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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38辑/2019年·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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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38辑/2019年·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文化研究(第38辑/2019年·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周宪,陶东风等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24375

ISBN:978752016488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2729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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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编委会


主 编


陶东风(执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周 宪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编 委


国内学者


王 宁 清华大学


王逢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德胜 首都师范大学


乐黛云 北京大学


邱运华 首都师范大学


陈晓明 北京大学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


赵 斌 北京大学


高丙中 北京大学


曹卫东 北京师范大学


戴锦华 北京大学


海外学者


洪恩美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托尼·本尼特 英国开放大学


大卫·伯奇 澳大利亚迪金大学


阿里夫·德里克 美国杜克大学


西蒙·杜林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约翰·哈特莱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


刘 康 美国杜克大学


鲁晓鹏 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


格雷厄姆·默多克 英国拉夫堡大学


约翰·斯道雷 英国桑德兰大学


沃尔夫冈·威尔什 德国耶拿席勒大学


徐 贲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


张旭东 美国纽约大学


张英进 美国圣迭戈加州大学


·Editors-in-chief


Tao Dongfeng (Execute) College of Humanities,Guangzhou University


Zhou X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Editorial Board


Domestic scholars


Wang Ning Tsinghua University


Wang Feng zhe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ng Deshe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Yue Daiyun Peking University


Qiu Yunhu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hen Xiaoming Peking University


Jin Yuanpu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o Bin Peking University


Gao Bingzhong Peking University


Cao Weid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Dai Jinhua Peking University


Overseas scholars


Ang Ien 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Australia


Bennett Tony Open University, UK


Birch David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Dirlik Arif Duke University, USA


During Sim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USA


Hartley John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Liu Kang Duke University, USA


Lu Xiaop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Murdock Graham Loughborough University, UK


Storey John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UK


Welsch Wolfgang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y Jena, Germany


Xu Ben St. Mary\'s College of California, USA


Zhang Xudong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Zhang Yingj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主编的话


陶东风


在提笔给《文化研究》2019年秋季卷写“主编的话”前,首先要向各位作者和读者道个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本辑的出版出现了延误,非常对不起。


本辑的第一个专题“记忆与历史”集中探讨记忆与历史的关系。正如宋秋明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古代与现代》一文介绍的,虽然围绕记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西方学界的讨论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这个问题成为记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却是西方20世纪下半叶的事情。将记忆与历史明确区分并突出强调和重视两者的差异,也是这个时期才出现的独特现象。从古代到19世纪,记忆与历史的概念一直保持着亲近性和一致性。对记忆和历史概念展开历时性的梳理,将有助于重新辨析20世纪以来的记忆与历史的概念与关系。


关于这个专题收入的其他三篇西方作者的文章,主持人张淳做了非常到位的点评,我在这里不再赘述。对我自己而言,我只想谈印象深刻且有启发性的若干观点。保罗·利科的《记忆与历史之间》提到了记忆是在其接受语境和对记忆的争夺中得到建构的。因此,要建构(比如)犹太复国主义记忆的故事,必须描述和分析其所处的整体环境。这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成员如何记住和解释过去,如何建构过去的意义,以及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这种意义。特别重要的是,利科强调:历史的各个因素同时参与到各种过程中,并在再现历史的同时也互相影响和冲突。对于理解记忆的意义来说,这些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具有首要性的,我们需要将这些记忆理解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整体,这个整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利科强调了记忆的多样性。在方法上,它使我们能够梳理出记忆史的接受、再现和相互竞争的混杂性;在内容上,它可以避免人为的区分,使我们“可以探索同一时代的人们如何同时既是地方的也是国家的,既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宗教信徒,既为人父母也是将犹太儿童送到难民营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维希法西斯分子”。关于国家记忆是由不同的、往往是对立的记忆构成的,我们应该强调特定记忆与社会中其他记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将社会和文化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实体,不同的记忆在这些实体中相互影响。尽管如此,充满差异的诸多记忆仍然构建了“共同的分母”,这些分母“在符号层面上克服了真正的社会和政治差异,从而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许多民族记忆成功地再现了一种共同的命运,象征性地克服了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以便将共同体的幻象传达给在实际利益上截然不同的人。


帕特里克·赫顿的《大屠杀研究:从历史到历史记忆》是一篇综述性质的文章,介绍和评论了诸多大屠杀记忆的研究成果,信息量很大,对大屠杀记忆感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中获得很多启示。对我而言,最具吸引力的是文章中介绍的几位研究者一致关注的问题,即创伤记忆的持久性和延续性,以及正确对待创伤记忆的方法。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记忆、历史、遗忘》[1]中探讨了记忆的多种途径,并不断回顾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何调和对创伤事件的纪念(承认过去的存在)与继续前行的需要 (关心一个不再持续的过去)的关系。他警告说,像大屠杀这么臭名昭著的事件,只有承认其历史真相,才能在记忆中找到慰藉。大屠杀记忆悲伤和痛苦程度产出了人类的想象,因此它为人们提供了一道抵御这种记忆的屏障。利科认为,记录大屠杀幸存者证词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现实的保证,是历史的定位点,使历史学家能够从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中获得关于那段经历的真相,但历史必须尊重大屠杀记忆所带来的悲伤。在分析大屠杀的意义之前,必须首先请求对这段记忆的宽恕(原谅),然后才能对其含义进行分析。


卢索的《维希症候群》(TheVichy Syndrome)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战后法国领导人在民族和解的旗帜下以重新开始的名义,试图将不愉快的记忆抛诸脑后,认为法国维希政府战争期间的顺从合作行为,是战败国必要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悬置而非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受压抑的记忆”在战争结束后仍不断浮现,并困扰着后人,在战后的每一次危机中“维希症候群”都激起了政治对立。这里的教训或许是:结束屈辱过去的最有效方法不是遗忘而是记住它。另一位大屠杀历史研究专家弗里德兰德的观点与此非常相似。他认为,大屠杀仍然深植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的记忆中,它被压抑但又没有真正消失。蓄势待发的创伤时刻可能以噩梦方式卷土重来。大屠杀记忆作为创伤记忆具有不透明性,几乎无法进入,“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过去而在场”。这种“诡异(uncanny)的记忆”成为历史阐释无法绕过又难以处理的难题,它阻碍了在主流叙事中对历史进行历史化的可能,顽固地存在于其牢不可破的自治之中。与此同时,由于专业历史学家在这方面的无能,“文化产业”在再现大屠杀的历史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深受德国和美国观众喜爱的电影、电视剧、回忆录和通俗小说,在塑造大屠杀记忆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在其回忆录中,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谈论了与弗里德兰德相似的问题:从记忆的代际传递角度,分析创伤记忆的持久性,其主题是大屠杀对她父母的长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通过隔代传递的方式延续到自己身上。尽管伊娃·霍夫曼的父母在战争中幸存并于战后移居加拿大,但大屠杀记忆仍然持久对其造成困扰。霍夫曼描述了幸存者的孩子作为记忆承载者如何被吸收到历史中,借此证明作为反人类罪的大屠杀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她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屠杀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从个人记忆传递到集体记忆。幸存者的孩子难以避免地卷入了父母的创伤记忆中,霍夫曼将父母的经历与她自己对此的心理反思联系起来,以便理解父母的经历与她自己的经历之间的关系。霍夫曼向我们展示大屠杀的遗产是如何延续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如何演变的,即如何从一个家庭寓言转变为对历史的理解的。她的回忆录也是对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的成长道路的反思:大屠杀如何以无意识的方式塑造了她的人生。霍夫曼的回忆录既是记录,也是理解,同时还是治疗。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上述研究者的观点,乃因为我深刻体会到这个问题与中国的相关性。20世纪中国灾难频仍,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创伤记忆是被压抑到无意识的震惊性的苦难体验,但它又不断地回来纠缠人类(余华的《一九八六年》对此做了隐喻性的描述)。创伤记忆如果不及时得到处理,就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心理失调和应激障碍,使得人们无法以正确的方式处理过去,也不能以恰当的方式走向未来。德国、南非等地的经验强有力地证明:文化意义上的创伤经验常常是由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造成的,处理它的有效方式不是遗忘,也不是回避是非、和稀泥,而是在直面灾难、澄清真相、分清是非之后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解。否则,文化创伤也会像个人的精神创伤一样,貌似被压抑到了无意识层面,但它会通过各种契机在历史的某个时刻返回来困扰、纠缠人类。在此,德国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杰弗里·奥利克(Jeffery Olick)讨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家在其成立的头45年间所采用的记忆方法,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这更深刻地揭示了接受大屠杀记忆的困难。他以1945年5月8日盟军战胜纳粹德国这一天为讨论的出发点。这个日子在战后纪念活动中的意义,具有潜在的模糊性:它是失败的日子,还是解放的日子?选择前者,可能会被解释为对德国爱国主义的侮辱;选择后者,可能被视为企图逃避对这一段邪恶过去的责任。以何种方式纪念欧洲战争结束的这一天,都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到了20世纪60年代,对大屠杀的道德清算才随着阿道夫·


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开启了广泛性的公众讨论。在20世纪80年代,“忏悔的政治”成为一项新的“政治合法化原则”。他追溯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如何努力将对纳粹暴行和罪恶的承认纳入正式的赎罪仪式,这是对德国过去的象征性清算,目的是让年青一代从与他们父辈罪行的联系中解脱出来。他将他们的这个计划描述为 “忏悔的政治”[2]。讨论战时一代人的错误行为曾经是一个受到压抑的禁忌,而现在这个禁忌作为一种仪式,进入了人们的意识中,并对未来的几代人起到了告诫的作用。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国家的名义下所做出的著名的个人赎罪姿态“华沙之跪”,是一种以官方名义进行的赎罪政治。


本辑的第二个专题为“科幻文艺研究”。正如主持人陈国战指出的:“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科幻文艺作品通过对未来社会景观的想象与描绘,呈现的是特定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虑与恐惧、希望与梦想,因此,它们可以成为社会观念史研究的重要材料。可以说,科幻文艺作品无论多么天马行动、脑洞大开,都是社会现实问题的投射。”本专题收录的四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展开对科幻文艺的研究的。


在今天电影市场上,科幻片即使不是独霸天下,那也差不多占了半壁江山。众多的克隆人、机器人、外星人等出没于银屏。科幻电影借助现代科学展开幻想、构建故事、塑造人物,又通过视觉景观把幻想变成“真实”。从心理分析角度看,科幻电影既表达了现代人对技术的恐惧,又满足了其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从而成为最卖座的电影类型之一。


在近年来的中国文艺市场上,科幻电影亦呈繁荣局面,尤其是2019年的《流浪地球》,堪称“现象级”科幻电影大片。林品、陈子丰的《太空幕布上的家国天下——〈流浪地球〉与民族主义话语的对接》与杨宸的《在科幻时差中叙述中国——一种理解〈流浪地球〉的框架》分别对这部大片进行了精彩解读,并构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林品、陈子丰的文章认为,《流浪地球》能够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与话题热度,除了精良的制作之外,还在于其在国产电影工业领域的开创性意义,让“科幻-灾难片”这个长期由美国电影垄断市场的“爆款类型”与当下中国最能触动国人神经的民族主义话语发生了耦合。与此同时,在这部表现所谓“只有中国才能拯救世界”的民族主义主题的作品中,又随处可以发现好莱坞的影子。在情节推进的方式、叙事节奏的控制、人物关系的设置、末日奇观与太空奇观的展示等方面,《流浪地球》都从好莱坞科幻大片那里借鉴了不少惯例与经验。作者由此认为,《流浪地球》之所以能够赢得当代中国主流观众的广泛喜爱,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恰恰就是这部电影将好莱坞类型片中受众普遍接受的多种桥段巧妙地拼合在一起,同时又将好莱坞常设的英雄角色由美国人置换为中国人,并且往其中加入了许许多多中国的象征符号。杨宸同样认为,《流浪地球》是学习好莱坞科幻奇观电影模式的产物,它既在科幻时差中追模美国模式,又力图寻找中国特色。其既借助主流话语又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的策略定位,一方面有利于寻找到市场观众的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也势必使其成为意识形态分化和争夺的场域。文章认为,当我们谈论这部科幻片时,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系是“中国”;但这个“中国”参照系又是不自足的,因为它必定牵动着另一个参数“美国”。就此而言,《流浪地球》的意义恰恰生成于且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生成于纳入了与美国形成的科幻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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