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法律 >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谢进杰著

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1-22

书籍编号:30618776

ISBN:978751621943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839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主题研讨规范、案例与裁判规则


Symposium Case,Legal Norm and Rule ofAdjudication

国际法院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新发展


———基于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两案的判决


邓华


【提 要】 国际法院继其在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认定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后,在2015年“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和“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两案中进一步确认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并且在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的“门槛”条件、国内立法与作为习惯国际法的环境影响评价规则之间的关系、履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时间问题等三个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澄清,而随着环境保护的迫切需求和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尽快形成能被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一套环境影响评价程序性规范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 国际法院 “门槛”条件 国内立法履行时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11月18日,南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向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提起诉讼,称其邻国“尼加拉瓜的军队入侵、占领和使用哥斯达黎加领土”以及“使哥斯达黎加境内受保护的雨林和湿地遭受了严重的损害”,此案被称为“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2011年12月22日,尼加拉瓜也向国际法院递交起诉书,控告哥斯达黎加采取单方面行动,在两国边界、紧靠圣胡安河(San Juan River)南岸修建了一条长达120公里的新公路,称此举“侵犯尼加拉瓜主权,对其领土造成重大环境损害”,此案被称为“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2013年4月17日,国际法院发布两项单独的命令,将上述两个案件的诉讼程序合并。2015年12月16日,国际法院经合并审理两案后作出判决:一方面,国际法院承认哥斯达黎加对争议领土拥有主权,并要求尼加拉瓜就其在哥斯达黎加领土上进行的不法活动所导致的实质损害进行赔偿;另一方面,一致认定哥斯达黎加也违反了其在一般国际法规定下应承担的义务,即在圣胡安河沿岸建设新公路之前和期间,没有对相关环境影响开展评价〔1〕。这是国际法院继其在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认定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也被译作环境影响评估,常被简称为EIA)规则“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2〕后针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作出的最新最重要的判决〔3〕,它进一步澄清和丰富了作为习惯国际法的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具体内容。


环境影响评价规则在环境法中的意义不言而喻。追根溯源,这一规则诞生于国内法体系,它是指在授权实施具有潜在环境损害的拟建项目之前即应对该项目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分析和评价,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环境损害〔1〕,其包含了一系列程序性规则,如通知协商、保障公众参与、实施评价的时间、评价结果的考量、后续跟踪等〔2〕。继196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NEPA)首次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则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效仿,逐渐制定了本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法规,迄今已有超过100个国家在国内立法中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已于2003年9月1日起施行,并于2016年7月2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在国际法层面,随着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针对具有严重跨界环境损害风险的拟建项目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这一做法逐渐被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书所规定,包括著名的《关于跨界背景下环境影响评价的埃斯波公约》(Convention o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a Trans-boundary Context,常被称为《埃斯波公约》)〔3〕和欧盟指令《关于环境影响评价的指令》(Directive 85/337/EC)〔1〕,统一持续的国家实践逐渐形成,同时国家亦承认其法律拘束力,因此,迄今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整体上要求一个国家针对具有严重跨界环境损害风险的拟建项目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已经发展成为习惯国际法,其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具有法律拘束力,违背这一义务即有可能导致国家责任的产生,尽管在如何具体实施这一义务的层面,各国仍然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2〕。而作为当今世上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司法结构,国际法院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判例逐步承认并澄清和发展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则,这些案件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包括1995年关于“请求按照国际法院1974年12月20日关于核试验案(新西兰诉法国案)的判决第63段审查局势”案〔3〕、1997年“加布奇科沃—大毛罗斯项目”案〔4〕、2010年“乌拉圭河纸浆厂”案〔5〕以及2015年“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两案〔6〕,概况请见表1(国际法院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发展)。


下文将基于2015年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这两个案件的判决,考察国际法院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最新发展,包括:澄清“风险程度”是启动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明确国内立法不能豁免作为习惯国际法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强调在拟建项目开始前即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表1:国际法院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发展


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二、澄清“风险程度”是启动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


(一)进一步确认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


在2015年“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及“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中,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都分别诉称对方违背了在一般国际法下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鉴于此,国际法院在判决书中就双方诉求分别作出考察和判决。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环境影响评价义务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这一点,无论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还是国际法院,都没有质疑,也没有重新论证,而是直接援引了“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关于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性质认定,即“在实施有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工业项目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一义务在近年来已经被如此之多的国家所接受,以至于可以认为这一规则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1〕。由此也可看出,虽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2〕第59条的规定,“法院之裁判除对于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但国际法院的判例,尤其是经典判例,其说理甚至结论,会对它此后的司法实践产生一种事实上(defacto)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通过研究国际法院的案例来考察国际法规则演进的意义之所在。


(二)对“风险程度”的认定


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案中指出,虽然它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论及环境影响评价规则时仅针对“工业项目”(industrial activities),但这一义务同样适用于有可能产生严重跨界环境损害的所有拟建项目,因此,国家有义务在实施上述项目之前即确认其是否存在严重跨界损害的风险(risk of significant transboundary harm),即“风险程度”是启动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


因为哥斯达黎加认为在此案中应该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风险来源在于尼加拉瓜挖掘运河的行为会对科罗拉多河(Colorado River)水流及哥斯达黎加境内的湿地产生严重跨界损害,所以,国际法院集中考察了尼加拉瓜自2006年开始的挖掘项目是否存在足够重大的风险。在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国际法院认为,这一风险程度并没有达到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的“门槛”,因此尼加拉瓜在此情形下无须履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3〕。


而在“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中,国际法院认为,虽然哥斯达黎加辩称其在修建道路的决定作出后实施了一项初步的风险评估,但它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这项评估的存在;至于修建道路会否导致严重跨界损害风险,国际法院则是从这一项目的性质、规模以及实施背景等因素进行考量,考虑到这项工程规模之大、其选址在圣胡安河沿线、跨过了哥斯达黎加境内一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并非常临近位于尼加拉瓜境内的另一处受保护湿地,所以国际法院认定,哥斯达黎加这项修建道路工程会产生严重跨界损害风险,因此,启动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门槛”已经达到,哥斯达黎加应当履行一般国际法下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1〕。


由此,国际法院在上述判决中进一步澄清了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的“门槛”条件:


第一,在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方面,“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强调“工业项目”,此案则澄清了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适用于所有有可能产生严重跨界环境损害影响的拟建项目,当然也包括由国家自身实施的项目。


第二,至于何为“有可能产生严重跨界环境损害影响的拟建项目”,此案是从拟建项目的性质、规模以及实施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结果在“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和“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这两部分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结论,笔者认为,这恰好也提供了一个鲜明对比的“范例”:首先,拟建项目必须很有可能对跨界环境造成影响,此处的“影响”应被视作一个整体,即任何有可能影响环境的因素都应该被考虑进去,包括动植物、空气、水源、土壤、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和安全,以及上述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等。其次,上述“影响”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根据风险防范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2〕,即“风险程度”应达到有充分的科学证据显示严重的跨界环境损害极有可能会发生,但对科学证据的要求没有必要达到百分之一百的肯定,因此,当“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和专家意见”都没有达到“充分的科学证据”这一“风险程度”时,国际法院即得出尼加拉瓜在此情形下无须履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结论。最后,跨界环境受损的“影响”必须达到严重的程度,此处国际法院的标准是“这项工程规模之大、其选址在圣胡安河沿线、跨过了哥斯达黎加境内一处具有国际重要性的湿地并非常临近位于尼加拉瓜境内的另一处受保护湿地”———这些具体的要素无疑有助于界定哪些跨界环境损害影响是“严重的”,并且进一步澄清启动环境影响评价的“门槛”条件。


三、明确国内立法不能豁免作为习惯国际法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一)“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国内法事项的保留


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国际法院认为,“从《乌拉圭河规约》(Statute of the River Uruguay)〔1〕第41条(a)款可以推导出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而在实施有可能造成重大跨界损害的工业项目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这一义务在近年来已经被如此之多的国家所接受,以至于可以认为这一规则已经成为一般国际法;而且,如果在实施项目前没有针对界河机制和水质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那么也不能认为一国已经尽到了谨慎注意和防范的义务”;但是,国际法院也注意到,“无论是《乌拉圭河规约》还是一般国际法,都没有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范围和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且,阿根廷和乌拉圭都不是《埃斯波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判决,“在每一案例中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应由各个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决策程序决定,但评估必须在实施项目之前作出,而且在项目实施之后,如果有必要,评估应当贯穿项目始终,要配备后续的环境影响监测”〔2〕。


这段著名的判词不仅承认了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而且强调了制定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具体范围和内容目前仍属于国内法的自由裁量范围。


(二)明确国内立法不能豁免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国际法义务


在“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中,哥斯达黎加辩称,其国内立法中规定的国家“紧急状态”(emergency)能豁免其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义务,或至少能推迟其履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法义务直至国家“紧急状态”终止。


针对于此,国际法院指出,虽然“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认为一般国际法并没有对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范围和内容作出具体的规定,“在每一案例中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内容应由各个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决策程序决定”〔1〕,但是,这里提到的“国内立法”和一国应否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并没有关系,因此,可能存在于哥斯达黎加国内法规定中的国家紧急状态豁免不影响其在国际法层面应承担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此外,就本案而言,哥斯达黎加并无法证明国家紧急状态的存在,因此国际法院根本无须考察国家紧急状态能否豁免环境影响评价的问题〔2〕。


国际法院在此案中的立场非常明确,即任何国内立法皆不能豁免一国在国际法层面承担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习惯法的义务———显然,此处环境影响评价规则是作为一般性规范被提及———除了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形成共识,如确保公众参与、评估结果必须被纳入决策考量过程等,至于如何进一步具体实施这一义务,目前仍属于各国自由裁量的范畴,这些程序性规范如欲形成习惯国际法,则有待继续积累相关的国家实践。但是,尽管如此,针对有可能产生严重跨界环境损害影响的拟建项目,国家却有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国际法院这一结论无疑符合国际法的基本法理,即国家不能以其国内法为理由拒不履行国际法义务。


四、强调在拟建项目开始前即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作为一系列程序性规则的组合,实施环境影响评价的时间问题非常关键。国际法院在“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道路”案中继续分析了国家履行环境影响评价义务的时间问题。


它指出,虽然“乌拉圭河纸浆厂”案强调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评估应当贯穿拟建项目始终,但是,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也要求对严重跨界损害风险作出事前(ex ante)评估,这一点同样为“乌拉圭河纸浆厂”案的判决所承认〔1〕;在此案中,哥斯达黎加应当在修建道路之前即实施环境影响评价以确定这一项目的设计和执行能够减少严重跨界损害风险,而它在2012年、2013年和2015年分别实施的环境诊断评价(Environmental Diagnostic Assessment)及其他研究都是在道路修建之后所进行的事后(post hoc)评价,而且这些研究没有涉及对未来损害风险的评价。因此,国际法院判决哥斯达黎加这一修建道路行为没有遵守到一般国际法下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2〕。


必须注意的是,国际法院在“乌拉圭河纸浆厂”案中认为实施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且应当贯穿项目始终,本案则特别强调了必须在拟建项目开始之前即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否则,即使在项目开始后实施了评价,也同样被认为是违反环境影响评价的义务。而且,这一程序性规定被国际法院视为已形成习惯法的环境影响评价规则的组成部分,即针对有可能产生严重跨界环境损害影响的拟建项目在开始前就实施环境影响评价,这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