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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法)埃里耶·阿雷维,曹海军,张继亮等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8-10-01

书籍编号:30623989

ISBN:978710013730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03637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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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序言


我很高兴应邀为阿雷维先生《哲学激进主义的兴起》的英译本写此序言。这是一本我早已熟悉且推崇的论述英国功利主义的最为精彩的著作,功利主义学派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对19世纪英国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出其作品的振聋发聩。同样,今天我们也充分地意识到该学派的缺陷与不足。现在我们并不认为完全的自由放任或者幸福的计算必然能够带来福祉。人们更容易忘记这些理论的优点,持续不懈的无私和公共精神,高昂的普遍主义,以及对清晰无畏的思维产生的可靠的力量具有的充分合理的信仰。正如阿雷维先生向我们显示的那样,这些观念大都受益于法国思想。最为有趣的事件要属这些观念在英法两国之间的交流互换——洛克这位最具英国气质,信奉常识的至上性,崇拜事实,宽容和热爱自由,而又讨厌按照逻辑的后果设计原则的哲学家是如何在信奉清晰一贯之体系的法国开花结果,而后转过来又以法国的形式激励边沁及其继承者的——作为一个熟稔英国的法国人无须细致地解说。v


在我看来,阿雷维先生的这本书有两个特别有趣而值得一提的特色。第一个是他有信服力地论证了将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人与社会的研究中之可能性的这种信仰是如何深深地影响边沁主义者的。这是他们思想中最为离经叛道和短视之处的线索。而这种信仰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奇怪的是,人们常常按照边沁的方式争辩,如果某种事物被认定是真实的,社会学就无法成为确切的科学,从而也就必定不能做出有效的陈述。直到设计出历史科学的充分逻辑,我们才能够坚持这种信念。但我们从阿雷维先生对这些信仰是如何影响英国功利主义的教诲中得到了有关这种危险的警告。vi


第二个是他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功利主义成分所做的解释。一面是经济学,另一面是道德和政治理论自哲学激进主义时期逐渐趋于分离,或者说成为了两个几乎无法相互光顾的迥然不同的区域。无疑,道德和政治理论摆脱边沁主义的致命影响是其中的关键。或许经济学在那些仅仅关注于解释事实而没有值得追求的轴心——不仅仅是令人景仰的轴心——的探究者那里仅仅能够成为社会改良(social amelioration)的强大工具。但这种分离走过了头。但只要道德哲学和政治理论的倡导者对经济界寥然无知,这种哲学和理论就将是不充分的,同时试图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的经济学家的局限性也很快就会显现出来。从阿雷维先生对边沁思想如何渗入到李嘉图、詹姆斯·密尔以及麦卡洛克(McCulloch)的经济学中,以及他对利益的自然与人为和谐,包括至今仍然困扰我们的静态和动态社会观之间的困惑所做的耐心梳理中,我们受益匪浅,这不仅仅体现在对19世纪早期思想的把握上,还体现在对道德理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基本关系上。可能这本书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无论我们自称个人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对现代社会问题所做的思索仍然遵循着哲学激进主义者的思路,并一如既往地接受着其中的预设。




A.D.林赛(A.D.Lindsay)


牛津大学巴利奥学院,1928年6月

导言


提及功利主义学说,研习哲学的老师或学生大脑里会浮现出什么呢?他会想起边沁的道德算术准则,还会想起斯图亚特·密尔那部著作的题目。他会意识到,在功利的道德与观念的联想主义心理学之间存在着相当紧密的关联,而且,一般来说,功利主义者就是联想主义者。但他是否意识到,道德算术的目的不仅仅满足于建立一种道德理论,更是要建立一种为法律惩罚理论提供数学基础的法律科学呢?他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亚当·斯密、马尔萨斯以及李嘉图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传统构成了该学说的一部分呢?他又是否意识到,功利主义在作为一种系统哲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观点的同时,一个功利主义者必然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故名之曰哲学激进主义),而且功利主义道德学说的支持者也同时是代议制民主和普选制度方面的理论家呢?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是否真的能够声称熟悉功利主义学说,甚或是功利原则本身呢?准确地说,一种假设作为一种原则得以建立是由于其逻辑的丰富性,亦即根据由此产生的各种结果。要想恰当地把握功利原则,就有必要理解其所有逻辑结果,及其在司法、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所有应用。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完整从而更为准确地认识功利主义道德学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整体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学说。


那么,为了研究功利学说的效用及其所有的复杂性,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呢?是否有可能为了简化这种表述,而假设哲学激进主义已经充分建立起来,从而通过分析诸如斯图亚特·密尔一个人在1832年所坚持的哲学和社会的,以及理论与实践上的观点的总和就够了呢?这种方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对该学说的综述是否体现了其一致性或矛盾性呢,有人会质疑我们,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会通过任意和人为的过程重构功利学说,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简化批判的任务,我们会故意强调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之处。毋庸置疑,欲求表明形成功利主义内在组成部分的诸多形形色色理论的不同命运,研究其基本概念的现实发展趋势,进而讲述哲学激进主义的成长历程,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事实说话。由此,根据功利主义学说在英国公共思想史中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主题就要设想一个崭新的广阔领域。与法国一样,英国也有其自由主义世纪:与法国革命的世纪相对应,在海峡彼岸则是工业革命的世纪;与人权的法律以及精神哲学相对应的是功利主义有关利益同一的哲学。所有个人的利益都是同一的。每个个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裁决者。因此,打破所有由传统制度在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人为藩篱,以及所有基于防止所有人对所有人相互对抗而假定必要的社会限制就是必要的了。这是一种解放哲学,虽然在灵感与原则上不同于让—雅克·卢梭的情感主义哲学,但在其各种应用上却存在类似之处。人权哲学逐渐在欧洲大陆导致了1848年革命;而与此同时,在英国,利益同一的哲学则导致了曼彻斯特学派自由贸易学说的胜利。根据这一观点,我们研究哲学激进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起源,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在研究1789年诸原则的形成过程;最终,我们的研究就构成了历史哲学同样也是哲学历史的其中一个篇章。xvi


但是否我们将摊子铺得过大,以至于远远超出了我们主题的研究界限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使我们的研究定性成为可能的历史情境。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身上,哲学激进主义找到了大师,人们一般认为,其哲学和创造生涯在哲学激进主义的历史中就是功利主义学说的形成时期。1776年,美国革命为欧洲革命开辟了道路,就在这一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国富论》;梅杰·卡特赖特(Major Cartwright)注1第一次为英国未来的激进派和人民宪章运动者召开年度议会和普选制绘制了蓝图;16也就在同一年,时年二十八岁的边沁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政府片论》xvii。1832年,英国的改革首次使工业区,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工人阶级,获得了投票的权利,同时给予激进派以表达自我和对国家立法施加影响的机会;但也就在这一年,杰里米·边沁逝世,享年八十四岁,他被其门人奉为年高德劭,近乎神的精神领袖,詹姆斯·密尔将其视为他的使徒保罗。不仅如此,边沁对法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改革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个领域,他是真正的发明者。如果经济与政治体制以及哲学本身的改革者最终将边沁视为一个学派的创始人,这并不是因为边沁在所有这些方面一直是新学说主要或者唯一的创造者,他既没有发明马尔萨斯定律,也没有创立哈特莱的心理学;虽然他建立了功利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理论,但他并没有创制计划。许多人和诸多环境因素促进了哲学激进主义的形成。这些人是谁?这些环境因素又是什么呢?这一代的许多最有才智与活力的个人在1832年是如何表达他们公共的观点与集体性的学说的呢?边沁在边沁主义学派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为试图解决的历史问题而设想明确形式的途径吗?

第一部分 边沁的青年时代(1776—1789年)


前言3


一方面,物理科学的发展,牛顿原则的发现使得整个自然科学建立在单一法则之上成为可能,并使得我们有望发现一个能够有助于建立一个有关道德和社会生活现象之综合科学的类似原则;另一方面,一定意义上由于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带来的进步,导致了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要求整个既有的法律、经济以及政治体制的转型,并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各色改革者层出不穷,这种危机最终要求建立能够将各种零散芜杂的观念统合起来的单一原则。上述种种就是促使哲学激进主义形成的总体原因。哲学激进主义形成的这些原因肇始于十八世纪;但那时功利主义学说尚未定型。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已经是一部完整法典《对一个完整立法机构的看法》作者的边沁尚未成为一名知名的法学改革家。危机的二十五年呈现在他生活的两个极端的年代:1789年之前,他是一位与伏尔泰、休谟、爱尔维修以及贝卡里亚风格相近的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而随后的岁月直到1815年,他成为了按照十九世纪所特有的方法组织起来的民主激进派的理论家。


因此,欲求描述哲学激进主义的形成,首先有必要解释贯穿于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学说的最初状况。边沁是如何根据其自身的天才,特别是或多或少的环境因素最终成为了哲学激进主义学派的领袖的呢?环境因素对这一事实的解释是复杂多变的;整个学说的发展也是不一而足,众说纷纭的。我们可以认为,自1789年始,关注于法律问题的功利主义学说已经全面建立起来了;而英国却一直以来对其法律制度的相对优越性引以为豪,感到无须对其进行改革:因此,边沁,这位法国人爱尔维修和意大利人贝卡里亚的门徒,弗里德里希大帝与凯瑟琳女皇注2的崇拜者,只能在法国完成其大著,流行于欧陆,刊行于瑞士。学说先行于时代。大约与此同时,功利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后来归宗于亚当·斯密学说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外,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同样获得发展的还包括功利主义的价值理论和商业与工业自由主义的主题。边沁采用了业已流行的亚当·斯密的思想观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美国革命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崩溃同时出现:这是时代精神的忠实表达。最终,功利主义者成为了政治领域的怀疑论者与权威主义者,而无视政府用以摧毁偏见习俗、促进改革的手段问题。而此时,未来的激进计划正酝酿于革命与骚动之中。但在政治领域,功利主义学说却滞后于时代了。4

第一章起源与原则5


杰里米·边沁生于1748年,他少年时代的微末小事都足以显示出那是一个转折与困顿的时代。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雅各派教徒,但最终投入了汉诺威王室的怀抱。注3他家族中的女性们都是既虔诚而又迷信的,他生长在一个充满了鬼神灵异故事的氛围中,整日遭受着鬼怪幻觉的精神折磨。注4不过,他的父亲倒是给他请了一位法国的家庭教师,这使他在十岁就开始阅读《老实人》。注5无论如何,在那些接受了启蒙思想的阶层中,人们普遍察觉到了那个时代道德的沦丧和宗教信仰的式微,他们对此痛心疾首。注6但实际上,现存道德准则的断裂仅仅是在隐匿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出现在西方社会中。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行将终结,这个时代始于笛卡尔的《方法谈》而终于伏尔泰,它因伏尔泰而闻名与不朽,这是一个古典的世纪,法律与秩序的世纪;而大革命的世纪则以《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早期作品为标志,那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纪,宗教、思想与道德解放的世纪。在英国,休谟出版了《人类理智研究》,哈特莱出版了《对人的观察》。这是功利主义世纪的开端,工业革命的世纪,经济学家和伟大发明家的世纪。这一危机的酝酿持续了五十年之久:与1688年革命同时代的两个名字——洛克与牛顿——象征了新时代的到来,众所周知,这两个名字将英国与欧洲大陆连在了一起。6


规律本身的普遍性使其具有了可知性。说任何关系具有必然性,这并不是说它具有可知性,而是说它具有持久性。对我而言,能够对外部自然界施加影响未必要理解现象之间的可知性关系;而仅仅是说这些关系应当是持久的,而且我能够保证第一现象的出现可以如我所愿地产生第二现象。人们无须超出其自身力量的知识。这就是牛顿关于自然规律的观念:它与新的科学观相一致,不再是玄思与思辨,而是能动的与实践的,其目的在于通过掌握自然规律而支配外部的自然界。


不仅如此,按照对物质进行的物理研究同样的方式指导作为个体和社会存在的人的研究也成为了可能,而且,这也是对确定最少数量的一般性简单规律的牛顿方法的应用,这些规律一旦得到发现,就能够通过综合与演绎的方法解释所有现象的全部细节。由此,基于这种知识去建构一种实践科学,并按照我们的预见能力扩展我们的力量也成为了可能。洛克之名代表了一种对社会事务的专注,而这种先见早在霍布斯那里就已经存在了,霍布斯试图以观察为手段来确定我们行为的必然目的,以及我们思想序列的秩序,从而以此为基础建立一种理性的政治理论。注7如果心灵科学与社会科学显示出与牛顿物理学类似的实验和精确科学的特性,那么根据这些学科建立一种科学的道德与法律理论——建立普遍实用的科学——不也应该是一种可能吗?这就是激发英国人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贯穿于边沁所处的整个世纪。对于功利主义,或说哲学激进主义所做的界定,只能说,这是将牛顿原则应用于政治与道德事务所做的一种尝试工作。


在这种道德的牛顿主义(moral Newtonianism)中,观念的联想原则和功利原则取代了万有引力原则的地位。尽管人们普遍将洛克视为新精神的先驱,但在他的著作中仍然无法追溯到功利主义道德学说注8或对联想原则普遍应用的方法论意义上发展轨迹。注9不过,在1730年,却出现了一部新的哲学作品,标题为《论美德的原则与标准,以及激情的起源》,注10作者盖伊(Gay),是一位自称洛克弟子的人,他可以被视为新哲学,即功利主义道德学说和联想主义心理学的真正创始人。事实上,盖伊的哲学中仍然存在着神学的成分,因为他在道德理论中诉诸永续的奖惩观念,但是,如果撇开这些外在于该学说精神之外的因素,以及那些自我消解的成分,盖伊的哲学可以归纳如下:所有人都是趋乐避苦的;寻求快乐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所有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而且那些行动都有产生幸福的义务。尽管我们可能很容易承认,所有人都能够在追求的目的上达成一致,但显然,他们不会在采用何种手段达到这一必要目的上取得共识。这是由于每个人不会将幸福与同样的观念联系起来,或者,换言之,这是因为观念的联想是因人而异的;同时,这些个体的变量本身服从于一种规律,如果道德学家希望给人们带来幸福,他们必须了解这一规律。初看起来,没有什么途径比将功利主义道德学说建立在联想主义心理学之上更清楚而又容易理解的了。然而,这仅仅是遵循两个产生于盖伊论文中的新原则的发展线索,同时也是边沁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整个社会学说的必要条件,而直到边沁,这两个原则在事实中存在的模糊性和复杂性才日益明朗起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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