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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外国哲学》第三十四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赵敦华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12-01

书籍编号:30623965

ISBN:978710015510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6451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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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 语


《外国哲学》于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至1998年共出版十四辑,开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研究外国哲学的新学风、新传统,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经与商务印书馆商议,从第十五辑开始,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负责承担《外国哲学》的组稿、编辑工作。


为了进一步提高《外国哲学》稿件的学术水准,我们采取了国际学术刊物通行的“双盲”审稿制度。除了继续发表对外国哲学历史和经典的诠释性论文外,本刊将特别注重发表史论结合、批判性评论、中外哲学比较等方面的佳作。我们衷心希望全国同仁鼎力襄助,不吝赐稿,把《外国哲学》办成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学术园地。




《外国哲学》编辑部


2002年4月

执行主编的话
本期《外国哲学》由6个栏目组成:中世纪哲学研究、近代哲学研究、分析哲学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研究、海德格尔《黑皮本》、印度哲学研究。
“中世纪哲学研究”收入两篇论文,分别是徐龙飞教授的论文《自然理性与自然法作为世界的整体秩序—论实证法先驱奥康的法哲学思想》和聂建松博士的论文《亚略巴谷的(托名)狄奥尼修斯的“象征”思想之浅析》。
徐龙飞教授在《自然理性与自然法作为世界的整体秩序—论实证法先驱奥康的法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奥康是实证法的鼻祖,他在唯名论的神–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对自然法与自然理性的理解。作者尝试从奥康法哲学的出发点及其思维方式的意义与特点等基本问题出发,首先探讨奥康的上帝观与认知方式,进而转入对于其自然法等法哲学核心概念的阐释与分析,尝试探明他如何理解自然法以及自然法与实证法之关系,如何理解权力,特别是统治的权力的意义等。
龙飞教授认为,奥康的神–哲学是法哲学的基础。神–哲学论证约略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个方面,从其所设置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看,上帝作为“绝对权能(potentia absoluta)”与世界作为“秩序权能(potentia ordinata)”,这两者之间亦存在相应之关系。在任何律则限定之外而能行为的,就意味着依据绝对权能而行为;在律则框架限定之内,特别是在“绝对权能”所赋予的律则框架限定之内才能行为的,就是依据秩序权能而行为。
第二个方面,从奥康神学论证的前提来看,世界的结构以及现实存在的结构,并非一种必然自身完足、无可变端的结构系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就与上帝的自由及全权相矛盾。世界作为存在是偶性的自由存在;只有在谈到它来自于上帝本身时,才能在回溯其本源的意义上谈其必然性。
第三个方面,其神学论证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为哲学提出了双重的思考:一则,世界不再能够被理解为具有其存在必然性、永恒性以及自身完足性,而是呈现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再则,不仅人的理性不再将世界的存在思考为一种必然的存在,而是思考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而且理性也不再被理解为能够必然掌控世界秩序的主宰,理性本身也被视为有界限的,并且是其本身思维能力的界限,甚至终结。
最后,第四个方面,尽管理性似乎有认知永恒真理的内在能力,然而理性依然有可能被理解为并非由自身就是必然的,而是受造的偶性存在。
在奥康看来,不仅人的自然理性是自然法的出发点,自然的公正是自然理性的一部分,而且在语言的不同应用以及不同内涵与适用性论证上,奥康还进一步阐释并分析了自然法的三种关联形式:首先,自然法是符合基本伦理规范的法,是并不违逆自然秩序反而适应自然理性的法;其次,无需任何习惯法或人的首肯(亦即无论人是否赞同)而必须尊重与遵守的法,就是自然法;第三,符合于万民法、神性行为以及人的本性行为而无需论证的法,就是自然法。
自然法的这三种形式的区别及各自之意义究竟何在呢?第一种形式直接关联就其自身而言乃是不言自明的自然法之各种准则,这样的自然法准则毫无谬误地内在于自然理性之中,是自然理性所固有的。自然法的第二种形式与第一种毫无疑问密切相关,因为自然的公正(aequitas naturalis,或译为:自然的合理)不仅建构着自然理性,而且是自然理性的一部分。这两者的关系在于,自然理性(ratio naturalis)与自然的合理(aequitas naturalis)不仅属于实证法(设置法、制定法)秩序,而且超出实证法。自然法的第三种形式与实证法的法则及法令的合理存在相关联,在这种相关联意义上的自然法是一种有限而受限定的自然法,这样的自然法展开在自然理性所给出的法律规范的框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实证的法律规范就是必然,甚或强迫性的了。譬如,在面对违逆自然公正、违逆自然合理的非正义行为以及暴力等恶行时,实证法必须保障人具有维护正义与自身生命安全的抵抗权利。
奥康在自然法与神性法则之间、在自然法与实证法之间做出明确区分。一方面,人的实证法,特别是人所设置的成文法律,产生并且奠基于人所达成的秩序,是借助人所达成的约定或约束固定下来的,因而是人的发明或建构,这是人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实证法的具体应用与实施似乎并不直接需要自然法的秩序准则,因为它适用或规范的范围是自然法与神性律法不直接关涉的具体的、单一的领域。于是,实证法的性质究竟为何,也是可以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自然法与神性律法而言,重要的是,实证法或者人的约定,不仅并不拂逆自然法与神性律法,而且甚或与之相匹配,相融洽。在实证法与自然法及神性律法之间,奥康并不要求一种绝对严格的内在逻辑推导,以至于实证法必然而且必定来自于自然法与神性律法。实证法有其自身独立的属性(proprietas),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决定实证法的内涵建构,在有重大理由的情形下,人的自由意志甚至被允许去建构一种偏离自然法理念的实证法内涵。当然,这种偏离必须是经过严格界定的。
聂建松博士的《亚略巴谷的(托名)狄奥尼修斯的“象征”思想之浅析》一文,探讨狄氏的象征(symbola)概念。作者表明,论文的出发点乃是狄氏的象征概念,这一概念贯穿整部狄氏作品的始终,而且在狄氏作品之中有一卷,即《象征神学》(Symbolike Theologia),便是直接以这个概念命名的。虽然这一卷“散佚之作”并未直接出现在现存的狄氏作品当中,但是它却在狄氏的其他作品—分别是《论上帝之名》、《天阶体系》、《神秘神学》以及《书信九》—当中不断被提及。
在现代人的理解当中,象征可能只是某种模糊的语义表达,或者只是一种文学上的修辞手法。总而言之,象征与其背后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并非是确定的。然而,在狄氏文中象征的含义并不是这样。
约翰·狄伦(John Dillon)和撒拉·克里滕尼奇·维尔(Sarah Klitenic Wear)在他们合著的《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与新柏拉图主义传统—劫掠希腊人》中,对于狄氏作品中的象征概念做了如下总结:象征作为类比(analogies)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意义之上的,即它们不仅与事物有着某种相似(similarity),而且有着神圣范型(divine paradigms)的各种形象,可象征与它们并不相似者(dissimilar),也就是说,象征拥有一种“不相似的相似性(anomoios homoiotes)”。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定义中,象征与其要表达的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确定的关系:它们之间拥有某种“相似”,尽管象征与它所要表达的内容之间是“不相似”。当然即便是这样一种观点,在很多人看来,仍然是一种难以理解的“矛盾”表达。
“近代哲学研究”由三篇论文组成,分别是刘璐博士的论文《行动与激情是同一个东西?—对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一条原则的解析》、尚新建教授的论文《强国与启蒙—从康德启蒙的视角看》、汤姆·洛克摩尔教授的论文《柏拉图和康德的先验建构主义》。
刘璐博士的《行动与激情是同一个东西?—对笛卡尔〈论灵魂的激情〉第一条原则的解析》一文,从《论灵魂的激情》的第一条原则来探讨行动与激情问题。作者指出,在《论灵魂的激情》开头,笛卡尔提出了“行动与激情的等同原则”,并由此奠定了后文讨论激情的基本思路,即:区分出身心各自的功能并集中关注灵魂中的激情。但是,该原则本身却存在很多困难,包括行动与激情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与身心二元论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等等。作者着重探讨了保罗·霍夫曼和黛博拉·布朗针对该原则做出的解读,围绕“行动与激情的等同原则”的含义、作用和困难,作者最终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尚新建教授的《强国与启蒙—从康德启蒙的视角看》通过分析康德的启蒙定义,指出其所蕴含的三个方面的意义,并由此来分析和评价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断。作者认为,该论断的不足在于未能赋予启蒙以康德式的崇高地位。论文试图从康德的视角出发,澄清人们在启蒙与强国关系上的模糊认识。
作者指出,在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讨论中,人们再次提到李泽厚先生“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断,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其中不少是出于对“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误解。李泽厚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意涵是:“启蒙”意味着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挣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借西方学说改造国民性,争取人的权利和尊严;“救亡”则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怀有的强国梦,力求摆脱世界列强的欺压凌辱,建立一个独立自主、举世无敌的民族国家。因此,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无非是说,五四运动后来转向保种图存,强国富民,从而忽略甚至压抑了人性的解放。很明显,李泽厚的划分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李先生没有提供这种划分背后的哲学基础。
不清楚的倒是李泽厚的批评者,例如秦晖。秦晖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文章,将“救亡压倒启蒙”概括为“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文章同时指出,五四时期根本没有出现这种历史事实,故李泽厚的论断失真。问题出在秦晖的证明方式:一方面,他把救亡等同于革命,并以为启蒙必然导致革命(借助卢梭),因而嘲笑李泽厚后来提出“告别革命”却不肯放弃“救亡压倒启蒙”,结果陷入矛盾;另一方面,则把救亡一方的列宁主义等同于国际主义,从而消解民族主义,断言根本不存在民族主义压倒欧美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问题在于:必然导致革命的“启蒙”是指什么?是李泽厚意义上的“启蒙”吗?救亡在何种意义上等同于民族主义?又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于革命?接受欧美自由主义与接受苏俄社会主义,难道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区别?看来,秦晖先生确实让“启蒙”和“救亡”“包含庞杂的内容”。作者试图借助康德的启蒙思想,从强国与启蒙的张力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的启蒙。
众所周知,康德启蒙思想的表述集中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不过,其他一些重要著述,譬如《判断力批判》和《思维中的自我定向意味什么?》,也直接阐明了启蒙的性质和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启蒙并非单纯地“开发蒙昧”,接受新知识,普及新思想,而是要洗心革面,袪除积习和成见,改变思维方式。其次,成熟的人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无非是立志服从理性的命令,按照理性自立的普遍法则行为,即解放人的自主性,让人对自身的行为负责。因此,启蒙具有道德上的要求,完全不同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福祉的追求。再次,启蒙无疑要求个人自由。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指出:“公众自我启蒙是很可能的;只要允许他们自由,这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启蒙除了自由,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一切可以称作自由的东西,最无害的就是这个东西,即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显然,自由不仅是启蒙的必要条件,而且具有更大的政治维度。这里,康德不仅鼓励个人积极参与公共的讨论,培育自己的理性能力,而且呼吁公共权威营造宽松的政治氛围,广开言路,扶持大众启蒙。不难看出,自由并不是指个人思想独自挣脱束缚,而是涉及思想、言论、制度、权威之间的相互作用。康德在《思维中的自我定向意味什么?》一文中细致描述了个人思想自由的三个障碍:(1)公民的强制(civil compulsion);(2)对良知的强制(compulsion over conscience);(3)理性非法运用的准则(the maxim of a lawless use of reason)。
强国与启蒙是什么关系?一般说来,启蒙必然利于强国。国民性得到改善、思想独立、道德自律、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正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表现。但是,强国未必蕴含启蒙。历史上许多强大帝国,完全建立在专制的基础上,以牺牲大多数人的自由为代价。或许,强国的国民能够享受他们所渴望的幸福,但这往往是通过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换来的,而且“寿命”必定短暂。这样的事例,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信手拈来。李泽厚的文章将救亡与启蒙并置讨论,目的是为中国把脉会诊,寻找中国何以长期强不起来的原因。诊断结果是:因为启蒙被压倒,故而未能强国。历史如此吊诡:救亡之所以优先,原本是为了强国。然而,令人哀叹的是,救亡的确压倒了启蒙,国却没有强大。
仅就李泽厚文章讨论的“大五四”问题看,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中国若想成为强大的现代国家,首先必须启蒙。不过,如果单独讨论强国与启蒙的关系,这个结论并不正确。因为启蒙只是强国的充分条件,没有启蒙,未必不能强国。倘若历经启蒙的强国道路虽然正义,但更为艰辛,那么,心怀强国梦的人便很容易放弃启蒙,寻求更简捷的强国路径。其实,救亡之所以压倒启蒙,并非没有这方面的因素。倘若一个国家没有经历启蒙,却意外地富强起来,那么,更容易让人异想天开,走火入魔,以为原来的启蒙努力都是错误的,没有启蒙或许比有更好。这种误解驱使人们将原来被启蒙扫进垃圾堆的东西重新请回来,奉若神明。李泽厚文章的缺陷在于将救亡(强国)与启蒙等量观之,没有赋予启蒙以康德意义上的崇高地位和优先地位。
汤姆·洛克摩尔教授的《柏拉图和康德的先验建构主义》一文,共探讨十个问题,核心是探讨批判哲学和柏拉图的关系。作者提出如下几点:首先,巴门尼德在西方传统伊始权威性地阐述了知识的标准。第二,柏拉图否定了从结果到原因的倒退,因此否定了认识的表象性通路。康德追随柏拉图否定了表象。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康德也否定了认知性直观,而选择了哥白尼转向或者说建构主义。作者最后认为,两重方面命题和康德建构主义是不相容的。
作者的结论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从结果到原因的倒推是不可能的,同时它又使智性直观成为认识的基础。关于知识的当代辩论通常否定智性直观,同时复兴了反柏拉图式的倒推,或者至少把对现实的认识性把握作为认识标准。
在这方面,康德既是现代的,又是非现代的。和许多现代哲学家一样,他否定智性直观;但和别人不同的是,他同样否定从结果到原因的反柏拉图式的倒推。哥白尼革命是一个反柏拉图的尝试,它要为知识正名:知识所及不是一个与心灵无关的现实,因为现实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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