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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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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廖七一编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3-01

书籍编号:30623730

ISBN:978730819882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4258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传统文化

全书内容: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廖七一编.—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3


ISBN 978-7-308-19882-0


Ⅰ.①中… Ⅱ.①廖… Ⅲ.①胡适(1891—1962)-译文-文集Ⅳ.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3453号




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胡适卷


廖七一 编


丛书策划 张琛 包灵灵


责任编辑 田慧


责任校对 黄静芬


封面设计 闰江文化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385千


版 印 次 2020年3月第1版 202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882-0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总序


考察中华文化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我们会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梁启超在谈及佛经翻译时曾有过一段很深刻的论述:“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故不惟思想界生莫大之变化,即文学界亦然。”[1]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以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去审视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有更多的发现。五四运动前后,通过翻译这条开放之路,中国的有识之士得以了解域外的新思潮、新观念,使走出封闭的自我有了可能。在中国,无论是在五四运动这一思想运动中,还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翻译活动都显示出了独特的活力。其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敞开自身,以他者为明镜,进一步解放自己,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丰富自己,恰如周桂笙所言,经由翻译,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收“相互发明之效”[2]。如果打开视野,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精神深处去探寻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会看到,翻译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自觉地、不断地拓展思想的疆界。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中国对社会主义思潮有着持续不断的译介,而这种译介活动,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看来,从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到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再到结合中国的社会和革命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一条思想疆域的拓展之路,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创造之路。


开放的精神与创造的力量,构成了我们认识翻译、理解翻译的两个基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的翻译史,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互学互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外思想不断拓展、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一位位伟大的翻译家,不仅仅以他们精心阐释、用心传译的文本为国人打开异域的世界,引入新思想、新观念,更以他们的开放性与先锋性,在中外思想、文化、文学交流史上立下了一个个具有引领价值的精神坐标。


对于翻译之功,我们都知道季羡林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确实如他所言,中华文化之所以能永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翻译高潮,都会生发社会、文化、思想之变。佛经翻译,深刻影响了国人的精神生活,丰富了中国的语言,也拓宽了中国的文学创作之路,在这方面,鸠摩罗什、玄奘功不可没。西学东渐,开辟了新的思想之路;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更是在思想、语言、文学、文化各个层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严复的翻译之于思想、林纾的翻译之于文学的作用无须赘言,而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翻译动机、翻译立场、翻译选择和翻译方法,与其文学主张、文化革新思想别无二致,其翻译起着先锋性的作用,引导着广大民众掌握新语言、接受新思想、表达自己的精神诉求。这条道路,是通向民主的道路,也是人民大众借助掌握的新语言创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道路。


回望中国的翻译历史,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傅雷的文学翻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一位位伟大的翻译家创造了经典,更创造了永恒的精神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为弘扬翻译精神,促进中外文明互学互鉴,郑重推出“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以我之见,向伟大的翻译家致敬的最好方式莫过于(重)读他们的经典译文,而弘扬翻译家精神的最好方式也莫过于对其进行研究,通过他们的代表性译文进入其精神世界。鉴于此,“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有着明确的追求:展现中华翻译家的经典译文,塑造中华翻译家的精神形象,深化翻译之本质的认识。该文库为开放性文库,入选对象系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翻译家,每位翻译家独立成卷。每卷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一为学术性导言,梳理翻译家的翻译历程,聚焦其翻译思想、译事特点与翻译贡献,并扼要说明译文遴选的原则;二为代表性译文选编,篇幅较长的摘选其中的部分译文;三为翻译家的译事年表。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更加真实地再现翻译家的翻译历程和语言的发展轨迹,我们选编代表性译文时会尽可能保持其历史风貌,原本译文中有些字词的书写、词语的搭配、语句的表达,也许与今日的要求不尽相同,但保留原貌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彼时的文化,对于历史文献的存留也有特殊的意义。相信读者朋友能理解我们的用心,乐于读到兼具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意义的翻译珍本。


许钧


2019年夏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1]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3.


[2]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62.

导言


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1]。从他1917年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到1962年去世的40多年中,“他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在许多思想和学术的领域内——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等……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充分地说明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占据的枢纽地位”[2]。还有学者称,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毫无疑问是一位置身于启蒙学者之列的开拓者与先行者”[3]。有学者认为,胡适发起的白话文运动“也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开路先锋”[4]。朱自清曾认为,胡适对新诗的论述“差不多成为新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5]


此外,胡适还是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不仅有数十万字的翻译作品,而且还有对翻译深入的理论思考。然而,由于胡适在文学革命、白话文、中国文学史、整理国故、教育、哲学、史学、红学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在翻译领域的贡献反而被遮蔽,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就使梳理胡适的翻译活动,发掘其翻译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一、翻译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胡适1906年发表第一篇译文《暴堪海舰之沉没》到他发表译诗《一枝箭,一只曲子》(1943)的近40年中,他留下了数十万字的翻译作品,包括短篇小说、诗歌、戏剧、演讲和政论,既有中译英,也有英译中。这些译作不仅生动地展现了胡适的思想演变和心路历程,而且体现了胡适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


首先,胡适将翻译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联系起来,认为翻译是反抗封建传统、张扬人的价值、创造新文学和再造文明的武器。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生动地描述了“半死”的中国传统文学:


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彩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6]


而谈到西洋文学,胡适称,西洋文学的方法,“实在完备得多……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7]。胡适意识到,翻译是引入文化他者、复壮民族语言和创造新文学的手段。在其力作《白话文学史》一书中,胡适曾经论述过翻译的积极意义,称佛经翻译“给中国文学史开了无穷新意境,创了不少新文体,添了无数新材料”[8]。翻译是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学树桩上、有望结出丰硕果实的枝条。


其次,翻译是胡适对中国文化演进进行哲学思考后的取样。20世纪初,中国承受了西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挑战,“五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有学者认为,从深层次上看,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西方价值对中国价值的挑战,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这不只是一民族兴亡的问题,也是一文化绝续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器物技能、政治制度已逐渐被模仿和采用,但西方的思想行为却很少为中国接受,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脱序”(或失调)的现象。胡适希望,新文化运动能为中国的现代政治建立“思想文化的基础”。翻译作为引进、借鉴和模仿西方的一种形式,暗含了胡适为寻求政治文明而模仿文艺复兴运动的动机。胡适称,“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9]。胡适所谓的模仿是文化意义上的模仿。胡适曾经提出疑问:“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0]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对引进与继承,以及对中国文化创造性的现代化转型的思考,具有形而上思辨的意义。


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两种语言“相互定位、相互影响和相互澄清……每一种语言都通过另一种语言对自身有了更为清晰的意识,意识到它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11]。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能否在中国再现?中国能否因思想文化的复兴而出现政治的民主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 of history)[12]问题。历史的可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翻译“试图进行一种历史转换,使西方的意识感情在中国语境中再次呈现”⑤,历史的可译性涉及“欧洲三百多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能不能在中国重演或重现”[13],胡适认为,必须“找出一种历史的相通之处和必然联系”。作如是观,西方文艺复兴及其文学观念就“不单单是一种资料和参照,而成为一种可翻译和转换的过程”[14]。第二,胡适希望从文学的历史可译性推而广之,探索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途径。既然欧洲民族语言与文学的兴起能在中国重演,那么,文艺复兴在欧洲带来的社会进步同样也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也必然会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看出,胡适高度强调翻译和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体性。在论述新文学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影响时,有学者指出,新文学的“影响主要还不在实用的层面,而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语言的世界图像’,首先是时间图像……彻底抛弃了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循环轮回模式……摆脱了‘过去’的纠缠并始终面向未来,它同时获得了道德上的清白无瑕和价值上的优先权,从而立即成为话语权的真正制高点”[15]。正如胡适所言,“民主中国的制度……既是哲学传统的产物,又是哲学传统的化身”[16]。这说明胡适深悟在中国文化转型期,翻译作为文化现象所承载的历史使命和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概言之,翻译是胡适“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文学实践形式”[17]


在胡适看来,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提高国民的精神思想水平,而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途径是教育。本选集中有关教育的作品有《教育哲学》《现代教育的趋势》《学问的新问题》和《大学之职务》等。他在日记中写道:“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我国人其洗此耻哉!”[18]他还强调:“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19]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仍然表示:


在今日的中国,领袖人物必须具备充分的现代见识,必须有充分的现代训练,必须有足以引起多数人信仰的人格。这种资格的养成,在今日的社会,除了学校,别无他途……我们应当深刻认清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20]


有人认为教育是“迂远之谈,不切实用”,胡适反驳道:


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为迂远,则惟有坐视其死耳。吾诚以三年之艾为独一无二起死圣药也,则今日其求之之时矣,不可缓矣……此吾所以不惮烦而日夕为人道主义之研究也。[21]


胡适所谓的“三年之艾”即民众的教育:“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在教育。”他殷切希望中国能创办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那样的“国家大学”,提倡创办“一国家藏书楼”;而对“倡言增强军备为当时惟一急务不以为是”,称“明知树人乃最迂远之图。然近来洞见国事与天下事均非捷径所能为功……倘以三年之艾为迂远而不为,则终亦必亡而已矣”[22]。在谈到当时的翻译时,胡适称“译书实业并不广泛”,仅有“宗教之书”“科学与应用科学之书”以及“历史政治法制之书”,国家急需译介西方文学与哲学著作。哲学与文学正是胡适译介的重点。他认为,哲学与文学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手段。


二、白话与名著意识


胡适曾经说:“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复活之后,我们决心做两件事:一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二是翻译西洋近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23]这是贯穿他整个翻译活动的基本信条。


胡适早期的文学翻译,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严格遵循清末民初的翻译规范,即短章和诗歌用文言译,长篇用(浅显)白话译。其早期的诗歌翻译、《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一些小说仍然采用文言。到诗歌《关不住了!》(1919)发表之后,胡适所有的翻译,不论文体都改用白话。既然翻译是“文艺复兴”和再造文明的利器,翻译必然以普通民众为旨归,白话自然成为翻译语言的正宗。早在1916年胡适就指出:“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24]事实上,白话肩负的使命正“是要把旧文化旧思想的缺点和新思想的需要‘传达’给更多的人,到底‘文言’是极少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语言”[25],不能普及,则不能行远。在另一方面,提倡和实行白话又是革新派与传统派真假人道主义的试金石。胡适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文人自视优越的心态:“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吃去罢。”[26]


白话语体的大解放体现了胡适的文学和社会的历史进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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