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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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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臧运祜,王新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17584

ISBN:978752016238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507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前言


本书是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40周年的纪念文集。


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是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所属的一个社会组织,1980年8月29日成立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明年即将迎来40周年纪念。


2018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本会作为国内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成立的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和日本历史文化的学术团体与社会组织,伴随着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和平发展与友好交往,也走过了将近40周年的历程。


四十而不惑。40年来,在历任会长周一良、夏应元、王晓秋、徐勇四位教授的主持下,本会团结与联系以北京地区为主的国内外学者,深入开展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关系史及日本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活动,多方推动国内学界及与日本学者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为新时期中日关系的和平与友好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本研究会一贯重视与鼓励会员们从事学术研究与成果交流。成立之后不久,就首先编辑出版了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海内外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后来,又由展望出版社出版过几期以书代刊的《中日文化与交流》。2010年12月,本会以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来纪念成立30周年,会后出版了徐勇、王晓秋主编的《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有鉴于此,为了展示本研究会主要成员近十年来的代表性或最新的研究业绩,我们于去年12月底决定编辑出版一部40周年纪念文集,并得到了各位新老会员的大力支持。本年初,我们将收到的各位大作14篇,按照论文内容的时间顺序,分别古代、近代与当代,围绕中日文化交流的主题进行了编排,以展现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2000余年赓续不绝的历史风貌。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去年11月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四十年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博士生学术会议的5篇代表性论文。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意在鼓励与支持更多的年轻学子,在已经到来的新时代,继续发扬并光大我们研究会的学术事业。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本届会长王新生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的部分资助。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以社会组织资助项目提供了出版支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杨群先生、首席编辑徐思彦女士及历史学分社总编辑宋荣欣女士、责任编辑李丽丽女士,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多有关照与协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吴文浩博士,在前期编校工作中付出了大量辛劳。谨此铭记,一并致谢!


主编者


2019年12月2日

一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1]


钱婉约[2]


严绍璗先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界同行敬重的前辈学者。今年适逢先生诞辰七十周年纪念,作为忝列门墙的学生,本文欲根据自己读先生著作,与先生交往的心得体会,就先生学术体系中“日本中国学研究”这一领域,对其发生发展、方式方法、学术宗旨等项,略做梳理。



中日两国历史文化的交往交流,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对于漫长岁月中日本接受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历史过程、文化形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现象与实质,做出“属于中国学者自身认识的主体性判断”,这是严先生治“日本汉学”“日本中国学”的出发点,也是他深埋在心的“夙愿”。在他早期著作《日本中国学史》自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多年来,我的心头积存着一个夙愿——中华民族的文化弘扬于世界,当以传入日本时间为最早,规模为最大,反响为最巨。对于这样辉煌的文化现象,中国学者理应根据自己民族的文化教养,作出属于中国学者自身认识的主体性判断。在我的老师季羡林、周一良教授、阴法鲁教授诸先生的督导之下,我开始撰写《日本中国学史》,作为建设这项浩大工程的尝试。[3]


20世纪50年代末,严先生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不久,当时的专业主任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魏建功教授,建议他学习日语。魏先生说:“一定要去翻动那些日本人的著作,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研究,不要被他们笑话了我们。”[4]这个话,让人联想起近代以来中日思想学术史上“孔子在中国,孔教在日本”或者“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反讽,魏先生以及上面提到的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诸先生,代表了满怀爱国热诚和学术责任的新中国第一代学人,严先生学术生涯起步伊始,便从他们手中接过了那代人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也包含了清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落后于邻邦的抱憾,扛起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学术使命。


可是接下来,学术停顿的“文化大革命”,使兑现夙愿、实现使命延误了近10年。


记得70年代初,我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老系主任杨晦教授虽然自己曾一再被批斗,但他仍然多次嘱咐我说:‘你那个日语不能丢啊!日本汉学还没有什么人搞,这是很要紧的,将来还是会有机会的。……以他对学术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教诲于他的学生,我一直铭记于心。[5]


特殊时代不良的政治环境导致的学业、事业荒废,恐怕是比物质的贫乏、生活的艰苦更令人可怕和使人惋惜的,好在身处北大,有这样的前辈学者耳提面命,严先生虽不能说是“生逢其时”,却也可谓“身当其选”。


1974年秋冬,严先生以34岁青年教师的身份,参加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问日本代表团,成为新时期中国学界最早直接接触日本学术界的研究者。在日期间,严先生与代表团一起,访问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神户大学、大阪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名古屋大学、爱知大学、东北大学、福冈大学等日本著名大学;会见了包括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岛田虔次等学术巨擘在内的200余位日本的中国文化研究家,以及各大学校长和大学所在地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这便是他在新时期能够比较早地编撰、出版我国第一部“海外中国学”学术工具书——《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的学术基础。此后的30多年间,老师先后30余次往返日本,或短期访问、参加国际会议,或滞在研究,讲学授课,逐渐成就了他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87)、《日本中国学史》(1991)、《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2)、《中国文化在日本》(1994)、『記紀神話における二神創世の形態:東アジア文化とのかかわり』(日文版,1995)、《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日本部分,1999)、《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日文版,2004)、《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2005)、《日藏汉籍善本书录》(2007)等一系列研究著作。


这些著作,大致关涉日本中国学研究和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两个领域,是严先生中日跨文化学术体系的重要两翼,由此构筑起的综合性文化学术体系,是以中国人为研究主体,立足于中国这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和历史文化传统,而将中日文学文化、典籍交流的历史状况,置于双边文化甚至多边文化的视野下,进行考察、研究的学术实践。读这些著作,在获得学术史的知识和学理,文献学的考辨和事实之外,往往多能察见作者的民族襟怀、批判意识和对现时代的人文关怀。具体地说,在作者的学术研究中,不仅是对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传播于日本的物质的和思想的历史性考察,更有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对中日两国复杂文化关系史的反省、批评和启迪。


以严先生最新出版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大册为例,正如乐黛云教授评论此书时所指出的:


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更充分地挖掘,它绝对不光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光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对我们当前最有用的是一个文化关系的研究史。……这部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成果决不光是文献或目录学的,它是关于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我们要看到绍璗所以能做出这部书来,首先是他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他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6]


袁行霈先生也说: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能以不尽同于目录学家的眼光,追寻中国文化东传的轨迹,审视日藏汉籍所负载的文化意义。……所揭示出来的中日两国复杂的关系史,已经超出文献学的范围,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7]


读严先生书,自当有这样的文化立意和宽阔视野为储备;读严先生书,亦正可渐渐培养和积蓄这样的文化意识和宽阔视野。



《日本中国学史》出版于1991年,如果把该书看作一棵树的话,“日本中国学”的内容是它的枝干、绿叶,在此枝叶之下,有一个庞大的根系,即日本中国学发生、发展的学术背景与社会思想基础,包括中国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日本传统汉学的发生及其流派、日本近代文化运动及欧洲汉学传入日本等悠久而繁复的历史文化现象。正是在这广博的知识体系之上,作者才开始向我们述评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日本中国学。


这一时期的日本社会文化、思想学术,是在新与旧、东与西的冲突和较量中,发展成长起来的。日本近代的中国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大环境下展开的。作者在考察、论说日本中国学发展历史时,常能以一种超越民族和当代的清醒理念,以文献考辨的实证方法,进行客观的研究、启蒙性的论说,体现出一位人文学者对历史文化宽广的思考和敏锐的批判意识。


这里仅以作者对中日儒家文化的比较研究、批判评说为例,简单说明如下。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与中国儒学的关系甚深。从古代到室町时代,儒学文献是贵族、武士、僧侣等知识分子的修养读物和精神向往;到江户时代,儒学上则为幕府政权服务,下则普及为广大民众的一般生活伦理。到明治以后的近代乃至现代,儒学甚至上升到儒教的意义层面,在日本社会发挥着更为重大和复杂的作用。日本作为崇尚儒教的国家形象,常常为思想文化界乃至经济界人士所提及。那么,儒教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到底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作者在勾勒明治文化发展概貌、阐释各时期、各流派中国学家的思想特征时,揭示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儒学本邦学者对于异域儒教文化形态的敏锐洞察力与深刻批判力。


明治以来,近代西方文化思想如潮水般在日本奔涌,自由民权运动日趋高涨,儒教受到西周、中江兆民、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的批判;另外,为了反击上述西化思想运动,一批提倡皇权主义的国粹主义知识分子,则借助儒学思想资源,重唱江户时代国学家“敬神尊皇”的老调。在近代新文化面前,传统的神道教体系显得理论力度不足,儒学的忠孝仁义、敬祖修德等思想资源,正弥补了这种不足。于是,中国的儒学,在趋向于西化的近代日本被高高地抬举起来。正如作者指出的:


在近代文明潮流的冲击下,国粹主义一时忘却了他们的前辈是怎样的指责他们现今要“调和合一”的这“异邦之俗”(指儒学—引者注)……从前原本对峙的儒学与国学,在共同的危机面前,便很快地获得了共识。[8]


让我们来看一下作者揭示的近代日本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事实吧。


1879年以天皇名义发表《教学大旨》,这是“近代文化运动发生以来,第一次以国家最高元首身分重新提出以‘仁义忠孝’‘为国民道德才艺的核心’”。[9]


1881年,日本恢复荒废了许久的“孔子祭”活动。而祭孔仪式及其本质在于“由禅僧按佛典举行祭孔,正是中世纪时代宋学与禅学互补为用的一种标识;明治中期开始的祭孔,改为神道仪式,这正是日本儒学与国家神道合流而构成为皇权主义意识基础的一种标识”。[10]


1890年,天皇再次颁布《教育敕语》,“这是以儒学为理论支柱与思想力量,来实施皇权主义国家论的纲领”。[11]


1891年,井上哲次郎撰写出版《教育敕语衍义》,被文部省指定为国民必读书。“这是一个把中国儒学、欧洲德国国家主义和日本传统皇道观念溶和为一体的庞大思想体系……其全部价值,在于使国民加强天皇制国家体制的意识。”[12]


1911年,服部宇之吉提出“孔子教”的概念,声称:孔子在中国,而孔子精神的真髓则在日本。服部宇之吉成为“接受天皇政体叙勋授章最多的一位学者”。[13]


不必再过多援引,我们已可以看到儒学儒教在日本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和价值特征。如果说,儒学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资源,曾滋养与催生了古代日本文明之花,那么,这份营养又如隐藏、孳生在近代文明身上的一个“毒瘤”,参与了造就近代日本皇权观念及“圣战”叫嚣的思想发展历程。


在中日比较文化关系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热衷于“发掘”两种文化的相同之处,以说明中国文化如何影响并有功于日本文化,同时得到某种民族情绪上的满足。与此相反,一个批判型启蒙学者的任务,则侧重于从双边文化互动中寻找出能够警示后人的经验或教训,以警戒任何有碍于人类文化健康发展的因素。与这一思想脉络相衔接,作者还写有一系列相关论文,揭示儒学或儒教在近代文化史上的负面作用,以至于最终形成对中国当代文化界进行一场“儒学革命”的号召,这就是严先生于1998年5月间为北京大学成立一百周年而作的《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14]一文,这洋洋两万字的大文,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我想,先生所以形成对儒学这种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与他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儒学在近代日本所发挥的负面作用的研究心得,是不无关系的。



对日藏汉籍古文献的追踪调查,是严绍璗先生“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1974年首访日本)有机会第一次看到留存于彼国的数量众多的汉籍,激奋和惆怅融合成难以名状的心情,于是便开始萌生了要查明日本藏汉籍诸种状况的念头。十年之后即1985年,我担任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部客座教授。学术理念的提升,使我对汉籍的域外传播所内具的文化学意义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便把我试图较为全面地查考日本藏汉籍的设想开始付之实施。[15]


全面地查考日藏汉籍,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专业的古文献学知识素养,更需要广泛接触、踏访日本社会各个藏书机构。其间手续的复杂繁难,过程的艰难波折,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其挑战的意味或许甚至超过做学问本身。20多年间,严先生“从日本的北海道到冲绳群岛,从太平洋之畔到日本海沿岸”,调查踏访了日本近百个收藏汉文古籍的机构,其中包括皇家的藏书处、国立或公立的图书馆、各类家族财团或个人的文库书库、各级大学或古代学校的图书馆藏书楼、附属于寺庙的汉籍文库等,这些藏书机构,远则有近千年、几百年,近也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有的并非对外公开的图书馆,因此前去寻访、调查,借阅文献、记录数据等,就非常繁难周折。


在《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中,作者对自己几十年的访书经历,有比较生动具体的记录。如该书“在杏雨书屋访国宝”一章中,作者记载了自己先在国内被周祖谟先生告知,《说文解字》唐人写本,目前世界上只剩下“木部”六页和“口部”一页,而“木部”六页被日本人搞走了,希望能够寻访到原迹,一见真相。作者得此指点后,在日本经多方打探,得知此件在20世纪20年代归内藤湖南所有,而内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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