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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犯罪成立条件的一般理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李强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23412

ISBN:978752016304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9488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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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犯罪成立条件的一般理论/李强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6


(《法学研究》专题选辑)


ISBN 978-7-5201-6304-0


Ⅰ.①犯… Ⅱ.①李… Ⅲ.①犯罪构成-研究-中国 Ⅳ.①D924.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251号


《法学研究》专题选辑


犯罪成立条件的一般理论


主编/李强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芮素平


责任编辑/赵晶华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中心(010)5936728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1 字数:345千字


版次/2020年6月第1版 202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304-0


定价/1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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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回顾与反思是使思想成熟的酵母,系统化的回顾与专业性的反思则是促进思想理性化成熟的高效酵母。成熟的过程离不开经常而真诚的回顾与反思,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如此,一个学科、一个团体、一本期刊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在《法学研究》正式创刊40年之际编写《〈法学研究〉专题选辑》,既是旨在引发对有关《法学研究》发展历程及其所反映的法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反思,也是旨在凝聚充满学术真诚的回顾与反思的思想结晶。由是,《〈法学研究〉专题选辑》是使其所刊载的学术成果提炼升华、保值增值的载体,而非只是重述过往、感叹岁月、感叹曾经的学术纪念品。


对于曾经的法学过往,哪怕是很近的法学过往,我们能够记忆的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周全、那样清晰、那样深刻,即使我们是其中许多学术事件的亲历者甚至是一些理论成就的创造者。这是一个时空变化迅捷的时代,我们在法学研究的路上走得很匆忙,几乎无暇暂停一下看看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回顾一下那路上曾经的艰辛与快乐、曾经的迷茫与信念、曾经的犹疑与坚定、曾经的放弃与坚持、曾经的困窘与突破,特别是无暇再感悟一下那些“曾经”中的前因后果与内功外力。法学界同仁或许有同样的经验:每每一部著述刚结句付梓,紧接着又有多个学术选题等待开篇起笔,无参考引用目的而只以提升素养为旨去系列阅读既往的法学精品力作,几为夏日里对秋风的奢望。也许这是辉煌高远却又繁重绵续的学术使命造成的,也许这是相当必要却又不尽合理的学术机制造成的,也许这是个人偏好却又是集体相似的学术习惯造成的,无论如何,大量学术作品再阅读的价值还是被淡化乃至忽略了。我们对没有被更充分传播、体现、评价及转化的学术创造与理论贡献,仅仅表达学人的敬意应该是不够的,真正的学术尊重首先在于阅读并且一再阅读映现信念、智慧和勇气的学术作品。《〈法学研究〉专题选辑》试图以学术史研究的方法和再评价的方式,向学界同行表达我们的感悟:阅读甚至反复阅读既有成果本该是学术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曾在另外一本中国当代法学史著作的导论中描述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路蜿蜒前行而终至康庄辉煌,中国法学研究之圃亦蔓延蓬勃而于今卓然大观。这种描述显然旨在鼓舞而非理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理解历史才能理解现在,理解现在才能理解未来,只有建立在对历史、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基础上,在面对临近的未来时,才会有更多的从容和更稳妥的应对,才会有向真理再前进一步的勇气与智慧。要深刻理解中国法学的历史、现在以及未来,有两种关系需要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一是法学与法治的关系,二是法学成果与其发生机制的关系。法学与法治共存并互动于同一历史过程,法学史既是法律的知识发展史,也构成法治进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法、法律、法治的学术研究,既受制于各个具体历史场景中的给定条件,又反映着各个历史场景中的法律实践和法治状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拨动、预示着法治的目的、路径与节奏。认真对待中国法学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史,梳理各个法治领域法学理论的演进状态,重估各种制度形成时期的学术供给,反思当时制度设计中背景形塑和价值预设的理论解说,可以更真实地对法治演变轨迹及其未来动向作出学术判断,从中也更有把握地绘出中国法学未来的可能图景。对于既有法学成果,人们更多的是采取应用主义的态度,对观点内容的关注甚于对观点形成机制的关注。当然,能够把既有学术观点纳入当下的理论创新论证体系中,已然是对既往学术努力的尊重与发扬,但对于学术创新的生成效益而言,一个学术观点的生成过程与形成机制的启发力远大于那个学术观点内容的启发力,我们应当在学术生产过程中,至少将两者的重要性置于等量齐观的学术坐标体系中。唯其如此,中国法学的发展与创新才会是一个生生不息又一以贯之的理性发展过程,不因己悲而滞,不因物喜而涨,长此以往,信者无疆。


作为国内法学界的重要学术期刊之一,《法学研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在争鸣中发展、中国法治在跌宕中进步的一个历史见证者,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使命感和倡导力的学术过程参与者。《法学研究》于1978年试刊,于1979年正式创刊。在其1979年的发刊词中,向初蒙独立学科意识的法学界和再识思想解放价值的社会各界昭示,在办刊工作中秉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百家争鸣、端正学风”的信念,着重于探讨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致力于反映国内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学术水平,热心于发现和举荐从事法学研究工作的学术人才。创刊至今40年来,《法学研究》虽经岁月更替而初心不改,虽有队伍更新而使命不坠,前后八任主编、50名编辑均能恪守“严谨、务实、深入、学术”的办刊风格,把《法学研究》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存续载体和学术奉献的展示舞台。或许正因如此,《法学研究》常被誉为“法学界风格最稳健、质量最稳定的期刊”。质而言之,说的是刊,看的是物,而靠的是人。我们相信,《法学研究》及其所刊载的文章以及这些文章的采编过程,应该可以视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发展、法治进步的一个较佳样本。也正因如此,我们有信心通过《〈法学研究〉专题选辑》,概括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发展的思想轨迹以及法学人的心路历程。


本套丛书旨在以《法学研究》为样本,梳理和归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学在一个个重要历史节点上的思想火花与争鸣交织,反思和提炼法学理论在一个个法治建设变奏处启发、拨动及预示的经验效果。丛书将《法学研究》自创刊以来刊发的论文分专题遴选,将有代表性的论文结集出版,故命名为“《法学研究》专题选辑”。考虑到《法学研究》刊发论文数量有限,每个专题都由编者撰写一篇2万字左右的“导论”,结合其他期刊论文和专著对该专题上的研究进展予以归纳和提炼。


丛书第一批拟出版专题15个。这些专题的编者,除了《法学研究》编辑部现有人员外,多是当前活跃在各个法学领域的学术骨干。他们的加入使得我们对这套丛书的编选出版更有信心。


所有专题均由编者申报,每个专题上的论文遴选工作均由编者主要负责。为了尽可能呈现专题论文的代表性和丰富性,同一作者在同一专题中入选论文不超过两篇,在不同专题中均具代表性的论文只放入其中的一个专题。在丛书编选过程中,我们对发表时作者信息不完整的,尽可能予以查询补充;对论文中极个别受时代影响的语言表达,按照出版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了细微调整。


不知是谁说的,“原先策划的事情与实际完成的事情,最初打算写成的文章与最终实际写出的文章,就跟想象的自己与实际的自己一样,永远走在平行线上”。无论“平行线”的比喻是否夸张,极尽努力的细致准备终归能助力事前的谨慎、事中的勤勉和事后的坦然。


我思故我在。愿《法学研究》与中国法学、中国法治同在。


陈甦


2019年10月8日


于沙滩北街15号

导论[1]


李强[2]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以国家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刑法学正式起步。纵观中国刑法学这40年的发展历程,如果以研究犯罪成立一般条件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论体系)这一基础性问题为窗口进行观察,或许可以作一个看似武断实则并不过分的判断:如果说中国刑法学取得了一些进步,那么这些进步的动力几乎都来自刑法学的比较研究。


一 四要件体系的内部改良


以比较法研究所起的作用为准,这40年大体可以200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而言,犯罪构成理论重新登场,四要件体系取得通说地位,是这一时期的主题。尤其是80年代,刑法学界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刑法学科,为整个学科奠定概念与理论上的基础。而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就接续了50年代被引入中国的苏联刑法学理论传统。


总体上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并未越出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所划定的界限。当然,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围绕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四要件体系,探讨个别要件的适格性问题。


关于犯罪主体应否成为犯罪构成的独立要件,有学者认为:①犯罪主体不应当是犯罪构成要件,其只是刑事责任的一个条件。[3]②“根据犯罪主体的实际内容,犯罪主体应当置于主观方面的要件之中,而不必成为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4]③犯罪主体可以具体区分为犯罪的资格主体和犯罪的现实主体。资格主体是行为实施、构成犯罪的物质基础,是产生犯罪的前提;现实主体“是建立在资格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已经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因而构成犯罪的基础上,从而是具备犯罪构成的必然结果”。这两种意义上的犯罪主体都不应当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5]


关于犯罪客体应否成为犯罪构成的独立要件,有学者认为:①“在犯罪概念系统中,社会危害性这一要素,可以表述为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传统上被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犯罪客体,其应当是犯罪概念的内容,而犯罪构成系统中的犯罪客体应当被界定为犯罪对象。[6]②刑法上的客体可以区分为刑法的保护客体和犯罪的指向客体(犯罪客体)。前者是一种社会利益,是刑事立法设立某种犯罪的依据,而非犯罪构成的一个要件;后者则是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具体对象,属于犯罪构成要件。[7]③犯罪客体实际上是保护客体,即法益,其应当是犯罪概念的内容;要确定法益是否被侵犯以及何种法益被侵犯,并不由犯罪客体本身来解决,而是要通过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来综合反映。也就是说,在概念范畴上,犯罪客体和其他三个要件并不处于同一层次;在司法适用上,从犯罪构成要件中取消犯罪客体,不会给犯罪定性带来困难。[8]


二是就犯罪构成四个要件的排序提出新观点。通说在四个要件的排序上一直坚持的是“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9]


针对上述通说的主张,赵秉志依照犯罪的发生逻辑提出了“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的要件排序。其主要理由是:①刑法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也包括犯罪行为及其形成过程与发展规律;并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础。②“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的要件排序,反映了“符合犯罪主体要件的人基于其主观犯罪心理态度的支配,实施一定的犯罪行为,进而危害一定的客体”这一毫无例外的犯罪行为本身的发展过程,即这一排序“以行为发展之内在逻辑为依据,鲜明地反映了犯罪行为自身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规律,故而相对而言更为合理、可取”。[10]


何秉松基于犯罪构成系统论的理论主张,提出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的要件排序。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任何犯罪都是主体对法律所保护的客体的侵害,而主体只有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作用于客体。这样就形成了一切犯罪构成的基本结构,即犯罪主体—中介—犯罪客体。在这里,犯罪主体和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两极,连接这两极的中介是犯罪主体进行的犯罪活动。由于任何犯罪活动都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都是人的内部主观意识与其客观的外部犯罪活动过程的统一,它又可以分为犯罪活动的主观方面(简称为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活动的客观方面(简称为犯罪客观方面)”。而且,“在这个复杂的犯罪构成有机整体中,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和犯罪的客观方面这四个组成部分都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犯罪构成这个有机整体的性能,其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缺失都会导致犯罪构成整体性的破坏”。[11]之后,何秉松“把犯罪构成的基本结构,即犯罪主体—中介—犯罪客体的结构进一步彻底化。把原来作为主客体的中介的犯罪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合而为一,统称犯罪中介”,最终形成了“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中介(犯罪活动)”的“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新体系”。[12]值得注意的是,何秉松关于犯罪构成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的整体的观点,为通说所采纳,成为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一个标志性话语。


三是对传统犯罪构成体系进行一定程度的阶层化改造,比如:


王政勋提出了以犯罪成立的积极条件与犯罪成立的消极条件为具体内容的犯罪成立条件体系。积极条件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消极条件包括行为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行为不属于正当行为、行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13]对照四要件体系,这一体系的特点是:将四要件整合为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并增设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从而试图解决四要件体系始终未能妥善处理的排除犯罪性事由的体系定位问题。


黎宏主张“在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上,贯彻客观优先的阶层递进理念”,并树立有不同意义的犯罪概念。[14]也就是说,必须坚持“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排序,不得作前后顺序的变动;同时,应当允许存在符合客观要件(包括客体和客观方面)但不符合主观要件(包括主体和主观方面)意义上的犯罪概念,这就打破了传统上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四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说,这一改造已经是在四要件体系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作出的最大限度的阶层化改造。但是,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说,这一经过改造的四要件体系仍然不属于阶层犯罪论体系。这是因为其区分要件的标准仍然是客观和主观,而非不法和责任(罪责)。如后文所述,不法和责任的区分以及不法在先、责任在后的位阶顺序,才是阶层体系的根本特征。


总体而言,前述理论上的尝试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和观点,但从根本上说,并未对四要件体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其通说地位并未被动摇。这是因为,无论是增减其中的要件,还是重新排列要件顺序,甚至在不改变具体要件内涵的情况下作一定程度的阶层化改造,都仍然是在传统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展开理论构建,最终所形成的各色理论和要件体系,也都不过是四要件体系的变体或者衍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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