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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学刊(2020年卷/总第15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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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史学刊(2020年卷/总第15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法史学刊(2020年卷/总第15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生,王帅一等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5-01

书籍编号:30626520

ISBN:97875201660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75536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法史学刊(2020年卷/总第15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集刊名:法史学刊


主办单位:中国法律史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主编:张生


执行主编:王帅一


编辑委员会 (以姓名拼音为序)


高汉成 高旭晨 刘海年 马小红 齐钧 苏亦工 孙家红 吴玉章


徐立志 杨一凡 尤韶华 俞鹿年 张冠梓 张生 张少瑜


主编:张生


执行主编:王帅一


编务:田纯才


集刊序列号:PIJ-2018-241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编者寄语


《法史学刊》是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中国法律史学会秘书处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组织编辑的专业性学术集刊。集刊内容涵盖中外法制史、中外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等法律史学科的各个分支,间或旁及法理学、部门法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法律史学得以滋养的学科领域。


《法史学刊》原名《法律史论集》,已出版6卷。推始其前身,则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出版过的《法律史论丛》第1~3辑。故《法史学刊》第一卷、第二卷作为学会会刊,应为“总第10卷”、“总第11卷”。2016~2017年中国法律史学会又相继编辑出版了《中国法律史研究》两卷为学会会刊。《法史学刊》2019年卷承继学脉、接续传统,则应为“总第14卷”。


《法史学刊》虽然几易其名,但始终秉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以遵守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增进学术交流、追求学术创新为原则,力争办成海内外法史学人沟通信息、抒发心得、切磋学问、阐扬良知的学术园地。


《法史学刊》拟分设固定栏目和互动栏目。固定栏目初设“法史前沿”、“法律文化”、“评论译介”和“史料文献”四门,旨在反映法史学科的最新探索,展现法律文化研究的多彩景观,评析学术作品,介绍新见史料,解读文献,传扬知识。


互动栏目则视稿源状况并依同仁提议设立,我们鼓励读者、作者、编者间的交流互动。学界同仁可以围绕某一专题展开深入的研讨,也可着重展示某一特定地域的制度和文化,还可以追忆难忘旧案,推介优秀学人,畅谈学术思想、治学方法,抑或聊聊自己读书、游学的心得偶见,趣闻逸事等。


《法史学刊》固然离不开编辑人员辛勤的双手,但更主要的还是要倚重学界同仁的热心、慷慨与宽容。我们坚信,没有读者、作者、编者的心灵沟通、勠力同心,这个尚显稚嫩的学术园地便不可能枝繁叶茂,绿树成荫,四季常青。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新时代的《法史学刊》不设夷夏之防,没有歧视与偏见,不分读者、作者、编者之畛域,没有老中青学者间之代沟,不忘学术之初心,以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法史学刊》编委共识


2006年仲秋初笔


2008年谷雨改笔


2018年大雪三笔

法史前沿


从“疯病者”到“理性人”


——中国帝制晚期精神疾病法律的“差序格局”


张春海[1]


摘要:18世纪以降,对精神病人犯罪,清人从普通案件、伦理案件、政治案件三个维度,使用主观状态与客观法益两个标准进行定罪量刑。这三个维度分别对应个人、家庭与社会、国家三个层次。即是说,法律对疯病犯罪的规定与人间秩序相对应,并以此为标准,在非理性到理性的区间给精神病人以相应的定位,并以此判定其法律责任。这种判定与人间秩序中的“差序格局”相对应。之所以会出现此种局面,主要是因为时人对精神疾病的观察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改变反过来又使他们对与此相关的法律认知发生了改变。


关键词:精神疾病 清代 防弊 伦常 理性


一 引言


精神疾患虽是一种病理现象,但它发生在一定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不能完全以知识与理性来界定。在清代中国,就是如此。对于中华帝制晚期精神疾病法律的变迁,薛允升云:“疯病杀人……康熙年间,始有照过失杀之例。雍正、乾隆年间,又定有照斗杀拟绞之例。此外,二命有例,三命以上有例,尊长卑幼莫不有例,例文愈烦,案情益多矣……”[2]之所以会形成此种局面,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因为随着对精神疾病更为深入的认识,[3]清人对此类疾病的观察视角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种改变反过来又使他们对与此相关之法律的认知与看法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他们从对精神病人主观状态与认知能力的关注,逐渐转为对不特定之正常人可能受到威胁与损害的关切。这是一种双重性质的转变,一是主体的转变:从精神病人转向与之相对的他人与社会;一是判定标准的转变:从认知能力的主观标准转向法益损害的客观标准。观念的转变又产生了两种效果:首先,法律规制的对象聚焦于与“非理性人”有责任关系的“理性人”;其次,法律保护的对象则由从前的“非理性人”转为理性的正常人。之所以说此种转变是时人对精神疾病这一病症本身认识深化的产物,是因为他们深切地认识到,精神病人的精神世界难以认知,其行为亦无法预测,不可控制。只有转向可以依凭的客观标准与法律程序,才能使不特定的正常人免受无妄之灾。冷彻的理性主义逐渐取代了道德与心理上的怜悯与同情。这种以正常人之法益为出发点的不得已抉择,在法律制度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本文将依据现存相对丰富的法律条例与案例,对此进行探索,望专家学者批评指正。[4]


二 非理性的疯人:普通案件中的精神疾病法律及其适用


从现代法学的角度看,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所谓刑事责任能力,一般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的辨认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其通常的标准是一定的年龄、生理及智力发育。在此标准下,一般认为,精神病人属无刑事责任能力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判断,主要是因为在现代医学条件下,人们认为精神病人在发病状态下的行为乃其本人所不能控制,与他在正常状态下的意志无关。这其实是说,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是非理性的,正常的理性人无法理解这种非理性,起码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未找到沟通这两个世界的有效方式。


然而,吊诡的是,对于精神病人在正常人无法理解状态下做出的非理性行为,与之相对的理性世界却需在法律上给出一个由理性人界定的“理性”标准与解决方法,其内在张力显而易见。


在我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疯病之人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唐律疏议·名例律》“老小及疾有犯”条:“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上请。”[5]至于何谓废疾、笃疾,《户令》中有界定:“痴痖、侏儒……皆为废疾。恶疾、癫狂……皆为笃疾。”[6]“癫狂”之人即精神疾病患者被列入笃疾的范围,犯罪时刑罚予以减免。


《大清律例·名例律》“老小废疾收赎”条:“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7]从文本表面看,这一规定似与唐律无大差异,但其关于笃疾、废疾的范围为“废疾:瞎一目折一肢之类”“笃疾:瞎两目折两肢之类”,[8]并未直接将精神疾病包括在内,日本学者中村茂夫认为在清律本条的辑注中对此类疾病有列举。[9]他所说的“辑注”指康熙五十四年沈之奇所撰《大清律辑注》,此书在该条的“律上注”中说:“废疾者,或折一手,或折一足,或折腰脊,或瞎一目及侏儒、聋哑、痴呆、疯、患脚瘸之类,皆是。笃疾者,或瞎两目,或折两肢,或折一肢瞎一目,及颠狂、瘫癞之类,皆是。”[10]然而,如沈之奇在《大清律辑注·序》中所言:“采辑诸家者十之五,出于鄙见者半焉。”[11]此书乃一部私家注律之书,多为沈之奇一家之言,并无当然的法律效力。


实际上,如中村茂夫注意到的那样,清代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规定,大部分集中在《大清律例》卷二“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条所附条例中,它们大都是在18世纪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


这些条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理性色彩。[12]为了尽量减少精神病人非理性行为对正常人之法益特别是他们生命的侵害,法律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对此类人的监管责任,责任的主体亦被层层落实到位:一是明确规定负有直接义务的人员为病人的亲属、邻佑与相关官员;二是明确规定这些人在未尽到法律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雍正九年(1731)制定、乾隆三十二年(1767)删定的一个条例规定:


疯病之人,其亲属邻佑人等容隐不报,不行看守,以致疯病之人自杀者,照不应重律,杖八十。致死他人者,照知人谋害他人不即阻挡首报律,杖一百。如亲属邻佑人等已经报明,而该管官不严饬看守,以致自杀,及致杀他人者,俱交部议处。[13]


对这一规定,薛允升的看法是:“谋故斗杀人,罪及凶手足矣……疯病杀人,则累及亲属,累及邻佑,并罪及地方官,何也……患疯之人,未必尽有杀人之事,其偶致杀人,亦属意料所不及,若必责令报官锁锢,似非情理。如谓预防杀人起见,不知此等科条,万难家喻户晓,不幸而遇此事,即科满杖之罪,殊嫌未妥。设尊长患疯,而责卑幼以报官锁锢,更属难行之事。”[14]


他从法律、情理与伦常三个层面对此规定提出了质疑,若单从法理角度看,是相当有见地的。然而,制度不能仅看其自身逻辑的自洽、圆满,更要有现实感,关注切实的人生与社会。如引文所言,18世纪以降,人们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关注点已从疯病之人及他们的主观状态转为他们所侵害或可能侵害之常人与社会的法益。


在时人看来,精神病人所处的是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世界,以正常理性人的思维,推断精神病人的主观状态,并据此定罪量刑,不仅不合理,而且对精神病人也是无益的。与此同时,这种做法还会大大增加不特定之正常人被侵害的风险。这是精神病人与80岁以上老人与10岁以下儿童的不同之处。[15]这导致了思路的转换,并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规制那些与精神病人相关之人员的行为,才能减少此类“犯罪”带来或可能带来的危害。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非理性的一方,而在于理性的一方,法律对理性一方的规制才有意义。


在此语境下,法制亦发生相应变化,“防弊”逐渐成为清代精神疾病法律的核心。具体、详细而可操作的程序性法条相继出台。乾隆三十一年纂定、道光二十六年(1846)改定的一个条例规定:


疯病之人,如家有严密房屋,可以锁锢的当,亲属可以管束,及妇女患疯者,俱报官,交与亲属看守,令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锢。如亲属锁禁不严,致有杀人者,将亲属照例严加治罪,如果痊愈,不发报官验明取具,族长地邻甘结,始准开放。如不行报官,及私启锁封者,照例治罪。若并无亲属,又无房屋者,即于报官之日,令该管官验讯明确,将疯病之人严加锁锢监禁,具详立案。如果监禁之后,疯病并不举发,俟数年后,诊验情形,再行酌量,详请开释,领回防范……如不痊愈,即永远锁锢……地方官遇有疯病杀人之案,呈报到官,务取被杀之事主切实供词,并取邻佑地方确实供结,该管官详加验讯。如有假疯妄报,除凶犯即行按律治罪外,将知情捏报之地方邻佑、亲属人等,照隐匿罪人知情者,减罪人一等律问拟。[16]


这些措施可谓官民一体,层层设防。[17]进入嘉庆时期,对疯病之人监管的规定更为严格,刑部在对一个案件的复审意见中就提到:“疯病之人,时发时愈,其曾经杀人之犯,防范尤宜倍加详慎,议请以监禁二十年为断。如监禁未至二十年者,年分尚浅,即现报病痊,自毋庸议释。如监禁已逾二十年,及年逾七十者,旧病不至举发,精力就衰,取具印甘各结,题请省释等因。”[18]因有“疯病之人,时发时愈,其曾经杀人之犯,防范尤宜倍加详慎”的认知,故为了不特定之正常人的法益,以“防弊”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建立了起来,并为曾经杀人的疯病之人设定了长达20年的观察期。


除了严管之外,清人还注意到因精神疾病的不可知性而产生之装疯杀伤人的问题。嘉庆七年(1802),刑部“以疯病杀人之案,多有到案复审,供吐明晰之犯。若仅照例监禁,恐其装疯捏饰,冀图免抵”而奏请:“嗣后如到案及复审时供吐明晰者,仍按本律例拟抵。”[19]四年后,便颁布了如下条例:


凡疯病杀人之案,总以先经报官有案为据,如诊验该犯始终疯病、语无伦次者,仍照定例永远监禁。若因一时陡患疯病,猝不及报,以致杀人,旋经痊愈;或到案时虽验系疯迷,迨复审时供吐明晰者,该州县官审明,即讯取尸亲切实甘结,叙详咨部,方准拟以斗杀。如无报案,又无尸亲切结,即确究实情,仍按谋杀各本律定拟。[20]


为了防止伪装成疯病之人而杀人,条例对精神疾病的认定规定了一个客观与程序上的标准:在案发之前,其病史已在官府备案。对于没有备案而称患疯病杀人,之后又痊愈或在审讯中供吐分明的,其病况必须经官审明,并取得受害人家属的书面认可,方可认定为疯病杀人,否则应以谋杀本律论处,即不承认其罹患疯病的事实。[21]


与此同时,清代法律还对“假病妄报”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以将防弊宗旨落实到位。起初,每逢疯病杀人,“但凭地方邻佑呈报验详,并无治罪之文”,漏洞极大,故康熙二十八年(1689)题准:“假装疯病杀人者,审讯明白,或系谋杀、故杀、斗杀杀人,各依本律治罪;如无疯病而杀人,或证佐之人,说称实有疯病者,审无同谋受贿情弊,各照本律治罪。”[22]这一例文“对如何验证疯病真伪未作进一步说明”,仍不够严密。[23]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就有了上引乾隆三十二年定例。对此,薛允升论云:“此等疯病之人,有何罪过而严加锁锢,监禁终身,是直谓疯病者断无不杀人之事矣,有是理乎?”[24]如从视角转换的角度看,此类疑问自当冰释。


按照中国传统的法律原理,定罪量刑特重主观,可进入18世纪以后,由于对疯病之人的犯罪转以维护常人与社会的法益为主,而传统的主观标准又无法完全排除,这就造成了适法原则上的张力。嘉庆十一年发生了彭小三一案,由于彭小三“供吐明晰”,刑部的复审意见是:


诚以疯病杀人,系属无知,犯法原情收赎,又恐其别生事端,故拟以永远锁锢。虽或痊愈,不准释放,系为杜绝后患,免致再戕人命起见。至供吐明晰,拟以实抵之例,原恐狡猾之徒,知因疯杀人例不抵偿,始则逞凶戕命,继复捏病装疯,希冀幸免。是以各按本律拟抵,入于秋审,分别实缓办理……后遇有恩旨,仍不准与寻常缓决各案一体减等……其罪不至死者到案,及复审时病虽痊愈,若遽行发配,难保其旧病不再举发,复又杀人,是以一体锁锢。若因其现在病已痊,可即为另定条例,免其永远锁锢,固属矜恤之意,但此等人犯,疯发靡常,既不能保其到配之后不复杀人,亦无从定以年限。再四详核,莫若仍循旧文。[25]


刑部承认疯病之人犯罪时处于“无知”状态,这是从传统的主观标准出发做出的判断。然而,“原恐狡猾之徒,知因疯杀人例不抵偿,始则逞凶戕命,继复捏病装疯,希冀幸免”及“但此等人犯,疯发靡常,既不能保其到配之后不复杀人,亦无从定以年限”之类的说法,又是基于客观标准与法益的判断。时人深知如对疯病之人的犯罪仍按传统做法办理,弊端甚多,故在两难之间仍决定以客观标准优先。这是对疯病之人的钦恤与对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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