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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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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段琦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04-01-01

书籍编号:30624082

ISBN:978710004138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7675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宗教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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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我的丈夫——戴康生


1997年段琦女士邀我参加她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当时我正埋头于《中国基督教史略》的校订工作,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后来,由于工作太忙,更主要的是经过认真考虑后,自觉能力有限,与其滥竽充数,不如退而藏拙,还是由段琦一人撰写为好,因为收集资料的工作都是她一人完成的,资料熟悉,肯定能得心应手。果然,段琦不愧是位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拼命三娘”,我的退缩更激发了她的奋进。她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跑,不仅去南京、上海、苏州,甚至还利用去美国开会之机在洛杉矶等地收集有关资料,在众多朋友的无私协助下,苦干了三年多,终于独立地完成了课题,在大陆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领域里开拓了一块新的园地。


自1807年马礼逊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至今,已近200年,时间不能算太短,但基督教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落地扎根、奠立深厚的根基,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彻底地摘掉“洋教”的帽子。这期间传教工作固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更重要的却是付出了惨痛代价换得的宝贵教训。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终于使教内有识之士从自我陶醉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正视到基督教在中国面临的危机。经过激烈痛苦的反思与讨论,大多数人取得了共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中国扎根广传的惟一出路,就是完全摆脱西方基督教会的模式、影响与控制,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寻找正确道路是困难的,走上正确道路之后的困难则更多。什么是本色化?怎样做才是本色化?怎样克服实现本色化时遇到的难题?本色化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凡此等等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具体问题。台湾基督教学者林治平教授在他主编的《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1)“自序”中指出: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有两个矛盾一直存在:作为中国人,从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出发,总难免会担心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会不会使中国伟大光荣的文化传统‘基督教化’,甚或‘洋化’;另一方面,从基督教的神学信仰立场观之,人们更担心基督教在中国应该本色化吗?如果基督教在中国居然本色化了,那岂不意味着基督教要放弃其信仰传统?这样经过本色化后所谓的‘基督教’还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吗?我们会发现,谈到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问题,这种两极化的态度,一直是历代学者、教会人士思考问题的困难所在。”怎么办?后退是没有出路的!段琦女士的这本书正是中国基督教在本色化道路上彷徨、苦斗的历史记录。


对于“本色化”这个名词的理解,教会人士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的阐释,但大家都承认一个不争的事实:一种外来宗教要在某地生根,必须与当地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否则必然被淘汰;对中国基督教来说,“本色化”就是跟随时代,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客观现实。事实上,基督教从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存在着与自身生存发展的“本色化”问题,这个问题也始终贯穿在中国基督教历史的进程中。本书着力对中国基督教的这一历史使命进行探讨,我们认为“本色化”、“本土化”、“处境化”等都是同义词,所以仍然使用“本色化”这个名词。历史就是历史,尊重历史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原则。


我认为本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丰富,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史料的全面与真实是课题研究成功的前提。本书引用的史料虽然都是过去公开发表过的,但因时间久远,数量繁多,加之分散,收集相当困难。有些资料是曾闻其名却未谋其面,有些则连其名也未闻过。如果没有众多朋友从各方面协助,只凭段琦一个人的能力是很难收集得如此齐全的。难怪段琦认为本书应该算是参加资料收集工作的全体朋友的集体成果。


二、立场超脱,持论公允。“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并不是一句老生常谈,而是人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历史教训。应该承认,任何伟大的先哲都不能完全摆脱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必然现象。唐代史家刘知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在其《史通·惑经》中早已指出:“良史以实录直出为贵……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出。”这应该是史学研究的一条原则。段琦是位单纯的研究者,没有基督教信仰背景,没有任何宗派成见,没有任何个人成分的考虑,因此她能完全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保持头脑清醒,在书中所发的评论,既警示当事人,也提醒研究者。


三、边叙边议,有史有论。历史事件往往到时过境迁、真相大白之后才能得到公允的评价。“事后诸葛亮”总比“事后阿斗”高明得多。“事后诸葛亮”而能汲取历史教训才算得上是“诸葛亮”。这一点只有掌握了大量资料,进行冷静的分析研究,统筹兼顾,高瞻远瞩才能做到。本书中的议论足可以表现出作者的研究水平。


四、段琦在本书“引言”中指出:诚静怡牧师在二三十年代将本色化运动分为五个时期,查时杰先生则分为四个时期(到1949年),这两种分期法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现在已进入了21世纪,毕竟又过了半个世纪,因此段琦在前两位学者分期的基础上把研究时限延伸到20世纪末。这也是本书的特点之一。应该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学者都把解放后的中国基督教史视为“敏感区”并敬而远之。段琦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能会引出不同意见,但是路总得有第一个人去走。段琦已经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回顾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近二百年历程,可以归纳为教训多于经验。终于找到了“本色化”的光明大道,但光明大道不等于平坦大道,前途中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新困难新问题。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的教训是保证基督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衷心祝愿她走好。


读完本书,浮想联翩,百感交集,不吐不快,遂贸然执笔,权充本书之序。


文 庸 挥 汗


200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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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治平:《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引言


研究中国基督教(新教),本色化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什么是本色化?中国近现代较为著名的基督教学者们对它所下的定义不尽相同。应元道先生曾对20世纪20年代开展的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的讨论加以概括,认为所谓本色的基督教会应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中华国民的教会;二是根据中国基督教徒自己的经验而设立的;三是富有中国文化的质素的;四是要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合而为一的;五是能适合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的;六是能使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和经验合乎中国风土的。”(1)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山本澄子在其所著的〈二十年代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一文中,对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定义作了更详细的概括:“一,以中国人为教会的构成;二,教会的行政与运作等方面的自立;三,教会在经济方面的自立;四,教会在教堂建筑、圣乐、圣画、礼拜仪式等方面的中国化;五,容纳中国人的祭祀与习俗,并予基督教化;六,教会要置身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七,教会要除去欧美教会的传统与色彩;八,教会要能自治、自养、自传。”(2)上述这些说法,总括起来无非是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教会,并能建立起“藉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3)的本色神学。基督教的本色化不仅要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还要与中国社会相结合。


曾任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的诚静怡牧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将本色化运动分为五个时期,即“偏重个人得救之道”、“趋重出世思想”的“早年宣教”期;“渐注社会上人生问题”、“对于社会之罪恶……均加以关注”的第二时期;“中国教会领袖渐露头角”,“自立声浪,弥漫全国”,“足以表示中国信徒之觉悟”的第三时期;“教会中西领袖,极思改弦更张,大唱联合”的第四时期;“中国基督徒对于基督教及其自身之责任……大有进益”,“切盼基督教加入中国国籍,勿常此甘居‘洋教’”,高呼“本色教会”的第五个时期。查时杰先生根据此说,并综合各家之长,作了一些修订,将这一运动分为四个时期,即“(一)以西教士为主的栽种时期;(二)中西合作的过渡时期;(三)以中国人为主的自立式教会时期;(四)以中国人为主的本色化教会时期”。(4)查先生虽然并没有对各时期的时间段加以划分,不过,在我们看来也许可以把第一个时期看成是从1807年第一位新教牧师马礼逊来华至19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约为19世纪中叶至1900年;第三个时期从1900年至1920年代初;第四个时期为1920年代至1949年。


为叙述方便起见,本书前三个时期的时间段基本采用这一划分法,只是认为在中西合作的过渡阶段中,实际上仍以西教士为主,只有个别地区开始出现以中国人为主的自立教会;在这一阶段中,中国传道人逐渐增多。对于第四个时期我们则作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即分为20世纪20年代、抗战前夕、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等几个部分。最后对解放以后中国教会的三自运动了作一个简略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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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查时杰:〈中共三自教会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初探〉,载于《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林治平主编,(台湾)宇宙光出版社1990年版,第708页。


(2) 同上。


(3) 李景雄:〈本色神学——旧耕抑新垦〉,载于《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250页。


(4) 查时杰:〈中共三自教会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初探〉,载于《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第710页。

第一章 打开中国福音的大门


基督宗教自635年(唐贞观九年)传入中国至19世纪已经三度失败。其失败原因虽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基督宗教始终没有能像佛教那样,真正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也就是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后在本色化方面都没有取得成功。


由于历史的原因,前三次传入中国的基督宗教都不包括基督教新教,惟有第四次,即19世纪开始,基督教新教才真正传入中国。在中国开创新教传教先河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受伦敦会派遣踏上了中国领土。


自马礼逊来华至鸦片战争正是清帝国由盛转衰的剧烈变化时期。18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安定的背后腐败之风盛行,人口大量增长,成为19世纪粮食短缺人心不安的根源。进入19世纪,人民对腐败的清政府的不满已愈来愈明显,一些民间的秘密社团,如白莲教、天理教等迅速发展。与此同时,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急欲开拓海外市场,中国这块未开发的地区自然是他们觊觎的目标,而19世纪的清王朝却坚持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对外一律持排拒态度,不仅表现在对外商的态度上,也表现在对待外来文化及宗教上。自天主教“中国礼仪之争”后,康熙、雍正便实施禁教政策,对外来宗教一律排斥,传教属于非法。这种状况不仅引起西方商人,而且也引起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强烈不满。用武力轰开中国的大门,不只是代表西方列强的要求,也得到了不少西方传教士们的拥护。因此当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时,传教士便积极参与,因为条约不仅涉及政治、商务,而且涉及传教。中国除割让香港外,还允许外人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传教、建教堂,从此打开了清帝国禁教令的缺口。此后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扫清了传教士在华传教的障碍。尤其是1858年与英、美、法、俄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与英法俄三国签订的《北京条约》,规定了传教士不仅在中国沿海,而且在内地均享有购土地、置教堂的权利,中国的门户便彻底被打开,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


如果把1807-1860年作为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播的准备阶段,那么1807-1842年就是这一阶段的前期;1842-1860年则是它的后期。前期由于基督教完全处于非法地位,吸收的中国信徒不仅屈指可数,而且都是些下层群众;后期则不仅人数成倍增长,而且还吸收到一些新知识分子。


一种宗教要为异民族所接受,首先必须要让所在地的居民听懂、看懂,并能想方设法博得他们的好感,因此语言文字上的沟通与交流,慈善事业的创办与开展实在是必要的。这实际上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立足的首要条件。于是,处于准备阶段的传教士们努力着手这方面的工作。由于1842年之前在华传教属非法,传教士至多只能在广州进行一些极其有限的活动。因澳门属于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政府统治,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并不欢迎,因此早期新教传教士只能把离中国较近的马六甲、新加坡等地作为其主要活动场所。直到1842年之后才把传教活动中心移至中国本土上海等地。


早期来华的一批新教传教士,最有名的除马礼逊外,属伦敦会的还有米怜、麦都思,此外有荷兰传教会的郭实猎,美部会的裨治文、卫三畏、伯驾等人。这些人在这段期间所从事的工作总括起来有如下几方面:


1.译经:一种外来宗教要传入中国,首先要把其经典译成中国人能看懂的文字。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第一步也是做这方面的工作。景教、天主教在唐、元、明、清传入中国时也曾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新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一部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填补了这一空白。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07年入华后为了能向中国人传教,克服清政府给外国人设置的重重障碍,苦学中文。他来华时曾带了天主教传教士巴设的部分《圣经》中译稿手抄本,在研读中文的同时,开始进行《圣经》翻译工作,经努力,1810年他首先将《新约圣经》中的《使徒行传》译成中文。在此基础上又于1813年完成了《新约圣经》的全部翻译工作,1814年于广州出版。此后,马礼逊与伦敦会新派遣来华的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合译《旧约圣经》,最终于1819年完成,并在马六甲出版。1823年,该版《新旧约全书》的中文版在大英圣书公会的资助下问世,称为《神天新旧遗诏全书》。一般将该书视为中国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文译本(1),在中国基督教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


1834年马礼逊去世后,由麦都思(W.H.Medhurst)、郭实猎(K.F.A.Gutzlaff)、裨治文(E.C.Brigman)及马礼逊之子马儒汉(J.R.Morrison)组成四人翻译小组,对此书进行全面修订。其中《新约》部分基本由麦都思重译。18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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