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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文论坛(2019年第1辑/总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湖北大学文学院《中文论坛》编辑委员会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24361

ISBN:978752016648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9305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语言文字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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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诂林》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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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延先生


《尔雅诂林》是由湖北大学古籍所已故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朱祖延先生生前主编的一部大型古籍整理著作。它作为“尔雅学”大全,既是一部资料丰富的百科性工具书,又是一部大型古词语训释的资料性辞书。它的出版,既是对2000多年来“尔雅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又为今后的“尔雅学”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


“尔雅学”研究资料总汇。《尔雅诂林》正编800余万字,收书94种,包含古籍辑注、集解补注、日记札录、校勘、音释5大类。其中,《叙录》200万字,收录该书编撰者撰写的《尔雅》书目提要144篇;《尔雅》及其研究专著序、跋154篇,研究论文8篇;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尔雅》研究资料辑录,其中有不宜编入正编的专著21种,散见于文集、札记中的论文40多万字;另有研究专著存目41种,基本将现存历代研究《尔雅》的资料网罗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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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诂林》书影


编排合理,编辑精当。正编以《尔雅》条目为纲,诸家训释为目,按照《尔雅》各个条目,分别排列诸家的解说。该书在编纂过程中,整理者们仿照清人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体例,把从全国各地大型图书馆收集来的《尔雅》研究成果中的94种著作,逐条剪切下来,并将原来大小不一的版本缩放成大致一样的格式,加上句读,再按时间一一编列于有关词语条目之下,丝毫不差,有查一词而诸说悉在之功,具一书而众书俱备之长。


内容丰富,初具《尔雅》研究史的规模。《尔雅诂林》以史为经,以类为纬,既有史的线索,又有类的区分,昭示出《尔雅》研究的基本方向、方法和源流演变。


1999年5月5日,《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了有关《尔雅诂林》出版专家座谈会的情况。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先生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杨牧之、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邱久钦、《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汪远平、湖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冯芳华等有关领导和任继愈、傅璇琮、李学勤、裘锡圭、安平秋、楼宇烈、陈祖武、刘杲等首都古籍整理、语言文字专家在座谈会上先后发言,充分肯定了《尔雅诂林》编纂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同年,该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2001年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编委会


集刊名:中文论坛


主办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主编:聂运伟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委员:刘川鄂


主编:聂运伟


副主编:黄晓华 刘继林


编辑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杜朝晖 郭康松 何海燕 何新文 黄晓华


金克中 梁艳萍 林久贵 刘川鄂 刘继林


聂运伟 石锓 宋克夫 王光和 温显贵


熊海英 张鹏飞 周赛华 周新民 朱伟明


本辑执行编辑:石若凡


集刊序列号:PIJ-2017-195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中国诗学研究


《文心雕龙》雅俗理论溯源


羊列荣[1]


摘要:刘勰以雅俗品鉴文章,是直接受到魏晋时期人物雅俗品鉴之风的影响,而其理论内容,则渊源于先秦的雅文化观念和儒家雅郑之辨。在西周的雅文化观念中,“雅”与“俗”不对等,但也不矛盾。刘勰认为俗体和一些非雅正的风格是可以兼容于雅文学的,这跟雅文化中的“雅”“俗”关系相似。对于与雅文学对立而不可兼容的“郑”,刘勰的态度跟先秦儒家一样,但其雅郑之辨是以文学与经典的关系为基点的,所以刘勰的雅俗理论具有宗经主义性质。他的雅俗批评,具体地展现于“六观”(即文章品鉴的六个角度)。将刘勰各个方面的雅俗批评的内容聚合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在西周雅文化观念影响下的“雅文学”理念。


关键词:《文心雕龙》 雅俗理论 雅文化 雅郑之辨 雅俗品鉴


历史上,几乎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它一成不变,并且有一个确定的思想渊源。笼统地看,雅俗观念确实贯穿于传统文学发展的整个进程,然而,先秦时代雅文化衰微之后的儒家雅郑之辨,魏晋门阀社会背景下的雅俗品鉴,北宋诗人主张的“以俗为雅”,南宋词家倡导的雅化,元明清时代诗文与戏曲小说的雅俗分界,以及现代以平民文学替代贵族文学的新思想,这一路下来,它们是在沿着同一种思想主轴而波动吗?它们是前后相衔接的吗?相同的概念能确定思想的同一性吗?与社会、艺术、语言等领域的雅俗观念分得开吗?这样去看待观念的演变,不是为了让自身陷于复杂的困境中。观念借助于语词去表达,但要避免简单地用语义溯源去推究它的起始;彼此间形成时空关系,但要避免简单地以时代先后去判断相互之间的影响,或者因领域不同而分割其相互关系。


就刘勰而言,其雅俗观念形成于文学领域,但此前的文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刘勰便很难从中直接酌取思想资源。他的鉴赏理论延续了人物品鉴的思路,但因其寒门出身,对于门阀时代的雅俗品鉴未必能认同。这些都使刘勰跳出文学领域和所处的时代,去寻求更加深远的思想源头。尽管在先秦“雅”与“俗”尚未形成明确的对应性,但雅文化体制中雅乐与夷俗之乐的关系,尤其是在儒家学说中处于紧张对立状态的雅乐与郑声的关系,让他找到了雅俗之辨的理论依据。


不论刘勰对后世的文论发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他都是第一个在文学领域建立系统雅俗理论的人。



赵翼《陔余丛考·雅俗》说:“‘雅’‘俗’二字盖起于东汉之世。”比如王充《论衡·四讳》说:“雅俗异材,举措殊操。”“雅”“俗”连用初见于此,反映的是一种根据资质才能之高低对人群进行二元区分的观念。《论衡·自纪》中有“高士所贵,不同乎俗”,“高”“俗”之分实即“雅”“俗”之分。田婴为“俗父”,田文为“雅子”,二人既为父子,则雅俗之分与门第身份尚未有很大的关系。这种关于人的才德的差别观念,实以汉代察举制的施行为背景。周代宗法制度的选官制以社会等级为基础,汉代察举制虽然也对商贾、巫人、刑徒等有所限制,但原则上仍以德行为先、以儒学为主,所以才有王充的“雅俗异材”之说。


若从根源上说,最初的雅俗之分还是一种社会等级区分。周代宗法制对人的等级分得非常细,用二分法则不外有“君子”与“小人”两层。每一层内部还有许多差别,但是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最严格的差别还是在这两层之间。从文化上看,“君子”习诗书礼乐,属于雅文化阶层;“小人”守四方风俗,属于俗文化阶层。所以说雅俗观念可以追溯到周代宗法制的社会等级观念。孔子重新阐释“君子”与“小人”的内涵,表明春秋时代的社会等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子反讽“俗人”之“昭昭”“察察”(《老子》二十章),孟子斥“同乎流俗”为“乡原”(《孟子·尽心下》),庄子讲“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他们纷然在人群中划出“俗”的一类,以此高自标置。诸子并不都是雅文化的继承者,但黜“俗”的态度大抵相似。盖礼崩乐坏,王官逸在布衣,诸子因此而兴,他们上未必容于权贵,下却不能不自异于凡庶,遂成一独特阶层。他们的黜“俗”心态,实关乎其自我身份的确认,可视为思想主体意识的觉醒。[2]


魏晋以来,“士庶之科,较然有辨”(《宋书·恩幸传·论》)。世族重门第,视“士庶区别”为“国之章”(《南史·王球传》),俨然沿袭了周代宗法制的“君子”“小人”之分。而名士们张扬个性的主体意识,又俨然继承了诸子的黜“俗”心态。此两种风气的交集叠加,造成了魏晋时代的“雅”“俗”对立。一方面,名士以“任自然”相召,故阮籍丧母不哭,裴楷以为非“俗中人”(《世说新语·任诞》);王戎往至竹林,步兵讥之为“俗物”(《排调》)。这便是竹林时代的黜“俗”之风,为士人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方式。另一方面,这种个性意识又与门阀意识合流,产生了雅俗品鉴之风。《文选》王俭《褚渊碑文》李善注引《孙绰子》曰:“或问雅俗。曰:泾渭殊流,雅郑异调。”士人既以清流雅人自居,亦以鉴识雅俗为能,如《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阳秋》说:“(王)济有人伦鉴识,其雅俗是非,少所优润。”《品藻》刘孝标注引《八王故事》说:“胡毋辅之少有雅俗鉴识。”《后汉书·郭泰传》也说:“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盖魏晋士人品流之分,一重个性,一重出身,故士人品鉴不能不辨雅俗,内可以凸显其个性,外可以自矜其阀阅。这两方面构成了魏晋士人的主体意识,虽然在黜“俗”心态上近似于先秦诸子,但诸子要确立的是思想主体性,而名士则在品性气质、言行见识、文章学问等方方面面都要刻意表现得与众不同。


刘勰将雅俗品鉴,施于文章鉴赏。《知音》篇说,“文情难鉴”的一个方面,就是雅俗莫辨。“麟凤与麇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这是比喻文学作品有雅俗之分,而不容混同,相当于孙绰所说的“雅郑异调”。文学鉴赏必以品别雅俗为能,所以《知音》赞曰:“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知音君子,只有像郭泰那样“雅俗无所失”,才能“不谬蹊径”,不然便是“俗鉴”:


俗鉴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伤《白雪》也。[3]


《折杨》《皇荂》,俗调万人趋;《阳春》《白雪》,雅曲少人和。正所谓“大声不入于里耳”(《庄子·天下》),此庄周之所以笑,而宋玉之所以悲也。刘勰引以为例,是要说明自古以来就存在审美趣味上的雅俗之分,不论品鉴者还是创作者都是这样。《练字》篇说:“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爱奇之心”古今无异,基本上被刘勰看作一种俗的趣味,长此以往,就会产生弊端。《定势》篇说:“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刘勰以为晋宋辞人率好诡巧,反正为奇,而不入典雅之懿,是为“讹势”,唯“适俗”而已。《谐中文论坛(2019年第1辑/总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篇说“辞浅会俗”,《体性》篇说“缥缈附俗”,都是讲作者迎合俗趣而产生文弊。钟嵘在《诗品序》中曾说:“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东晋诗坛盛行玄风,所以钟嵘称之为“俗”,但他针对的是玄风,至于流行之“俗”,他未必要去批评。下品说“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就无贬抑之意。《序》还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故云会于流俗。”五言之“会于流俗”显然是值得肯定的。又说:“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士与俗对诗的爱好有相同的趣味,这就雅俗无别了。总之,钟嵘并不像刘勰那样黜“俗”。


魏晋士人严于雅俗之分,固然对刘勰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此观念实与门阀社会的士庶之别紧密相关,而刘勰出身寒门,对于士庶等级的区分,理当有所抵触。刘勰只承认“人禀五材,修短殊用”(《程器》)的个体差异性,而排斥在此之外的社会等级性。《程器》篇说:“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于下位也。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刘勰理想中的“文人”社会,应当根据一个人是否具有“达于政事”的文才来决定其位之高下通塞,如庾亮不必以其出身而立名,扬马因其“无质”而居下位。但他所看到的现实却往往相反。《史传》篇指出:


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


西晋王沈曾痛斥“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晋书》本传引)的习气,联系起来,看得出刘勰的话是直指魏晋以来的门阀等级观念的。《程器》篇说:“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然子夏无亏于名儒,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又说:“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便是刘勰真实的现实感。在门阀社会里,位卑者更容易遭受讥诮,而居高位者则更容易身膺隆遇,亦如葛洪所言:“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抱朴子·名实》)那么所谓雅俗品鉴,很难不流于雅品无寒门、俗品无士族的局势。因此,刘勰所主张的文章雅俗品鉴,必然与“士庶区别”背景下的人物雅俗品鉴有许多不同。


首先,刘勰强调,文章品鉴中的雅俗之分,取决于品鉴者的审美品位和个性。“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这都是俗的趣味。《体性》篇已经指出写作者的审美个性与趣味的形成和“才”“气”“学”“习”都有重要的关系,这也适用于鉴赏者。“习有雅郑”,雅俗不同的品味也是外部环境陶染所致,那么,这个“习”便不能不包括门阀社会风气在内。春秋时代官学衰落,学在布衣;汉魏以降亦官学衰落,而学在世族。陈寅恪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4]士家大族以学术相承,实为其社会地位之表征,所以注重家教庭训和风雅品格的培养也蔚为风气,正如颜之推所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颜氏家训·文章》)士族以雅正之学自立,使子弟进品清流,那么社会阶层的士庶之分,就与人物品鉴的雅俗之分,在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古人说:“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唐才子传》卷六),这自然与世族家风的熏习分不开。但刘勰认为:“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体性》)八体之中有雅俗,而决定此差别的,首先是“学”,其次是“才”与“气”,而“习”是“初化”,是“学”的基础。“学”与“才”、“气”,固不以门第分;至于“习”,刘勰强调的是“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于此或士或寒均无例外。刘勰自称七岁“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到三十岁梦见“随仲尼而南行”(《序志》),走的不也是一条雅正之路吗?实际上,刘勰更强调文化衰落对于社会趣味的整体影响,如《乐府》篇所说:“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他认为从两汉到魏晋的审美趣味渐趋于俗,“雅声浸微”是最重要的原因。又如《谐中文论坛(2019年第1辑/总第9辑)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篇所说:“魏晋滑稽,盛相驱散。”恐怕在趋俗的时代里,那些世族中人也未尝不流于俗趣吧。


其次,既然门阀社会的士庶之分已经影响到人物雅俗品鉴,进而影响到文章雅俗品鉴,那么,雅俗之辨就必须依托于一个等级观念之外的基础。于是刘勰提出了“六观”。“六观”未必真能做到“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但由此蹊径,文章品鉴可趋向“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而尽可能摆脱门阀等级观念的制约。更重要的是,雅俗之辨的内容亦因此扩展到“位体”“置辞”“通变”等更多方面,在理论上得到极大的提升,使之更大程度地脱离士庶之分的背景。《文心雕龙》没有专篇论述雅俗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普遍存在于刘勰所讨论的各个方面,一个系统化的雅俗理论已初步生成于刘勰的整体文学理论中。人物雅俗品鉴是无法为这种系统化的雅俗理论提供依托的。


最后,魏晋人物雅俗品鉴强化了雅俗意识,这固然是刘勰雅俗观念形成的机缘,但他的雅俗理论既已完全超乎魏晋雅俗品鉴,则其思想的渊薮亦必更加深广。《序志》篇曾提到“近代之论文者”“或泛举雅俗之旨”,具体所指不详,曹植《与杨德祖书》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大概就是刘勰所说的“泛举”吧。曹植所论,不过是沿袭了古已有之的采风观念,这恰恰说明在刘勰之前还没有人深入地讨论过文学雅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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