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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就业促进政策研究:基于广西农民的需求表达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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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就业促进政策研究:基于广西农民的需求表达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汤玉权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26517

ISBN:978752016158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1740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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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获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与政府促进就业的公共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3BZZ023)结项成果

第一章 绪论


中国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而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特征,又体现在多个方面,如“社会生产力发展尚不充分,仍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发展仍然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公平需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人与自然发展仍然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求;经济建设与总体安全仍然不平衡,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安全需求”,以及“民主、法治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2];等等。对于民族地区来说,“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除了同样具有上述表现,还突出表现在与中东部地区相较的地区不平衡发展上,其中就包含城镇化水平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制约着民族地区内部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为此,研究民族地区如何促进城镇化水平的发展,从而实现我国地区间发展的均衡,在新时代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国外亦称城市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人类社会之初并无城乡之分。只有出现了社会分工,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以人口、财产、需求相对集中和非农业活动为其存在基础的聚落,才出现了城市的雏形[3],城乡分离也开始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指出:“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认为“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5]。以城乡分离为起点,人类开始了城乡分治,城市也开始作为文明的象征成为人们的追求,中国概莫能外。


古代中国的城乡分离是在春秋战国,尤其是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才真正定型。[6]但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非农业活动不同,古代中国城市的特点主要是集中,是以汪洋大海般的乡村为基础的[7],这种特点一直持续到近现代。中国城市化过于集中且数量一直过少,而广袤之地都是农村,城市只是农村中偶尔的点缀,力量过于薄弱,因而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之说。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镇化进程才开始真正起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0.64%,到1980年为19.39%,到了2011年已升至51.27%,实现了中国城镇化率过半的历史性突破。有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8]然而令人尴尬的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这一成果,却被屡屡诟病为“伪城镇化”[9]、“半城市化”[10]、“浅城市化”[11]等,表明城镇化质量并不高。城镇化质量不高的表现有二。其一体现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当前的城镇化率主要是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作为指标,即把暂住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口计算到了城镇化率中,使得城镇化率虚高。[12]国家发改委中小城镇研究室副主任乔润令就指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人口达6.9亿人。但是,2011年底中国农村户籍人口是9.3亿人,按照13.5亿人来计算,真正的城镇人口数量仅为4.2亿人,实际上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仅在35%左右,城镇化质量并不好[13],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也因此成为“城镇化的短板”[14]。其二体现为人口城镇化大大落后于土地城镇化。即城镇化进程中,更多的是以城市用地的扩张为重点,忽视甚至有意限制人口的进入,使得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呈现出外延扩张、粗放发展的特点。[15]


“伪城镇化”“半城市化”“浅城市化”造成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如进城务工人员无法融入城市,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妇女、老人,以致其赡养、抚养、教育、夫妻两地分居等问题无法解决,单身打工者更容易犯罪,以及季节性“返乡”给城市造成“用工荒”,对企业生产、市民生活等带来困扰。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必须转变,不能再延续过去的路子。中央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16]


何谓“新型城镇化”?自“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以来,中央领导人已先后在多个场合做了说明。2013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调研时强调,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指出:“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17]2013年8月30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在与大家座谈时强调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18]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2016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做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的城镇化,更重要的是人的城镇化,城镇的发展终究要依靠人、为了人,以人为核心才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本质”[19]。此外,中央有关会议与文件也对此做出过论述。2013年12月12~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20]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21]上述一系列论述表明中央对“新型城镇化”既有清醒认识,也有明显共识,即“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特点是人口城镇化,注重的是“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简单地说,就是新型城镇化不再是盲目追求城市规模扩张、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着眼于让有能力进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在城镇中住得下、留得住、能就业,其中,“能就业”是关键。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通过就业获得收入是在城镇住得下、留得住的根本。没有稳定的就业,没有比较高的收入,农民进城,即使有房子,也很难在城市体面安居。[22]因此,人的城镇化的第一要素是实现进城人口的持续而稳定的就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坚持就业优先,提高就业质量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动力。”[23]


在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自然、人文等原因,城镇化发展较为滞后,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也就更具有现实性与紧迫性。在这一目标和趋势下,大力推进人口城镇化及优先解决进城人口的就业问题,也就成为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路径。虽然有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靠市场解决就业。[24]但对于民族地区来说,由于在市场发育、产业发展、人口素质等方面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单纯依靠市场解决人口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就业问题,显然不现实,更容易出现“市场失灵”,从而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就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从根本上帮助进城人口解决就业问题,主动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促进就业。促进就业也由此成为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部分。由此,研究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中的政府促进就业政策,就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也由此成为本书研究的主题。


第二节 研究综述


科学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发展的过程,需要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进、补充、扩展或创新,从而获得知识增量。在关于城镇化及人口城镇化就业的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学术资源。


一 国外研究现状


(一)城镇化理论的研究


城镇化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班牙工程师塞达(A.Serda)于1867年在他的著作《城镇化的基本理论》中提出的[25],目前已被广泛接受。由此可见,国外学者对于城镇化(城市化)理论的研究较早,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系统,主要有结构转换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等。


1.结构转换理论


结构转换理论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钱纳里等人根据世界大多数国家1950~1970年经济结构变化的经验统计材料,描述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三者之间的变化规律,即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国民经济中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份额不断上升,农业就业比重也相应下降,而工业与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则相应提高,经济增长以及工业的发展促使生产要素从传统部门流向现代部门,资源与人口向城市集中,通过空间聚集效应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张。[26]


2.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理论主要解释为什么会有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从而完成城市化。这一理论的代表为刘易斯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根据刘易斯模型,社会中存在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可以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现代工业部门劳动效率高,不断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的较高工资水平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低工资水平,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驱动力量,也就是“推力”和“拉力”[27]。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做了补充、发展,认为刘易斯模型存在缺陷,即没有重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农业总产出在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开始减少,这个时候会因为粮食短缺而引起粮食价格和工业部门工资的上涨。扩张的工业部门与停滞的农业部门同时存在。如果在此过程中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则农业部门可以继续保持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剩余劳动力。[28]


3.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


可持续发展城市理论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不同阶段城市化的过程及结果的总结与反思,反映出西方国家在城市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资源环境的保护,强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强调了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设想,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即田园城市是为了安排健康的生活和工业而设计的城市,其规模要有可能满足各种社会生活,但不能太大,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环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或托人为社区代管。[29]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针对可持续城市发展需要提出了“精明增长”战略,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强调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对现有设施的利用,反对空间无序向外蔓延,将城市发展融入城市区域整体生态体系和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目标中。[30]


(二)人口城镇化问题的研究


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城镇化。近年来,国外对人口城镇化或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从社会冲突来研究人口城镇化。如Zhang和Song认为,由经济增长导致的大量城乡迁移和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失业与贫穷问题。因此,为抑制失业问题,采取控制城乡迁移的措施非常有必要。[31]二是从人口城镇化的渠道和路径进行研究,形成了西方人口城市化理论,包括城市化的根源、条件、动力、发展阶段、特点、规律和相应的理论模型。此外,还包括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城市规划和管理、地区差异和地域性专题研究、发展趋势和发展道路研究、城市体系和城市规模选择、城市化产生的问题和后果、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


(三)人口城镇化就业问题的研究


1969年,托达罗提出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认为,在人们中间存在着“期望收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然而城市中又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失业现象。农村劳动力在权衡“期望收入”和失业概率的基础上,仍然选择进入城市谋生。托达罗指出,应该重视农村和农业自身的发展,使农村本身能够留住大量的劳动力人口,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32]而自国际劳工组织1972年发表的肯尼亚就业报告提出“非正规部门”以来,国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就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正规就业”,并形成了多种理论视角,如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33]


综合上述研究概述可见,西方主要国家学者不论是对城市化的研究,还是对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就业问题的研究,内容都比较完善,而且善于根据各个不同阶段进行总结,并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提出新的理论思想,反映了理论与现实的紧密结合程度。


二 国内研究现状


与国外城镇的发展及带动学界长时期的城镇化问题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不同,中国的城镇化不仅长期滞后,国内学者对城镇化领域的研究也长期缺乏。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城镇化建设的重视加强,思想领域则在费孝通提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34]问题以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才开始活跃,研究成果也日益增多。本书从以下方面对国内城镇化研究现状进行概括。


(一)城镇化内涵的研究


传统的城镇化定义较为简单,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提法是: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一般含义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人口地域空间的变化。胡欣认为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和集聚的现象,包括城市人口和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城市社会化、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的提高。[35]二是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谢文蕙认为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36]三是产业结构的变化。秦润新认为城镇化是一种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逐步转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37]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新理念,体现了党和政府适应新形势与新潮流,推动我国城镇化取得新进展的决心。对此,国内学者的研究重心转移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研究。段进军等提出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在城镇化的新机制、新阶段、新模式、新动力、新格局、新目标这六个方面,主要表现在:城镇化发展机制应由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向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转变;从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城镇化应进入由“化地”到“化人”的重大转变;相对于外生的城镇化模式,新型城镇化应体现为内生城镇化模式;相对于出口和投资驱动下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动力应建立在消费驱动的基础上;从空间上来说,新型城镇化要由“非均衡型”的城镇化转为“均衡型”的城镇化;从发展目标上来看,城镇化应由“一维”的经济目标向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多维”目标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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