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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论犯罪与刑罚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意大利)切萨雷·贝卡里亚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7-08-01

书籍编号:30623978

ISBN:978710014826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077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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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及其刑事法律理论注1

〔意〕江·多麦尼哥·皮萨比亚注2



切萨雷·贝卡里亚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史册,不仅仅是载入了刑法史册。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向死刑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因而,一切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们都把他的名字作为反对极刑的战斗号角。


虽然这种评价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做一些补充和部分的订正。需要订正的是:尽管贝卡里亚写到反对最高的极刑时,笔调雄辩而激昂,但他对死刑并不是绝对地、一概地表示厌弃。需要补充的是:贝卡里亚的著作之所以享有盛名和不朽,也是因为他在法律方面和刑事诉讼程序方面提出的其他一些基本观点和预见,表明了他的思想的现代性和现实性。


毋庸置疑,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这本至今已出版了二百年的小册子,曾经标志着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沿革的重要发展阶段,它第一次近乎全面地探讨了那些在适用和制定刑事法律时所应当体现的基本原则。而且,这样讲大概并不过分:由于贝卡里亚对于立法政策问题极其敏感,可以认为他是一位立法科学的奠基者,同时,他作为一位先驱者开创了使刑事政策问题成为关心重点的现代方向。


这本书的手稿(仅仅139页)并没有划分章节,论述以连续方式进行,仅以旁注的形式标明各个不同的题目。这表明贝卡里亚的意图本来不是要写一篇真正的论文,而只是想就刑法中最迫切、最突出的问题发表一些具有社会政治特点的评论。这本著作的第一版就是这样出版的,它于1764年7月在里窝那(Livorno),由各尔得里尼(Coltellini)印刷所印行问世,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


但是,在短短的几个星期里,第一版就被抢购一空。同年在摩纳哥·里古勒(Monaco Ligure)发行的第二版,除引言外,划分为四十章。第二年发行的注有出版地洛桑纳(Losanna)和日期的第三版做了一些补充,并划分为四十五章。1766年在里窝那出现了假冒出版地哈莱姆(Harlem)的第四版,划分为四十七章。


就在同一年,除发行一新的意大利文版外,还首次出现了注有出版地菲拉德尔菲亚(Filadelfia)的法文版翻译,它实际上是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译者莫雷莱(L’abate Morellet)重新编排了次序(后来也为我们所接受),把该书划分为四十二章。这一译本,仅在一年内,就再版了七次。1767年贝卡里亚的这本书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分别在乌尔姆(Ulma)和伦敦出版。1768年被翻译成荷兰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1774年被翻译成西班牙文。1802年被翻译成希腊文。1803年被翻译成俄文,献给了亚历山大一世,并根据这位皇帝的命令在彼得堡印行。至今,各种文字的译本已不计其数。


这里自然而然地出现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本小书取得了作者本人所意想不到的非凡成就呢?


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然而,可以认定某些因素肯定促使了本书广泛传播。


可以确定为这种因素的第一个原因是:贝卡里亚第一次成功地——尽管这也许并不是他的本意——系统论述了刑法和刑事诉讼程序,并依靠他那非凡的综合能力,将这些广大无边的论材浓缩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当中。


广泛流传的第二个因素似乎是:该书文笔浅易、锋利,在阐述上具有连贯性。此外,在议论上还具有罕见的说服力。这一切都抓住了读者,直至这本光辉的著作结尾,仍使人读兴未减。


但是,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原因,毫无疑问在于:贝卡里亚已投身于一场反对时代的偏见,反对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的特权,反对18世纪初仍然统治着刑法的中世纪残余的公开决战之中,他所宣告的原则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并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具有革命的意义。


诚然,贝卡里亚的某些思想早在他之前就有人提出来。然而,他的这本著作不但包含对当时实施的刑罚制度和诉讼制度所进行的系统而全面的批判,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路线,这是任何前人所未做过的。


贝卡里亚自己曾经指出他创作酝酿的源泉,尤其是思想形成的源泉,他坦率地承认卢梭、孟德斯鸠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对他的影响。1766年,他在给他的著作的法文译者莫雷莱的信中写道:“我把一切都归功于法国人写的书。这些书唤起了我心灵中八年来一直遭受溺信教育扼制的人道情感。仅仅五年的工夫,我就完全转而相信这些哲理,并且成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的信徒。促使我完成头脑中革命的第二本书是爱尔维修的著作……。我的大部分思想的形成同阅读《论法的精神》是分不开的……。阿兰贝尔、狄德罗,爱尔维修、布佛、休姆,这些光辉的名字无不令人肃然起敬。对你们那些不朽的著作,我白日连续不断地阅读,作为钻研的对象,在寂静的夜晚则沉思深虑。”


在这封信中,贝卡里亚出于对收信人的客气,夸大了一下法国文化的重要性,这是可能的。但在他的这部著作中,确实清楚地反映出受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并明确地称呼“不朽的孟德斯鸠院长”,他在引言中写道:“那不可分割的真理促使我循着这位伟人的光辉足迹前进,然而,聪明的读者都会把我同他的步伐加以区别。”


然而,还有一位作家给予我们的作者以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培根。就连百科全书派自己也把培根列为实证哲学的创始人,誉为“最伟大、最渊博、最雄辩的哲学家”。


在以前不认识的一份手稿中——多亏了阿玛梯(Amati)发现并注释了它,贝卡里亚为供自己使用收集了培根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和格言,在《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书中,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回声。


这本书就正是以培根的这一格言开篇的:“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待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这句格言告诫他的同时代人——而且不仅是这些人——要记住:在一切情况下,尤其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当等待同时播种和收获,而需要进行准备工作以使事物逐渐成熟。


当然,上面的突出点并不能抹杀贝卡里亚著作的首创性和功绩,反而表明:他的研究从历史上一切最伟大的导师那里汲取了教益,因此超过了人们所一般认为的深度。另一方面,培根本人也同样曾受到泰勒、布鲁诺、坎帕内拉、伽利略等人的不朽著作的感召,这没有什么神秘。顺便提一句:科学从来不是孤立的胜利果实,而是一种渐进的、连续发展的成果。对此,可以适当回忆一下贝卡里亚在其光辉著作的前言中提出的意见:“值得感谢的是那些勇敢的哲学家们,他们从被人轻视的陋室向群众播撒有益真理的初种,尽管这些种子长时期未曾开花结果。”


贝卡里亚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刚满二十五周岁,并且是在一种完全不利于自由和独立的文化教育环境中受教育的(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并在帕尔马的教会学校读书)。如果想到这些,人们就更应该高度赞扬他如此年轻却凌驾于他同时代人之上,并且通过这部书发出了真理、人道、正义的信息,直至今天,它的很大部分还是有生命力的和现实的。


当谈到贝卡里亚的知识与文化造就时,不能不提及他同亚历山德罗(Alessandro)和彼得·韦里(Pietro Verri)兄弟的关系,更不能不提及韦里家族的研究气氛和社会兴趣的气氛。


如果说韦里的弟弟亚历山德罗为贝卡里亚提供了利用其“囚犯保护人”的职位所积累的经验,向他描述了当时残酷的司法制度的话,那么彼得·韦里——他一直在准备他的著作《论刑讯》,该书写于1776年,在他死后的1804年才发表——更是一个鼓励他撰写《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人。对于那些责备贝卡里亚忘恩负义的人,可以向他们提一下贝卡里亚给莫雷莱的信中有关韦里的提法。“由于他胸怀和头脑所具有的品质,使他成为一位极为可敬的人,他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对他怀有一种感情,与孟德斯鸠对斯蒂芬(Stefano de la Boetie)所怀有的感情相同。他鼓励我写作,多亏了他,我才没有把《论犯罪与刑罚》的手稿付之—炬,他殷勤地亲手帮我誊写。”贝卡里亚在给彼得·韦里本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很注意保持对您的尊敬,并不断增进我们的友谊,我由此受到的鼓舞超过了荣誉对我的鼓舞。如果我被抛弃,我宁愿默默无闻,而不稀罕那仅存的荣誉。”


的确,正是在韦里家会晤中开展的那些讨论使贝卡里亚产生了就犯罪和刑罚问题写一篇评论的想法。正是韦里兄弟说服贝卡里亚于1762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论米兰公国1762年货币混乱及其救治》,在这篇文章中,贝卡里亚展露了自己的才华。正是韦里兄弟接受贝卡里亚参加了那个主办著名报刊《咖啡座》的俱乐部,贝卡里亚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正是韦里兄弟鼓励贝卡里亚去巴黎,来到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身旁。由于贝卡里亚急于要返回米兰,亚历山德罗还不得不陪他留住在巴黎一个时期。还正是彼得·韦里为他写了《对一篇题为〈《论犯罪与刑罚》注评〉文章的回答》,这篇文章于1765年在卢加诺发表,及时地反驳了多明我教会修道士安杰洛·法基内对《论犯罪与刑罚》作者卑鄙而恶毒的指责。


威尼斯寡头政府特别担心贝卡里亚对于在威尼斯共和国中被广泛采用的秘密控告所发表的激烈批评,在法基内奉威尼斯寡头政府之命而写的这本小册子中,《论犯罪与刑罚》的作者被说成是“狂妄的骗子”“头脑狭隘而有限”“充满无耻的矛盾、诡辩和不合逻辑的推论”。法基内指控贝卡里亚是“宗教和基督教的敌人”“恶劣的哲学家和坏人”,指控贝卡里亚认为“宗教同一个国家的良好政府是水火不相容的”,总之,是“一个邪恶的作者,他把教士当作小丑,把君主当作暴君,把圣人当作溺信之徒,把宗教当作欺骗,甚至亵渎造物主的尊严”。


没有必要在此罗列当时所有针对贝卡里亚及其著作的攻击与谩骂,只要看看法基内所写之书(其篇幅几乎超过了贝卡里亚作品一倍)的结论部分,那些攻讦的恶毒程度即可略见一斑:“这本书虽然很薄,却充满了对宗教的和世俗的立法者、对君主们,特别是对神圣的教会法庭的无益咒骂,包含着所有最严重、最叛逆的谬论,使用古代与现代所有最为大不敬的异教徒和离经叛道者的语言亵渎君主和基督教。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作者想把本世纪最离经叛道作品中的所有谬误与邪说都写进去”。


只要读读《论犯罪与刑罚》就足以证实,对贝卡里亚的上述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本书中,尽管作者表示坚决反对他那个时代的各种谬误以及过头的纠问式诉讼制度,却没有采取背叛的态度,也并不是要做异端者。但是,产生的反应,包括某些过分的反应都表明,贝卡里亚著作实质上所具有的革命性以及在当代世界所引起的效果都是很恰当的。


对于贝卡里亚来说,他最关心的也许是改革的建议被接受,而不是奢想做一名殉道者。他急忙在五天之内写了——更准确地讲是让他的朋友韦里写了——我们上面提到的《回答》,也许是因为过于担心被视为作乱者和异端者,在那里,他声明自己是一个好的臣民,好的教徒,并断言自己被别人所误解。他在辩护中最后写道:“有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我要回答这样一位对手;但如果注意到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那将不足为奇。这是一名基督徒作者向其神圣信仰所表达的公开敬意:或者当他蒙冤受屈时为自己辩护,或者当他犯了这种错误时收回自己的言论……。对我的指控不是在某一位法官、某一个法庭面前提出的,而是在意大利的所有法官、所有法庭面前提出的,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如果这些指控得到证实,我将成为世界上最受厌恶的人;如果它们没有得到证实,我原谅我的对手,只要他将来不再去向我们意大利的其他作者发起同样的审判,我也不再向其提出其他要求……”


《论犯罪与刑罚》的第二版以“致读者”开始,里面确认了这个观点,并公开表白了他的忠诚和顺从,请读者不要相信对他著作所做的错误解释。“任何想以他的批评为我增添荣耀的人,起码不应该把我的原则看成是对道德或宗教的危害,我已经讲过,我的原则并不是那样的。请您竭力去寻找我在逻辑上的错误或政治上的短见,而不要把我当作不信教者或作乱者吧。请您不要惧怕任何维护人类利益的建议吧。请您用我的原则可能造成的政治危害或不利来说服我,并向我展示现行成规的优点吧,我已经在对《注评》的回答中,公开表明了我的宗教信仰及我对君主的驯服;再去作类似的答复,大概就多余了。然而,如果有人怀着诚实者所特有的庄重,并聪明地使我免于去证实那些首要原则(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特点),来向我提问的话,那么他将发现,我不但是一个努力的解答者,同时还是一个和蔼的真理的热爱者。”


有人根据上述声明就谴责贝卡里亚卑下,甚至连当代最认真、最敏锐的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之一阿玛梯也写道:“如果贝卡里亚采用沉默的蔑视并且以对自己原则的直率声明来回答修道士(法基内)的指责,他很可能也碰上马基雅维里、伽利略、加诺纳(Giannone)的运气,而这正是他所羡慕的。但是,他太软弱了,因此,受到这种精神折磨之后,可怜的贝卡里亚投降了!在孤独的屋室里,他感到没有力量去抗击多少世纪以来所积聚的对于可怜的人类的偏见,他的惊恐只反映在面对教廷职部的神圣法庭所流露的思虑之中。所以,在五天之内,他就写出了其篇幅相当于《论犯罪与刑罚》的一本册子(他多么懒惰呀!这真是恐惧狂的奇迹!)。”


且不谈著名的《回答》并不是贝卡里亚的作品,而是韦里的作品(尽管贝卡里亚曾一度使人相信是他写的,以至于连与他友好的韦里也对此产生了反感),对贝卡里亚性格的否定性判断看来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贝卡里亚自己证实了他的勇气和独立性,几年后,他曾拒绝接待特意来拜访他的拿波里国王。我认为,贝卡里亚的确很关心自己的思想不要被法基内那样的人加以歪曲或曲解,然而,他更念念不忘的是实现他的改革建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最适当的是通过说服的途径,而不是叛乱的途径。


事实证明贝卡里亚对了。不但他的著作取得了成功,世界各地甚至连当初曾经非常激烈地指责过他的威尼斯都很快给予了贝卡里亚以承认和赞誉。虽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在1781年以前一直被列为禁书,但它却受到很多人的欢迎。1765年一位朋友(贝蒂内利[Bettinelli])在给贝卡里亚的信中写道:“当最初笼罩着威尼斯内部态度的恐怖阴影过去之后,威尼斯也像其他家族和人,包括那些有缺点的人们那样珍视这本书。”1768年维斯贡第(Vesconti)也从威尼斯给贝卡里亚写信说:“人类的辩护人、人类的保护人,这是所有向我谈起你的人给你起的作为代号的名字。在这里,在这群不多的文人当中,一谈到人类权利的保护人和辩护人,就准是在指贝卡里亚。所有的人都急切地想见到你并亲自与你认识。当人们和我谈起你时,都不相信你只有三十岁。大家都张开双臂期待着你,他们热切地要求我邀请你来威尼斯。过去曾经在这里极力禁绝你的书的人,现在正期待着你,盼望着你,颂扬着你,赞叹着你,并成了你的书的书迷。”


早在1765年,伯尔尼经济协会就授予了《论犯罪与刑罚》的作者一枚金质奖章。同年10月1日,《文学报》称赞贝卡里亚是“敢于为保卫人类,反对最根深蒂固的偏见而呐喊”的公民。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这部著作在政府官员中所取得的实际结果,以及对当时和后来的立法所发生的影响。1766年2月4日符腾堡公爵给他写信说:“我向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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