在施策对象的立场运用“经验理性”补强制度设计。在《反垄断法》修法之际,柳长浩博士的《论反垄断法宽大制度的完善》一文对完善宽大制度开展了延展性分析,基于我国宽大制度的实施现状提出了具体的完善建议。转基因食品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也存在潜在风险。王红霞副教授等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的必要性及其建制》提出了转基因食品特殊规制的原则,分析了强制标识模式与转基因食品特殊性的契合性,反驳了自愿标识论,对我国当下的制度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围绕互联网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期特别设立了“网络经济法”专栏。廖建求副教授等的《网络干扰行为类型化与法律适用——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一文,以104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运用类型化的分析方法,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的理解与适用展开了研究,得出了若干重要的结论。王悦莹研究生的《网络互助的法律规制研究——以“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为例》一文聚焦网络互助这一实践中的新问题,以蚂蚁金服旗下的“相互宝”大病互助计划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与现行保险规范的冲突,并提出了网络互助的规制路径。


本期论丛还设立了“相关研究”专栏。艾滋病的不可治愈性与高死亡率造成了全社会的恐慌,治疗艾滋病产生的高额经济成本迫切需要其他群体进行分担。范志勇博士提出,以权利保障理念进行审视,保险风险分类需要经过反歧视标准的考量,艾滋病病毒检测造成了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歧视,不具有正当性。在其《商业保险法视野中的艾滋病风险保障》一文中,范博士研究了商业保险保障艾滋病风险的可行性,并探索了保险保障艾滋病风险的合理方式。王琦博士的《资管业务中受托人信义义务的内涵与功能》分析了资管业务的基本属性,研究了资管机构信义义务的产生基础、义务内容,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资管机构信义义务功能实现的基本路径。预算绩效管理对于遏制财政资金浪费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生陈九龙的《基于财政信托理论的预算绩效责任构建研究》一文从传统行政公产理论及其局限性出发,引入财政信托理论,并在其指导下分析了预算绩效责任的构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系统部署,着重强调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包括经济法在内的法学各领域正在掀起新一轮的制度研究高潮。期待更多优质的、有价值、接地气、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作品在《经济法论丛》中呈现。


王红霞


2020年1月15日

基础理论


我国公共财产法律保护的问题及对策[1]


牛倩[2]


摘要:我国《宪法》规定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在现行立法中专门的公共财产制度尚未建立。国家所有在《宪法》和《物权法》中的二元构造组成了公共财产制度的基本内容。然而,公共财产概念不清、所有主体不明确及财产种类划分缺乏层次性,导致所有主体公私性质混同,所有权属性不明,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诸多难题。因此,建立体系层次分明的公共财产制度十分必要。法国行政法中的公共财产制度,以公法人分层所有为前提,以公共服务和公共使用为分类基准和财产公私属性的判断依据,形成了所有主体层次清晰、财产分类标准明确的制度体系。中国可借鉴法国的经验进行公共财产制度的完善。


关键词:公共财产 国家所有 法国行政法 公法人所有权


目次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公共财产制度:模糊的法律空间


(一)公共财产概念的模糊


(二)主体的不确定性


(三)二元立法构造下公私兼容的模糊性


三 当代大陆法系公共财产制度发展现状——以法国制度为参照


(一)公法人所有制


(二)公共财产的分类标准:实现公共使用和公共服务


四 中国公共财产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公共财产所有主体的分层管理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产分类标准


(三)形成统一的公共财产立法


五 结语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行政组织级别多,体系庞杂,公共财产数量和范围十分庞大。然而,如此庞杂的公共财产体系缺乏有效的治理方式来应对。目前我国公共财产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体制不顺、所有主体职责不清晰、公共财产管理不善、监督机制不完善导致浪费严重以及财产大量流失等问题。长久以来,我国的公共财产制度高度政治化,缺乏科学系统的制度性规制,层次划分和责任配置都比较笼统。我国《宪法》和《民法》较多关注的是私人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公共财产在制度上的构造却十分模糊,缺乏具体的法律实现机制。除《宪法》第12条外,现有的法律体系依然缺乏对公共财产的进一步明确和有效的规制。从现行制度看,公共财产制度在《宪法》和《物权法》中形成了国家所有的二元构造,但关于公共财产的概念及相关制度始终处于模糊地带。公共财产地位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1)公共财产及国家所有缺乏明确统一的概念和制度体系;(2)公共财产制度的“二元构造”缺乏对公共财产性质上的分类,导致公共财产主体性质以及财产权属性的模糊,《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条款成为徒具人形的僵尸条款。[3]


公共财产缺乏种类区分,性质定位不明,从而导致地方政府等自主权过大,形成了巨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严重违背了公共利益原则。我国没有专门的公共财产法律制度体系,公共财产的概念也常被误用和滥用,“二元构造”使公共财产的法律调整体系始终处于公私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成为被法律所遗忘的角落。公共财产法律制度的缺失造成了诸多管理上的失序,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因此,在法律上建立主体明确、层次分明、权责清晰的公共财产制度将是研究的重点问题。


二 公共财产制度:模糊的法律空间


(一)公共财产概念的模糊


公共财产制度从概念到制度设计都处在模糊和争议中,公共财产如何定义,关于其内涵及外延的研究都甚少。我国《宪法》第6条、第12条等关于国家所有的规定,构成了公共财产在宪法中的基本框架。目前的立法中,仅《刑法》第91条对公共财产进行了限定。[4]第91条中定义公共财产的基本标准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从所实现的利益价值角度来看,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在此公共利益同时包含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私人财产被国家机关等使用,也被定义为公共财产,但此处并未明确是否为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5],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6],因此集体所有独立于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或全民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公共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之间,自然就无缝对接,而无独立存在的必要和意义。[7]


结合上述分析,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是可以互相替换的两个概念。集体财产属于集体,其分配归成员,实行民主管理,成员有严格的身份特征,成员的入退不影响集体组织的存续,这是半个世纪以来对我国集体公有所形成的共识。[8]集体财产具有相对的独占性和让所有人受益和分享的属性,因此集体财产不属于公共财产的范畴,集体利益也不等于公共利益。随着集体身份的逐渐多元,集体财产并不必然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集体利益也不再当然地享有公共利益的地位。因此,从价值判断上看,目前的划分方式还存在界定不清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过于笼统,还需进一步明确。


其次,从财产所有主体角度来看,公共财产主体不限于国家机构和公益组织,私人财产也可构成公共财产。目前的法律文本实质上更侧重于强调财产的主体属性,从所有或使用主体是否为国家或集体来判定是否为公共财产,因而被国家机关等使用的私人财产被理所当然地划入公共财产的范围,缺乏对利益价值的判断以及对具体用途方面的进一步细化和区分。单纯通过利益划分法进行财产的性质界定,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公共利益、集体利益以及私人利益在不同的情境下都在不同程度地扩张或限缩,缺乏精确且相对稳定的概念来概括这些利益的具体内涵。因此,公共财产的概念应趋向于更为稳定的要素,例如所有主体的性质、财产的属性和具体用途,并将财产用途与通过该用途所实现的利益相结合进行全面衡量。


(二)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宪法》第2条以及《物权法》第45条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不承认其他各级政府或公法团体的财产所有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承袭了苏联国家所有权的统一性和唯一性学说,这意味着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公共财产所有权的唯一适格主体。无论是公共所有权还是国家所有权都存在主体不具体的问题,只是一些抽象概念之间的转换。抽象的国家缺乏法人的“主体确定性”,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公共财产实际支配机关的法人所有权。[9]


从全民所有的角度来说也不存在直接支配的可能性。“全民”并非是一个法律概念,全民所有也非法律意义上的所有,而更多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所有,反映的是所有制而不是所有权。在公有制国家,国家所有权与全民所有制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前者是上层建筑,后者是经济基础。[10]公共财产本源性的所有者是全民,只有代表全民的人民代表大会才有资格成为公共财产的真正代表者。国务院作为全国人大的执行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的所有权依然是抽象的,并与规划审批权和行政立法权等行政权完全融合,国家所有权在不同的时空呈现明显的与行政权一样的“流动性”和“碎片化”的特点。[11]


国务院以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方式管理公共财产,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行使,呈现不同层级国家机关对公共财产的控制,实现由国家所有到各级政府所有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过程。政府所有权是作为国家代表的一种义务性所有权。[12]然而行政权与所有权的融合,如果缺乏法律的必要规制,将导致对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破坏,从而使为市场经济提供秩序的物权机制失灵。[13]“公共信托理论”进一步指出,国家所有权和全民所有权的“双重所有”模式,其本质是国家作为受托人享有公法特征的资源管理权。[14]


在公共利益原则下,国家毋庸置疑是公共财产所有权主体。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所有的全民本质。但是,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是无形无质的,它不仅不能等同于全体人民,而且不能成为民法具体物的所有权主体。[15]国家所有权是抽象的所有权,国家的法律形象要通过各级政府和公共事业组织的行为得以具体和丰满。因此,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是全民所有只能作为价值功能而存在,而不能成为具体问题的裁量工具。


国家是一个拟制的抽象法律主体,但在具体社会关系领域,其扮演的角色以及角色利益是具体的、有差异的。[16]国家所有权表现的模糊性不在于国家作为法律主体的抽象性,而在于实际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主体法律地位不清晰,在法律中缺乏对相关主体的分层制约,分权关系混乱且失序。虽然立法的目的在于强化国务院作为国家所有权行使主体的唯一性,明确下级政府不能成为所有权代表,只能作为国务院的职能分支在授权范围内行使管理权等权限,但是,我国广大的版图决定了这只能停留在规范层面,分权成为必然选择。实践中,地方政府可以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代表中央行使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所有权,并从中获取了大量收益,制度之外的局部利益不受制约,部分地方政府和部门以及国有企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此造成了公共利益的严重损害。


(三)二元立法构造下公私兼容的模糊性


我国全民所有表示国家所有的概念具有两层含义,它不仅蕴含了民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而且蕴含了行政法意义上的国家财产管理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权构成了我国国家所有权制度的基本立法结构。[17]然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权都统一规定于《物权法》中,并未根据财产类型做出具体分类,也缺乏对应的法律适用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公私属性的判断具有任意性,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和个体权益。


首先,从我国的立法体系来看,目前立法对公共财产所有权采用的是宪法所有-民法所有的二元构造,但都缺乏对财产的具体分类,导致财产公私属性无法判定。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中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并不能全部用物权法理加以解释。国家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代表的法益不同,国家所有调整的对象可以为两个地位不平等的主体,也不以特定主体对具体物的占有支配为内容,同时不具备排他的特质,如果不根据财产属性进行具体分类,必将造成适用上的混乱。《宪法》中关于“公共财产”的规定包括:第12条中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6条中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第7条中的“国有经济”性质的规定;第9条中的关于矿藏等自然资源属国家所有;第10条中的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物权法》中,第45~52条几乎又是对《宪法》“国家所有”的复制[18],同时在第53~55条中增加了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的物权规范。其他自然资源相关立法中也有类似复制的情况。[19]目前国内学界通说认为,国家财产权兼具公私属性,但是并未提出具体的划分标准来准确区分不同国有财产的属性,从而更进一步解决法律适用问题。


《物权法》基本复制了《宪法》中国家所有的内容,也同样停留在原则性的层面,并未提出具体的分类和规制办法。在整个《物权法》体系中,国家所有的财产是否能够全部适用物权平等原则,仍需在实践中做出具体判断,立法中并无指示性的原则或规定,这就制造了法律适用中的一个模糊地带。依据具体财产类型的不同,其公私属性也有所不同,财产分类标准的缺失,导致所有财产公私属性的混同,国家的角色无法确认,直接影响了判定的结论。例如,我国《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权,对于自然资源等非经营性财产通过行政权履行公共管理职能,该类财产不得进行转让、不适用诉讼时效、不得被强制执行,但经营性国有财产应适用私法规则。因此,传统民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