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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社会变迁(1949~2019)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荣誉出版

作者:李友梅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23649

ISBN:978752015898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1843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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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李友梅 汪丹[1]


沧桑巨变七十载,中国发展震撼了世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中国人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的飞速发展令世界震撼的,并不仅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与速度成效,更在于其在很短的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且采取的是和平与文明的方式。


中国仅利用世界6%的淡水资源和世界9%的耕地养活着世界1/5的人口,却提供着全球1/3的主要农产品和接近一半的主要工业品。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人均收入仅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1/3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且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世界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乃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近万美元。从1949年至2019年,中国GDP年均实际增长率高达9.4%,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超高速增长,创造了比过去5000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2]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跨越。1981年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超过46%,2015年中国贫困人口仅占全球贫困人口的1.3%,201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仅剩1660万,中国总体上已经消除了世界银行贫困标准下的绝对贫困现象,并正在按照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实施着脱贫攻坚战略。[3]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发展就像跑马拉松,过程中需要不断根据外部环境与自身情况的变化进行自我调适,并不断增强内生动力,激发持续前进的动能。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身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而世界上却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情像中国的国情这样复杂。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极高的复杂程度是中国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有14个陆上邻国,与6个国家隔海相望,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众多邻国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对中国的政策及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同。中国是世界上受分裂主义威胁相当严重的国家,领土和领海长期受到外部威胁与挑战。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地缘政治状况,使中国正在经历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社会转型复杂交织、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也受到区域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格局、秩序、规则大变动与大调整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中国拥有占世界1/5的人口和56个民族,中国每个省份的人口或地域面积,都相当于甚至超过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中国的地域之广、变化之快、差异之大,可谓举世少有。由于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进程,从社会文化视角看,农村中国与城市中国并存,现代中国、前现代中国、后现代中国交织,当代中国的城乡差异、区域差异,可以说比欧洲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要大。但令人惊叹的是,在世界经济社会剧烈变迁和自身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同时,中国社会“活而不乱”,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复杂社会居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平稳有序运行。变动社会如何保持平稳有序这一人类社会的难题,在中国语境下居然得到神奇的化解。中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相映成趣,改革是为了发展,也要服从于稳定,而发展成效被用来检验改革道路的正确与否,社会稳定则为进一步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


世界迫切想知道中国经济社会繁荣稳定发展的奥秘在哪里。“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成为新中国在曲折与困境中不断修正前进的动力源。70年的中国社会变迁,折射着中国的制度发展,关联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悟、认知、辨识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把握中国的发展脉搏,并洞见一个坚持追求中国梦的传统大国如何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在“内忧外患”与风云际会中摸索符合自身国情实际的发展路径并创造出支撑经济飞速发展基本条件的智慧。本书从制度与生活的视角认识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路径并进行反思,观察70年中国社会变迁中最本质的变化,梳理70年中国社会变迁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总结70年中国发展如何兼顾社会稳定与创新活力的有益经验,提炼中国经济社会与人民生活历史性跨越的中国智慧。


一 社会变迁的中国路径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践路径,在相当程度上与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实施的社会建设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并由此塑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格局。这些不同阶段分别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这三个历史阶段,党和国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势与趋势,在社会建设中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制度体系,从而影响了我国社会变迁的走向。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国实现了主权独立并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新中国在社会建设上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团结稳定的社会秩序。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种种困难(如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建构了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以及街居制、户籍制等一系列制度在内的制度架构,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体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和延续30年的总体性社会体制。在当时短缺经济的背景下,国家基于这一体制推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以保障民生,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训并对社会保障运营进行管制。随之,人们的社会心态从革命战争时期的震荡逐渐转变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忱。在此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浮躁问题,对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但总体而言,这一社会体制与当时社会生活的组织状况是相适应的。


总体性社会体制虽然有助于解决1949年前后中国所面对的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并存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但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端也由此而生。改革开放前,持续2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管制难以为继,改革社会体制模式成为必然选择。党和国家审时度势,直面当时我国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于发达国家的状态,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国有企业改革,再到90年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赢得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2005年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增量改革的同时,党进一步提出了小康社会的建设计划,通过取消农业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使得社会民生在整体上持续改善。在全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大环境下,从市场中释放的活力溢出至社会领域,社会主体开始觉醒,在表达社会诉求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社会力量得以发育,社会自主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社会关系结构、社会心态与社会预期,以及社会认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进而推动社会转型进一步加速,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被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科学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主要特征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新内涵和新要求。与此同时,快速转型中的社会变迁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仍在持续,而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社会结构的双重分化,人们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社会的去组织化持续发展;原先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累积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我国社会变迁的现实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党和国家在战略层面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统筹推进“四个全面”的贯彻落实,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及其新格局的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重构,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和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现实问题来重塑社会认同。


近些年来,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而复杂的分化,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团结纽带再次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正在发生的产业关系变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特别是劳动关系的变化,新业态的出现使越来越多的职业群体的身份和社会关系逐渐模糊,用传统的劳动理论与社会结构理论难以理解和回应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国网民由1997年的62万人激增至2018年的8.3亿人,年均增长40.9%。其中,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6%。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和4G网络覆盖率的提高,各类出行、餐饮外卖等移动应用加快普及,带动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高速增长。2018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达711亿GB,是2013年的56.1倍,5年来年均增速高达123.8%。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快递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异军突起。我国快递业务量在2014年首度超过美国后,持续保持世界第一。[4]


大数据、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成员的联结方式,进而有可能推动形成新的社会结构。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跨界融合,催生一系列“互联网+”经济新业态。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持续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形成一批行业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消费持续释放居民需求潜力。截至2018年末,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达6.1亿人,占网民总体的73.6%。[5]信息技术的高度渗透,一方面使得实体社会与网络虚拟社会的边界难以界定,更加模糊;另一方面又让网络虚拟社会的实体化趋势更加明显。这种实体化在对社会态度、社会预期的影响上明显具有许多新的特征,比如,有时表现为对阶层界限的消解,有时又明显地具有强化阶层内聚力的特征。典型的现象如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上舆情态度的分化。另外,由于信息技术等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的变革,更多的平台化的生产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所看到的生产关系,即传统工业流水线上基于契约的生产关系等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特征表现为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去结构化、去组织化,更加凸显个体化的特点。典型的现象如卡车司机群体难以形成工会。[6]与技术变迁、产业结构变迁等因素相联系,中国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化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职业不能简单地以收入水平、教育与人力资源水平、稳定性、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等为测量指标。职业结构的灵活性、弹性、可变性等也会影响人们的就业选择和就业预期:一是就业渠道多元化。通过进入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自主创业和各类新就业形态实现就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大量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就业。二是就业形式多样化。许多新就业形态不再有硬性的时间、地点限制,如兼职就业、网络平台就业等就业形态不断出现。三是就业观念市场化,劳动者愿意为获得就业岗位或更高的收入而进行流动,打破了城乡、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自主择业、自主创业、终身学习等新就业观念也越来越流行。[7]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迁。70年来,党和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在全球化、市场化以及信息化等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不断加速,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就中国社会变迁而言,我国社会体制从大包大揽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逐渐转变为放权让利、不断激发市场和社会发展活力的多元化社会体制,人们的生活从缺衣少食、温饱不足转变为品质提升、小康富裕;中国社会从低水平上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向高水平上不断回应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转变。上述各个维度,共同凸显了基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变迁的重要意义。


二 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


社会变迁必然会牵动社会关系格局,引发既有秩序及其内在动力来源的调整,导致“秩序与活力”平衡问题。在长时段、大跨度、迅疾而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的转型、分化与重组,形塑着中国社会的基本秩序。为保障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平稳有序运行,党和国家通过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模式的调整在“秩序与活力”中寻找着平衡之道。


中国在总体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和转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持社会有序运行并呈现和谐稳定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不断推进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再组织、社会秩序的再协调与社会共识的再凝聚。概括而言,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在历史探索中经历了三次重要转型,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管制到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社会管理,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治理。这三次转型既是社会发展形势客观推动的结果,也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审时度势做出的富有魄力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是一种“双轨”结构,呈现“上下分治、双轨并行”的特点,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封建与郡县”之辨。相对而言,封建制侧重于内生性的生活逻辑和治理机制,即在分封而建、各司其土的前提下,以宗族礼治和教化作为维持秩序的基本原则。而郡县制则代表外在的治理组织机制,强调以行政和法律力量建立大一统的“公天下”国家形态。“双轨政治”也被视为“二元合一”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稳定的社会形态表现为“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社会秩序。[8]这种模式虽然长期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发挥着协调作用,但中国社会却始终没有摆脱“一盘散沙”的状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根据政权建设以及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建设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制度重建,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单位制、人民公社制、户籍制、街居制、信访制度及阶级分类制度等。这套制度体现为社会的组织方式、福利模式和意义系统,几乎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源,与公共产品的配置领域直接相关,遵循集体主义工作伦理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由于管理制度、分配原则与指导思想之间相互匹配、彼此支持、运行高效,社会生产与生活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并达成了高度一致的社会认同。然而,这种“有效”的后果是,社会失去了流动和活力,社会的自主性和权益意识也被遮蔽,以至于自我调节的机能弱化。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秩序与活力”的不平衡是“苏联式”现代化在中国实践的结果,必然导致中国社会变迁的动力单一化。[9]


改革开放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新的制度支持,同时解决了人们生活水平无法提升的问题。随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口大规模流动,个体私营经济在城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这些急剧的变化使得只靠行政指令配置资源的传统计划体制不断面临重大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正式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并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摸索如何将市场机制与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相结合。在此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一批又一批原属于“体制内”的职业群体因种种原因离开或溢出单位,直接流向基层社区。就业安置、福利供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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