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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犯罪社会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菲利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07-01

书籍编号:30623977

ISBN:978710014827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7848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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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本书是菲利教授所作之《犯罪社会学》(与实践中的犯罪问题密切相关)的英译本。受命调查习惯性酗酒犯矫正问题的政府委员会的报告,调查认定处理惯犯之最好方法问题的委员会的报告,英国犯罪报告修订本,受命调查监狱管理和处理惯犯、流浪者、乞丐、酒鬼和少年犯之最好办法的委员会的报告都证明了下述事实:可怕的犯罪问题又日益突出起来,需要经我们这一代人的手再进行调查。就像菲利教授所指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被一些与犯罪有关的报告中常见的那种表面性的解释掩盖住了。如果监狱或看守所中的罪犯人数偶然减少了,就即刻被解释为意味着犯罪在减少。可是,粗略地考察一下事实就会发现,监狱人口的减少仅仅是刑期缩短和以罚金或其他类似的刑罚代替监禁刑的结果。如果法官和陪审团审理的犯罪数量稍一显示出任何减少的迹象,就被作为犯罪人数下降的证据紧紧抓住,而这种减少仅仅是由于过去通常由陪审团审理的大量案件现在改由治安法官简易处理造成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司法程序的改变,而不一定是犯罪的减少。而且,当有人指出英格兰和威尔士因可诉罪而被审判的人数1874—1878年为53044人、1889—1893年为56472人时,我们不知道这些数字会给主张犯罪实际上正在减少的报告涂上什么色彩。确实,监狱人口的增长可能赶不上社会总人口的增长,但是正如一个著名法官最近指出的,这可以用公众每年都变得更加宽容和更不愿意控告的事实来解释。不过,宽容的增长,无论其自身多么好,也不能与犯罪的减少混为一谈。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我们首要的职责是考察真相而不是表象。


但是,无论犯罪是否与人口同步增长,它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就像菲利教授所指出的,犯罪问题绝不能仅仅靠不断加重刑罚来解决。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受命调查处理惯犯、流浪者和少年犯之最好方法的苏格兰部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观点一致。就对流浪罪的镇压而言,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制定最重的普通法无效,更现代的法律的更适度的规定已经取得最佳效果”。他们也讲到:“要威慑惯犯使其既不直接危害公众,也不将其生活费用转嫁到监狱或教养院头上,现在特别缺乏这类现行制度。”委员会声称他们已经掌握了许多人支持“长期监禁不会产生好结果”这一观点的证据,并得出了加重处刑不会减少惯犯的结论。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皇家劳役刑委员会的观点一致。因为劳役刑“不但不能改造罪犯,而且会产生使某些轻微犯人,尤其是初犯更加堕落的结果”,皇家劳役刑委员会默认了人们对劳役制度的异议,赫伯特·格拉德斯通先生领导的监禁委员会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作为一种矫正或社会防卫的手段,当刑罚达到使人变得比以前更坏的程度时,它就没有丝毫意义了。


若要在一定程度上满意地解决犯罪问题,有效的方法是研究罪犯产生的原因,并根据这样一种研究的结果来制定救治措施。菲利教授这本书就主张这种观点。该书的第一章,根据犯罪人类学资料,对易于导致习惯性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产生的个人情况进行了研究。第二章根据犯罪统计学资料,对易于导致某些人犯罪的有害社会环境进行了研究。菲利教授主张,犯罪的数量,不是靠制定得非常巧妙的刑法典,而是靠从整体上改善不良的个人状况和社会环境来大大减少的。犯罪是不良个人状况和不良社会环境的产物,控制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尽可能消除犯罪产生的原因。尽管刑法典对减少犯罪的作用相当的微小,但它是保护社会必不可少的实质性措施。第三章则从实际改良的观点出发,试图说明刑法和监狱管理怎样才能取得更好的社会防卫效果。




W.道格拉斯·莫里森注1

导    言

实证派刑法


在过去12到14年的时间里,意大利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犯罪和罪犯问题的新思潮。而且,只有敌对者由于缺乏远见,或者奉承者由于虚夸,才不能在这一系列的新思潮中发现比其个人劳动成果要大的东西。


科学中一个新学科的出现,是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就像那些由时间和地点条件所决定的现象一样。一开始,我们必须注意这些条件,因为只有准确地对这些条件进行解释,才能启发和巩固社会学专业学生的科学信仰。


本世纪后半叶的实验哲学,与人类生物学、心理学和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研究相结合,已经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对个人及社会生活中的犯罪现象进行实际调查的学术氛围。


这些一般的条件,必须附之于刑法过分完善与犯罪不断增长之间的明显对比,以及犯罪的法律理论与我们对大量罪犯的心理特征所做的研究之间的对比来进行研究。


从这一点说,没有任何事情比产生一个新学派(其目标是就犯罪症状以及对社会变态进行实验性研究,以使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符合日常事实)更自然了。这一新学派就是实证刑法学派,其基本目标是从罪犯本身及其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的起源,以便针对各种各样的犯罪原因采取最有效的救治措施。


因此,我们并不是仅仅关心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解释或一系列的犯罪统计资料,也并不是仅仅关心建立抽象的法律理论来反对其他更为抽象的理论。我们的任务是,证明有关社会对罪犯进行自卫的每一理论基础都必须是对罪犯的犯罪行为进行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观察的结果。一句话,我们的任务是建立犯罪社会学。


在我看来,一般社会学只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比较一般和普遍的推论。在这一背景之下,社会学的几个分支学科,都是在对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况进行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这种方法,通过在研究个人和集体生活中的一般准则之后研究人类正常社会行为的专门规律,我们可以建立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和法律社会学。因此,基于这样一个目标,运用这样一种方法,通过研究人类中异常的或反社会的行为,换句话说,通过研究犯罪和罪犯,我们可以建立犯罪社会学。


无论是作为民法典型代表的罗马人,还是中世纪的求实精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刑法的哲学体系,而是贝卡里亚(其受到感情的影响远比科学准确性的影响要大)通过总结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和感情,大大地推动了犯罪与刑罚学说的发展。其丰富的倡议所包含的各种胚胎中,最值得称赞的是他创立了古典派刑法学。


这一学派曾经怀有而且现在还在抱着这样一种实际目的,那就是通过以高尚的人道主义观点反对中世纪刑罚的专断与严厉来减轻所有的刑罚,并废除一定数量的刑罚。这一学派过去曾经主张而且现在还在坚持这样一种自己的方法,那就是从基本的原理出发,把犯罪作为法律规定的一个抽象实体进行研究。


自贝卡里亚时代以来,到处都出现了另外一些自己命名的理论,矫正学派即是其中的一种,罗德几年之前将其推进到特别显著的地位。不过,尽管这一学派在德国很盛行,在意大利和法国稍差一些,在西班牙更盛行一些,但它没有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长期存在下来,因为仅最近发生的一些无情的事实就很容易将其驳倒。进一步说,它只不过是用关于矫正罪犯的几条人道主义的主张来反对法理学和绝对正义与相对正义、恐吓、功利等理论的传统主张。


刑罚应当是对罪犯具有改造作用的原则,无疑还为最近所有关心犯罪问题的学派作为一个基本要素继续坚持着。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原则,也可以说是惩罚的间接目标。此外,人类学、心理学和犯罪统计学的研究资料证实:在任何刑罚制度下,无论是采取最严厉的,还是最宽容的方法,总要有一定种类的罪犯,由于其生理和道德的退化,改恶从善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我们也不能忘记,由于犯罪的自然根源不仅存在于个人有机体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改良社会环境,仅凭对罪犯的矫正不足以防止其再犯。当然,即使对实证派来说,在可能的时候或针对一定类型的罪犯,矫正的效用与责任依然存在。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已经过时了。


从那时到现在,古典派举世无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尽管其具体观点多种多样,但它在方法上,在一系列的原则和推理上是单一的和独特的。而且,它在最近的刑法典(刑罚有了很大程度的实际减轻)中达到目标的同时,其理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也达到了目标,以一系列的名著(其中我只提及卡拉拉的《刑法方案》)赢得了荣誉。卡拉拉根据“犯罪是法律规定的事实,与其说是行为不如说是违法”的推理原则,在《刑法方案》的最近一版中告诉我们,他——依靠一种神奇的、逻辑的绝对力量——在立法与抽象的结果之间推导出一个完全对称的法律对照表。无论法官是否情愿,他们都必须按照此表确定其审理的每一个罪犯的情况。


但是,古典派(产生于贝卡里亚那部辉煌的小册子)现在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它已经产生了它能够产生的效果,今天仍然抱住它不放的当代学者只能重新构造这些旧材料。其实,他们当中的年轻者已经遭到非议,被说成是在进行拜占廷式的、经院式的讨论,在进行一个毫无结果的科学沉思过程。


同时,在我们的大学和学院外面,犯罪继续增长。迄今为止对罪犯所处的刑罚,尽管其既不能保护,也不能补偿诚实者,但却能够成功地使作恶者更加腐败和堕落。在我们的论文和法典(往往也只不过是被分割成不同部分的论文)所包含的抽象的法律含义不那么容易理解的同时,我们在治安法庭和巡回法庭上越来越深深地感到有必要对犯罪和罪犯进行生物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如果对这些研究加以理论指导,它们对刑法的实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第一章  犯罪人类学资料


第一节  犯罪社会学的起源


实证派犯罪社会学的原始名称源于人类学研究,今天人们依然认为它与“犯罪人类学派”差不了多少。尽管这个名称已经不适应这一学派(它也重视和调查心理学、统计学和社会学资料)的发展,但推动这一新学科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仍然应当归功于人类学的研究。事实上,显然是龙勃罗梭赋予各种对罪犯进行的分散而零碎的研究一种科学的方式,通过研究积累(由于其独特的观点,这种研究不但有独到见解,而且有很大影响)给上述分散而零碎的研究增加了生气,并建立了新型的犯罪人类学。


当然,就像找出一般人类学的最早起源是可能的一样,找出犯罪人类学的最早起源也是可能的,因为正如帕斯卡尔指出的,人总是人类自己的最好研究对象。尤其是对相貌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对人的脸和个性与动物的脸和个性之间的比较。甚至或许还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他在更早一些时候就研究过人的情感与其面部表情之间在生理和心理上的一致。继中世纪对手相术、颅相术、足相术等进行探索之后,17世纪出现了耶稣会会员尼克修斯及科特斯、卡达纳斯、德·拉·钱伯、德拉·波特等人的研究。他们一方面是高尔、斯帕海姆和拉瓦特等人的前辈,另一方面又成为坎伯、贝尔、恩格尔、伯吉斯、杜切诺、格拉修里特、彼德里特、曼特加扎、沙夫豪森、沙克、海曼特,尤其是达尔文对面部表情和手势所表达的情感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先驱。


关于对罪犯的专门观察,除了古代观相学家和颅相学家有限的几篇陈述之外,法国的劳弗格内(1841年)和德国的阿托迈尔(1842年)将高尔的理论准确地运用到研究罪犯上了。他们的著作,尽管有些夸大颅相学,但仍然是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有效资料。在意大利,德·罗兰狄斯(1835年)出版了他对死去的罪犯的研究资料;在美国,桑普森(1846年)探索了犯罪与脑组织的关系;在德国,坎伯(1854年)出版了他对谋杀犯进行观相研究的报告;艾夫·拉里曼特(1858—1862年)从心理学角度撰写了一部研究罪犯的长篇著作。


但是,更严格地说,犯罪人类学仅仅开始于英国监狱的外科医师及其他一些学者如佛布斯·温斯洛(1854年)、梅林(1860年)、汤姆森(1870年)、威尔逊(1870年)、尼科尔森(1872年)、莫兹利(1873年)等人的观察和德斯派恩(1868年)的知名著作。实际上,德斯派恩的著作促进了汤姆森的研究,而且,尽管它缺乏综合的论述和系统的体系,但仍然被认为可与艾夫、拉里曼特的著作(是龙勃罗梭的著作出版之前心理学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相媲美。


不过,只是从《犯罪人论》第1版(1876年)开始,犯罪人类学才自称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区别于普通人类学,它一产生(即开始和多本顿、布鲁门巴赫、塞梅林、坎伯、怀特和普里查德的著作一起传世了)就是相当新的。


龙勃罗梭的著作开始就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无论如何都给予头骨学和人体测量学资料与心理学资料相比显然不适当的重要性;二是在其《犯罪人论》第1版和第2版中混淆了一个阶层中的所有犯罪人。在后几版中,龙勃罗梭运用我首先进行的对各种人类学状态的犯罪人研究的资料,消除了这些错误。但是,这并没有能够避免有些人对犯罪人类学的批评,批评者千篇一律而又古老的理由是“不可能根据头颅的形状来区别罪犯和诚实的人”,或“不可能根据不同的头盖骨来确定人的责任”。注2


但是,最初这些错误绝对掩盖不了下述两个引人注意的事实——《犯罪人论》出版后的几年中,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出版了关于犯罪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整套丛书;建立了一个运用不同方法和具有在古典派刑法中所不能发现的科学促进作用的新学科。


那么,犯罪人类学是什么呢?使我们得以推导出犯罪社会学一般结论的基本资料的属性如何呢?


按照德·奎特里弗格先生的定义,如果一般人类学是人类的自然历史,就像动物学是兽类的自然历史一样,犯罪人类学不过是对人类当中的一种所进行的研究。换句话说,它是犯罪人的自然历史。


犯罪人类学研究犯罪人的生理和心理构成及其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关的生活,就像人类学对一般的人和各种人进行研究一样。因此,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古典派学者撇开非常明显可见的具体情况不管,假定罪犯是一个智力和情感状况正常的普通人,研究各种犯罪的抽象特征。而人类学派学者则首先在解剖学和生理学实验室里,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里将罪犯与正常人的一般特征和精神病患者及人格退化者的个性特征从器官和身体上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直接得出的观察结论进行研究。


在详细叙述犯罪人类学的一般资料之前,有必要着重强调我在本书第1版中指出的,而我们的反对者又特别容易忽视的一点。


我们必须认真区分有关罪犯的人类学资料在法律意义上的价值和在犯罪社会学中的科学功能。


对于建立罪犯自然史的犯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除了可以从上述特征中得出社会学的结论之外,每一个特征本身还都具有解剖学、生理学或心理学上的价值。对这些生物心理学特征进行专门研究是犯罪人类学这一新学科的一项专门工作。


现在,作为人类学家结论的这些资料不过是犯罪社会学家的一个出发点,犯罪社会学家只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出其法律的和社会学的结论。犯罪人类学的科学功能对犯罪社会学来说,就像生物学的叙述和实验对临床实践一样。


换言之,犯罪社会学家没有义务自己做犯罪人类学的调查,正像临床医生没有必要同时是一个生理学家或解剖学家一样。即使直接观察罪犯对犯罪社会学家来说肯定也是一种很有用的研究,但其义务仅仅是将其法律的和社会的结论建立在犯罪人类学关于犯罪的生物学方面的实际资料和有关自然及社会环境影响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之上,而不满足于纯粹抽象的法律演绎推理。


此外,与犯罪人类学有直接关系——如关于某些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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