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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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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晓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10-01

书籍编号:30623885

ISBN:978710016361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0075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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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西江千户苗寨全景(张学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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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被访人龙玉琼(张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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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苗族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承者 (陈沛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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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妇女在纺纱 (张希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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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镇猫鼻岭村寨老们叼着牛角酒,以苗家古老的礼节给从外村来本寨跳芦笙的姑娘们敬酒 (张希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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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准备带着孙女去跳芦笙(张希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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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绣片上的蝴蝶图案(台湾辅仁大学服饰研究所提供)

序 一位苗族女性的学术视野

我初识张晓是在1990年仲夏。当年,我们同去雷公山深处不通公路的方祥乡苗寨,在森林密布的群山中跋山涉水六个半小时。我感觉张晓就像一头灵活的小鹿,奔前奔后张罗事务。遇到当地人,她就像亲人一样用苗话交流。如果不是事先知情,我真不会把她与学术研究联系起来。


后来,我调到贵州省文联工作。1995年我策划了一套“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建议张晓写一本“苗族妇女口述史”的书。于是,她选择了西江,成书后定名为《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在当时确定的十余个选题中,张晓的这本并不怎么被编委会看好,因为她是第一次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而她的学术背景也稍显薄弱。然而,我私下却对这个选题极感兴趣。其原因是,我佩服它的前瞻性。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得知早在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哥伦比亚口述历史研究处”,这是现代口述史学科诞生的标志。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陆续建立了90个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口述历史。1980年,美国还出台了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被学界普遍接受。此后,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而看看我们中国呢,虽然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组织撰写公社史、工厂史、家史的活动,但不强调忠于史实,更没有学术规范。1989年,我在《收获》杂志上读到了著名作家冯骥才撰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这段一百个人的“文革”史读来动人心魄。这是我国口述历史的一只报春的燕子,不过它是文学,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口述史。可以说,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在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口述史作品还没有诞生,还是一个学术空白点。


回头看,张晓的这本《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当是我国第一本用人类学、民族学视点来写作出版的口述历史及研究。这可以看出张晓在20多年前学术的起点就很高,眼界开阔;她身在大山中,却初具了一种国际视野。


然而,单有这个视野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必须有各种深厚的积累。而张晓恰恰积累了写作这本书的最佳条件,当是水到渠成,毋庸置疑。一是语言。西江苗语就是她的母语,她与西江人交流是无障碍的。西江人尤其是妇女,历史上生活封闭,很少接触外部语言,因而对语言特别敏感。对此我深有所感:两人之间,如果一个汉语一个苗语,交流得通过翻译,内容常常就会浮在表皮,要绕行很多个螺旋才能深入下去;如果西江苗语对外地苗语,虽然可以交流,但双方的语言要在脑子里转些个弯儿才能领会;而两个纯正的西江苗语之间,则使彼此的交谈能够很快地具备入心入神的条件,各种女性之间的隐秘话题都能够交流,相互心领神会。张晓在语言上就有着这一天生的优势。二是亲情。张晓的外婆是西江人,且一生一世生活在西江。在西江这片土地上,张晓亲戚遍山寨;在传统的西江,这种亲情是人与人交往的润滑剂。她的学术考察,不需要向导,甚至不一定需要专门的访谈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她就能得到许多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和隐秘的细节。这是外来学者所难以企及的。三是阅历。张晓虽是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但由于父母都是教师,是苗乡少有的苗族文化人,父亲对苗学有较深的造诣,而外婆的成分又“不好”,这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政治、文化、家庭环境。一家人对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更切身的体会。这里面,既有西江人心贴心的关照,也有背对背的冷漠;既有寒冬炭火,也有暴风骤雨。在家庭内部的接触中,张晓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人情翻覆似波澜,就学会了感恩和思索,这也是做学问的坚实根基。四是学术。从她写作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的时候起,我就感觉到张晓是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她可以听取各种批评,不厌其烦地修改书稿,似乎以修改为乐趣。我曾经在美国与她相逢。那时她已在美国访学数月,却什么繁华之地、风景名胜、公园展会都没去过,她似乎没有游山玩水的概念,一门心思盘旋在人类学、民族学、苗学、社会性别、国外苗族这些问题上。求则得之,舍则失之。20多年来,她总是做完一个课题,又接着一个课题,还常常同时主持着几个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国家重大课题、国家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级课题等。我曾经想,如果没有学术,她将如何度日?


张晓的这些积累,决定了她写作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一本高质量的、蕴含着生命激情的书籍。这本书很多年前就脱销了,有人曾自做复印本来阅读。在西江尚未开发旅游、藏在深山人未识的年代,一些国外、省外的学者就是奔着这本书来到西江的。他们从书中了解到苗族妇女苦难深重的历史和坚韧无比的民族性格,了解到世世代代西江苗人的真实生活,了解到其他任何书籍中所不能得知的西江苗人诸如性的羞耻感之类的独特情感。那些细节,只有张晓才能捕捉到。这也是一本书的传播在20年间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这本书曾经得到许多荣誉,其中有“中国首届民间文艺山花奖·学术著作奖一等奖”等。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书名改为《化茧成蝶:西江苗族妇女文化记忆》,我由衷为之庆贺!


今天的西江,已是外来旅游者山一程、水一程的必临之地。色彩绚丽的舞台艺术、鳞次栉比的民宿、热闹温馨的农家乐、灯火通明的商铺,已经与丽江、凤凰这些旅游景点比翼齐飞。然而,如果你有意潜下心来做一次深度旅行,你要探寻西江的特质,要了解繁荣背后的本真,还是得读读这本书。眼界的宽窄决定了学术境界的深浅。进入张晓的学术视野,您或许会陶陶然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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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


(余未人,女,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贵州省文史馆馆员)

导 言
可以说,在国际上妇女研究蔚然成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股妇女研究热潮也悄然在国内掀起。“妇女研究热”的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妇女问题的觉悟。但是目前对妇女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妇女问题存在着太多的未知领域。对于妇女和她们所处的世界之间的各种相互关系以及妇女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需要去做许许多多的研究。我作为一位女性研究者在本书中选择了妇女口述史这个侧面,采用人类学参与性观察访谈的田野作业方法,对一个典型的民族聚落的妇女群体和特定的文化体系间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给人们提供一个动态的、鲜活的、具体的了解苗族妇女的文本。
我很满意我所选择的工作田野——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黔东南是中国苗族最大的聚居区,而西江是最大的苗寨之一,被公认为苗族聚落的典型。西江位于苗岭的主峰——雷公山的脚下,系苗疆腹地。在清雍正七年(1729)西江设治之前,西江苗族一直是自己管理自己,因而很好地保存、创造和发展了自成体系的苗族文化。西江是一个保存苗族“原生态”文化比较完整的地方。自从设治以后,外来文化对那一带地区的影响往往首先从西江开始。历史上著名的清朝咸同年间苗民起义和民国时期的“黔东事变”1,都有西江人士参与,并且西江是事件的策源地之一。一方面是“化外生苗”2,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文化干扰。原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西江这块土地上不停地碰撞着,使西江文化以进两步退一步的速度在变化、发展,呈原生文化为主、各种文化并存的多元格局。被戏称为“两面派”的西江社区,因其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和不封锁外来文化交流的动态状况,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作业田野。
研究人类个体实际上是为揭示人类的普遍性服务的。但共性认识的实现必须通过无数个性的深入探究来完成。要探明特定妇女群体的个性特征,必须潜入妇女的心理,把握特定的社会文化对其角色和形象的塑造机制,以弄清妇女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明了妇女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而要做到这些,我认为最好的方式也是最可靠的方式是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妇女讲述自己的经历,既讲述她的行为也表达了她的观念,还流露她的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以及对事件的评价等。人的一生,也是他的背景文化的传承、变异和社会变迁过程。个人的一生也就是人类的一段历史。因而妇女讲述自己的经历,不仅展示了妇女自己,也展示了文化和社会以及社会文化和人的关系。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为我提供了通向妇女心理、解剖社会文化基因的途径。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重视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方法。它要求研究者既具备研究者的眼光,又具备被研究者的生活;既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又进入被研究者的角色;既是自己又是他人,即从客观和主观两种立场上来寻找对研究对象的最佳解释。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它需要语言。研究者必须能直接与被研究者沟通、交流思想。其次,研究者必须能够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融入研究对象的文化,但同时又不能失去自我,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即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因此,研究者必须熟悉研究对象,但又要与之有一定的距离。研究者最好是熟悉该研究社区文化而又最好不是本地人。最后,研究者要能够与被研究者建立一种友好信任的关系,以达到调查研究的目的。但同时又要注意访谈技巧,避免访谈者对被访谈者的暗示和诱导,尊重其本人的意愿,对被访谈者负责,等等。人类学的参与观察田野作业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一种两难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很难做到。
我很幸运地具备该方法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我母亲是西江人,我是外婆带大的,操的是一口纯正的西江苗语。也就是说,我的母语是西江苗语。我父亲不是西江人。我出生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是在学校的环境里成长的,算不上是西江圈子里的人。但我从小到大乃至现在,基本上每年都到一次西江。我的亲属里面有许多是西江人,其他西江人里也有很多都熟知我。我就是这样,是西江人又不是西江人,处于是与不是之间。西江人也这样看我,觉得我与他们既亲近又疏远。我和西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之中。我与西江的天然联系不知不觉地为我建立了一个研究基地,为这本书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便利。
此外,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背景,使这本书的研究具有一个特殊的个性,即我研究我自己。因为我是西江人又不是西江人,所以我是访谈人,又是被访谈人;我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者。我在本书中不仅展开了对包括我的所有西江籍亲属在内的西江苗族妇女的研究,甚至也研究了我自己。我不仅在生活中对西江苗族妇女进行参与性观察,而且也在本书中参与她们的角色。我在书中成了一个双重角色的人物。由于我是一位研究者又是一位西江妇女,我不想板着面孔对读者进行说教,只想像一位身临其境又从旁观望的朋友与读者闲聊,谈我的体会和感受。我只想做一座桥梁,那种轻松随意、简单朴实的桥梁,让读者通过我和西江苗族妇女交朋友。我想以自身特殊的优势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做一种探索和尝试。
西方妇女以自我意识的觉醒掀起女权运动,赢得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汉族妇女才挣脱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走向男女平等;而今一些知识女性有感于“文革”中女人男性化的惨痛教训,强调当今妇女紧要的是回归女性本质3。不同的妇女群体有她们不同的人生历程,而不同的人生历程又受制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那么西江苗族妇女的人生历程和文化背景是怎样的呢?在这本书中我以妇女口述史为切入点,对西江苗族妇女人生命运和文化创造,以及文化对妇女的塑造和制约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从而提出我的看法。
我认为,西江苗族在迁入西江之前或迁入西江之初,就承袭了苗族的历史文化并组建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千百年来,世世代代的西江苗族都在极力传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维护原有的社会秩序。但世界不是静止不动的,西江不可能是真空。随着人的生存需要的不断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西江社会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解体。在这种传统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碰撞矛盾中,在文化解体和复兴的双向运动中,西江社会的主人之一——西江苗族妇女也在发生着变化。西江社会从平衡走向不平衡,再重新组建新的平衡;西江苗族妇女与男人的关系也从平等跌入不平等,再走向新的平等。西江文化已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西江苗族妇女开始从一味服从走向个性的张扬。西江苗寨将进入一个多彩的世界,西江苗族妇女未来的形象将更难描述。我虽然在书中对西江苗族妇女和文化做了较大跨度的分析,但着力点是20世纪背景下的西江苗族妇女和文化。我要让人们看看经过千百年的淘汰和筛选,西江文化积淀了些什么,又要让人们知道现在行将解体的西江文化是什么模样。由于这本书并不纯粹是介绍西江文化的书,它只是从妇女生活的视角来透视文化,又从文化的宏观背景来解释妇女,紧扣的是那些与妇女关系十分密切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妇女是目的,文化是手段。既然妇女是目的,我就还想以20世纪的西江苗族妇女为例,探讨哪一种文化形态对妇女更为合理。我还想提请人们思考,20世纪即将过去,这百年来的历史文化,我们是不堪回首还是有所留恋?是应该彻底抛弃还是批判继承?我们所迎来的是一片光明抑或也有阴影?
在对西江文化和苗族妇女的具体研究中,我发现西江传统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即社会制度与文化习俗互补,男人和女人互补。正是这种互补构成了西江传统社会的平衡,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安宁与和平。
西江传统上是一个父权社会,财产和子女都明确规定属父亲的一方,社会管理井然有序,不允许任何扰乱血缘世系秩序和混淆财产界限的行为存在。它在制度上规定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男先女后,毫不含糊地维护男性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保持父系承接的纯洁性。但在社会制度以外,即在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里,却给予妇女很大的自由和权力,以至于让妇女感觉到在一般的情况下,并没有来自男人的压迫,男女间不平等的待遇也未能激起妇女的自我觉醒及其反抗意识。文化本来就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创造的,它反过来又调节人的行为,以协调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西江传统文化有效地调节了其内部的关系,使得西江社会稳步地发展了两千多年。事实证明它是适合于西江苗族传统的生存状态的。是它保持了西江社会、西江自然环境、西江人和人之间以及西江人的内心世界的千百年来的平衡。但是,平衡并不等于合理。有的平衡是以牺牲整体中某部分的利益来获得的。西江传统社会的平衡,就是以妇女身体的辛劳和心灵上的孤寂来换取的。所以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我们应该看到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和消亡的趋势。现在,西江苗族的传统社会秩序已不那么井然,日渐失去了传统文化,也日渐失去它生存的内部环境和外在条件。西江社会在变革之中,西江文化正在消失。我们不能消极地等待旧有文化的解体,而应该积极地考虑重构一种新型的文化。未来的文化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化生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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