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法律 > 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石经海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24374

ISBN:978752016266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6320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量刑研究(2019年第2辑/总第5辑):量刑改革下的量刑情节新视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集刊名:量刑研究


主办单位: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主编:石经海


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忠林


编委 曹守晔 陈泽宪 陈忠林 戴长林 梅传强


石经海 孙长永 王利荣 周文茂 朱建华


主编 石经海


本辑执行主编 谭淦 骆多


本辑学术秘书 付倩 苏桑妮 李逸飞 石晓琳


集刊序列号:PIJ-2018-351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卷首语


《量刑研究》是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集刊。


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于2011年筹建,是西南政法大学推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和学科特色方向建设而设立的校级非实体性学术机构。其成员为校内外对量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有兴趣并愿意参与中心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目前已聘请陈泽宪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本中心名誉主任)、陈忠林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本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宋英辉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熊秋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刘仁文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以及全国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近30位校外资深理论和实务专家为中心研究员,校内成员为本校刑法学科和刑诉法学科量刑科研团队的全体成员。中心现任主任由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科负责人石经海教授担任。


研究中心主要依托于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和刑诉法学科。这两个学科在西南政法大学有着光辉的历史,是诸多著名刑事法学家如赵念非、伍柳村、黄观效、邓又天、王洪俊、廖俊常、董鑫、赵长青、高绍先、孙洁兵、徐静村、朱启昌、李培泽、龙宗智、陈忠林、孙长永、邱兴隆等教授精心建设起来的国内最先招收硕士生和较早招收博士生的国家级或省级重点学科。在深厚学科底蕴的支撑下,老师们在致力于刑事法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特别注重针对刑事司法实务中暴露出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彰显学科亮点和特色的研究方向。应当说,量刑问题研究是其中之一。


研究中心注重与实务部门密切合作。自2011年筹建时起,就与最高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贵州省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或相关庭室以及诸多律师事务所,保持经常性合作交流。中心与最高人民法院、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等联合举办过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处罚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或专项课题调研,取得了诸多丰硕成果,为推动量刑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心曾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建有“安顺中院研究基地”,在重庆锐力律师事务所建有“锐力研究基地”,在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建有“天驰君泰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注重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除了广泛为实务部门开设“量刑实务中的疑难问题”等培训课程外,还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和刑事法方向法律硕士研究生中开设“量刑法学”和“量刑专题”全校性选修课,以在实现研究成果的教学转化的同时,通过完善学生刑事法知识结构、提升法律职业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量刑公正实现、推动量刑问题研究等,推动“重定罪轻量刑”不良刑法理论与实务现象的快速转变。


然而,推动量刑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这不仅在于量刑是整个刑法的缩图,而且在于量刑问题是长期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乃至社会安定的复杂问题;不仅在于“重定罪轻量刑”现象在大陆法系司法中还严重存在,而且在于大陆法系理论上对量刑问题的研究至今仍很薄弱;不仅在于大陆法系对其改革步履艰难,而且在于英美法系在其改革上也没能令人满意……解决如此等等之“问题”,仅少数人的课题研究、成果发表乃至课程开设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众多的园地与平台供大家共同关注与交流。《量刑研究》的创办,旨在提供这样的园地与平台。


期待理论界或实务界的您,关注量刑研究,为推进量刑法治与公正的发展,增添一份动力!


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


2019年2月20日

理论前沿


论英国2016年量刑指南的演变[1]


〔英〕安德鲁·阿什沃思[2]


李可瑄[3]


【摘要】在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量刑指南及上诉法院判例成为治安法官或地区法官在量刑过程中除成文刑法之外,需要参考的另外两种规则。由量刑委员会制定的量刑指南以单行性文件为表现形式,囊括通用指南和具体罪刑指南两种类型,前者涉及量刑原则及制度等具有普适性的问题,后者主要关注具体类罪的量刑规则。除非法官基于司法利益的考量,量刑结果不得背离量刑指南所确定的幅度。同时,上诉法院通过制定量刑准则的方式对上述两种类型量刑指南进行补充和细化,此种准则具有司法判例的效力,且不受所谓“司法利益”标准的约束。但赋予上诉法院制定量刑准则权力的做法,背离了其适用和解释量刑指南、评估量刑偏离和解释量刑立法的职权定位。对此,量刑委员会计划于2020年实现对所有罪行制定具体的量刑指南,以改变现今量刑规则的二元结构。当然,目前上诉法院判例的作用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同时应当承认,就指导量刑的重要性而言,量刑委员会优先于上诉法院。


【关键词】量刑指南;判例;量刑偏离;司法利益


在英格兰及威尔士,治安法官、地区初级法官在量刑时主要有两个必须考虑适用的量刑规范(在法律适用的范围内),一个是由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量刑委员会(Sentencing Council)制定的量刑指南(definitive guidelines)(以下简称“量刑指南”),另一个是上诉法院刑事审判庭(以下简称“上诉法院”)作出的判例。本文主要讨论量刑委员会与上诉法院两者及两种量刑规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量刑委员会现已设立7年,上诉法院在适用量刑指南的过程中应当居于何种地位。


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量刑委员会的初衷在于提高量刑的透明度和均衡性,并且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该委员会自2010年设立至2016年底,共制定了15份量刑指南[4],以补充或替代由量刑咨询委员会(Sentencing Guidelines Council)和上诉法院制定的量刑规范。[5]在2016年,量刑委员会共发布了3份量刑指南,分别是《抢劫犯罪指南》(Robbery Guidelines)、《危险动物侵袭指南》(Dangerous Dog Offences Guidelines)、《加强社区矫正和监禁刑指南》(the Imposition of Community and Custodial Sentences)。就量刑指南和其他量刑规范之间的效力关系,2009年《死因裁判官及司法法案》(the Coroners and Justice Act 2009)第125条进行了规定:“庭审中法官在对罪犯裁量刑罚时,必须遵循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量刑指南;在行使与量刑有关的其他任何职能时,必须遵循与行使该职能有关的所有量刑指南,但法官认为遵循量刑指南将会违背司法利益的除外。”下文将首先对2016年上诉法院的判例进行审查,分析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情况,最后讨论量刑委员会的作用与职能。


法官在量刑时除了考虑量刑指南还必须考虑上诉法院的判例。2015年,共有4444份针对刑事法院量刑裁决的上诉申请,其中1385份被准许上诉。这些统计数据在过去几年中大致相似,因此本文将2016年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本文的案例来自2016年《刑事上诉案例汇编(量刑)》([2016] Criminal Appeal Reports[Sentencing])第1卷和第2卷,其中包含118份判例。并不是说它们代表了2016年所有量刑上诉[6],而是它们当中很可能包含了对法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判例。通过对2016年案例汇编的判例中涉及的量刑问题进行总结,主要有以下六类案件:


(1)量刑指南的适用与解释;


(2)对量刑偏离的评估;


(3)制定或补充具体罪行的量刑准则;


(4)制定或补充针对一般原则的量刑准则(包括量刑程序);


(5)解释量刑立法;


(6)普通法量刑审判。


上述第1类和第2类案件体现了量刑指南的重要性。从案例汇编中的案件数量来看,第1类案件的数量是最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刑事法院法官审理大多数案件时适用了量刑委员会及其前身机构(指量刑咨询委员会)制定的量刑规范。下文将对上诉法院对量刑指南的适用和解释方法的合理性进行审查。[7]第3类和第4类案件表明,上诉法院仍然有权通过制定量刑准则填补量刑指南的空白区域。下文将对上诉法院采取此种方式的理由和具体方法进行说明与分析。第5类是以违反量刑立法为上诉理由的案件,例如违反了强制性最低刑[8]和谋杀罪的最低刑的案件。第6类案件反映出除了上诉法院的判例之外,仍有部分罪行的量刑未被任何形式的量刑规范规定。最后,经过上述分析,本文将重新思考上诉法院和量刑委员会在指导量刑过程中的地位。


一 量刑指南的适用与解释


在2016年案例汇编的上诉判例中大概有一半涉及对量刑指南的适用与解释。本部分将首先对与具体罪行指南有关的判例进行分析,之后再分析关于其他指南的判例。


(一)具体罪行指南


2016年上诉判例涉及最多的具体罪行指南是《性犯罪量刑指南》(Sexual Offences Guidelines),其中大部分案件的争议焦点是法官对罪行的类型化与归类是否正确,只有一个案件与量刑指南的解释有关,即在Ashton一案中,雇主对18周岁雇员实施的性侵,是否应当适用“滥用信任”的量刑幅度。上诉法院(参考了之前的两个判例)认为该行为并未破坏量刑指南所保护的信任,因此将罪行的罪责要素从表A移到了表B。[9]


适用《毒品犯罪量刑指南》(Drug Offences Guidelines)的7个案件的核心是根据行为人的作用对罪行进行归类。在上诉判决中,法院并未进一步明确量刑指南中规定的“领导作用”“主要作用”“次要作用”的认定标准,而是变更了一审法官作出的归类,并且有时会将罪行置于两种不同分类的界限之间。


适用《伤害犯罪量刑指南》(Assault Guidelines)的5个案件,均需要对罪行进行正确的归类,其中3个案件同时涉及对第18条规定的“伤害或意图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罪行”进行解释。[10]例如在Smith一案中出现了三个量刑指南解释的问题,即“罪行的严重性”、“弱势被害人”以及“持续或反复伤害”的具体含义。在Smith一案以及之后的Thompson案、Beaumont案中,上诉法院均认为案件的罪行严重性程度未达到量刑指南规定的程度,因此未将罪行归入第一档量刑幅度。根据上述判例,由于量刑指南规定的第一档量刑幅度(12年)和第二档量刑幅度(6年)的起刑点相差过大,法院认为“适用第一档量刑幅度的罪行严重性程度必须远高于第18条所规定的”。实际上,Smith案和Beaumont案的判决结果是在第一档和第二档幅度之间新增了9年的居中起刑点。


案例汇编中的5起抢劫案件的判决在量刑指南实施前作出,因此该5起案件适用的是量刑咨询委员会2006年制定的审理指南。该指南仅规定了三种类型的抢劫,另外两类最高级别的抢劫只有一般参考意义的上诉法院的决定。这两类抢劫分别是《司法部长参考意见》(Attorney General’s References)(2015年第53、54和55号)规定的事前进行了专业计划的商业抢劫,以及在Neville一案中审理的使用暴力入户抢劫。然而,上诉法院在对抢劫案件的量刑裁决中,没有适用任何量刑规范,违反了2009年《死因裁判官及司法法案》第125条的规定。根据前文所述,第125(1)条要求法院必须遵循所有与罪行相关的量刑指南,除非有悖于司法利益。同时第125(3)(a)条规定,法院有责任根据具体罪行的量刑指南在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再次申明了法院应当适用量刑指南。因此,法院未根据量刑指南作出判决违反了强制性规定。


与《诈骗罪量刑指南》(Fraud Guidelines)相关的4份判例均涉及对罪行进行合理的类型化归类,其中2份同时涉及对量刑指南中“针对弱势被害人”具体含义的解释。例如判决中认为针对公交卡系统的漏洞实施的诈骗不在该条语义涵摄的范围内。


上述判例表明,上诉的主要理由是法官对具体罪行的归类以及对量刑指南的解释。根据判决书可以发现,上诉法院对《伤害犯罪量刑指南》第18条的规定有所保留,认为第一档量刑幅度(12年)和第二档量刑幅度(6年)的起刑点与适用“罪行严重性”这一条款之间互相矛盾。当然,这是委员会在修订该指南时应当考虑的内容。[11]


上诉法院适用具体罪行量刑指南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某一罪行没有具体罪行指南但是有其他相关的罪行指南时,是否应当适用。在Ormiston一案中,法官对被告人Ormiston 将毒品走私至监狱作出有罪判决,但是《监狱法案》(Prison Act)未规定该行为的量刑幅度,最终法官鉴于被告人将毒品走私至监狱这一行为的危害性判处其威慑刑。上诉法院认为,由于发生在监狱中的毒品犯罪具有特殊的危险性,不应当在本案中适用委员会制定的《毒品犯罪量刑指南》。但是Hamilton一案的审判庭则认为,本案与《毒品犯罪量刑指南》和《监狱法案》均具有关联性,监狱这一地点应当被视为本案的“特别加重情节”,因此法官应当适用该指南。Hamilton一案的审判庭同时指出,根据2009年《死因裁判官及司法法案》第125(1)条,尽管但书规定了司法利益的例外,但是法院一般情况下应当遵循与罪行相关的所有量刑指南。而本案与《毒品犯罪量刑指南》具有关联性,因此应当适用,但适用的方式不应该过度机械化。在另外一个案件中,行为人为申请签证,与他人共谋通过诈骗方式取得虚假证件违反了《移民法》(Immigration Law),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在于对《移民法》的蔑视而非获取利益,因此委员会制定的《诈骗、贿赂以及洗钱犯罪量刑指南》(Fraud,Bribery and Money Laundering Offences Guidelines)的作用有限。[12]然而,Che一案的审判庭认为,如果抢劫罪的量刑指南对特殊类型的案件例如入室抢劫无法适用,那么法官有权适用《入室盗窃量刑指南》(Burglary Guidelines)中关于入室盗窃加重情形的规定。此外,审判庭重申了不应当适用已发布但尚未生效的量刑指南。[13]


(二)通用指南和总体指南


本部分主要讨论涉及通用指南和总体指南的案件,特别是一审法官和上诉法官在量刑中没有适用量刑指南的比例。在青少年犯罪的4起判例中,有2起案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