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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住房实现模式与农民工城市融入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子成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26521

ISBN:978752016247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650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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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农村劳动力离开自己的土地,纷纷涌入大中小城市务工谋生,逐渐成为城市产业经济变革的核心力量,为城市社会经济繁荣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全国农民工动态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迁移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农民工流动总量不断扩大,年均增速相对平稳,农民工流动渐显年轻化。2008~2018年,农民工规模从22542万人迅速增加至28836万人,总体增长了27.92%。而2010年以来,农民工流动增量较为稳定,年平均增速保持在2.27%的较低水平。从代际流动结构来看,老一代农民工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并且在2017年后新生代农民工总量开始超过半数,随着年长农民工流动意愿趋向减弱,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与更高技能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然成为城市社会建设的主力军。


二是从外出流动格局看,以部分迁移、省内跨市流动为主导,中西部地区吸纳功能有所增强。外出农民工中,2008~2014年农民工举家迁移比重分别为20.36%、20.41%、20.03%、20.67%、20.66%、21.22%与21.27%,家庭式迁移水平发生细微的上升变化,超过大均1/5的农民工选择家庭式的迁移模式;此外,尽管农民工部分迁移比例从79.64%下降至78.73%,其水平却一直保持在70%的较高水平,与举家迁移的农民工家庭相比,部分迁移模式下的部分家庭成员外出与部分家庭成员留守共同存在,形塑着农民工户籍地—城市间的独特社会经济联系。从流动地理距离看,农民工主要迁移模式多为跨省流动与省内流动,县际之间流动占比较低。2008年以来,农民工空间流动分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2010年以前大多数农民工选择省外务工谋生,省际流动成为最主要的迁移方式;而2010年以后,在同一省内的不同城市寻求工作机会与定居逐渐代替远距离的流动方式,农民工迁徙地理距离不断缩小,省内跨市流动具有时间与空间上的稳定性,是农民工最为理想的迁移距离,既能与户籍地家乡保持较为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也能在务工地城市享受更为充分的城市公共服务,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从输出地来看,2008~2018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从2008年的71%下降至2018年的54.8%,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所减弱,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占比从28.6%增长至41.8%。受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拉动政策措施的影响,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日渐提高,逐步实现地区间劳动力资源配置均衡(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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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2008~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与流动特征


三是从就业结构看,农民工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服务业就业比重大幅提高。近十年来,农民工普遍在第二产业就业,以从事制造业与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作为主。此外,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不断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民工于服务业就业。2017年以后,服务业就业比重开始超过50%,其中农民工主要在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务工;而相对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农民工在农业领域就业比例急速下降,2012年以后农业就业比重降幅最为明显,这与老一代农民工流动变化趋势相一致,由于新生代对农村了解、农业知识与技能掌握相对有限,随着老一代农民工回流,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的农业就业规模也随之明显变小,发生了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就业结构转变(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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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2008~2018年全国农民工就业结构变化


四是从住房实现形式看,农民工自有住房率较低,大多以租赁住房为主。2008年以来,农民工在目的地城市自购房比重波动上升,2014年以前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在1%以下,而2014年后,受城市房地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农民工自购房比例逐渐超过一成,并迅速跃升到19%的水平,农民工在城市住房资源的可及性有所提高,随着在务工地城市收入不断增加,其住房消费能力也有所增强。尽管农民工在目的地城市的自购住房比重迅速上升,然而农民工能自购住房的比例仍然不到1/4。在输入地城市,农民工普遍以独立居住或与他人合住的形式租赁住房,2008~2018年,农民工租住私房的比例从35.5%增加至61.3%,随着农民工住房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购房与租房比重的现实差距逐渐缩小,而租住私房的比重却始终保持在60%的高水平上,其中2018年租房所占比例约为自购房比例的三倍,在务工地租房是农民工最主要的住房实现形式。与自购房、租赁住房不同的是,单位提供住房,有利于适当分担农民工的租房压力,避免因能力不足而被迫居住在“脏乱差”的城中村或者居无定所。2013年以前,雇主提供的单位宿舍比重与租房水平相近,约为30%。2013年以后,居住在企业员工宿舍的农民工人数不断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在务工地城市自购房与租赁住房,其中居住单位雇主房的农民工大多转向租赁私房(见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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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08~2018年农民工当地住房实现形式变化趋势


五是从城市融合来看,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社会融合程度略微上升。务工地城市社会保险制度为农民工就业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障。作为基本就业保障,雇主为农民工购买基本社会保险比重明显提高,具体体现在2008~2014年,农民工在目的地城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事业保险的参保覆盖面逐步扩大。雇主基本都为农民工购买了医疗保险与工伤保险,帮助农民工抵抗不可预知的职业风险与健康风险,但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率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另外,城市认同度代表农民工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表征,反映农民工向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心理意愿。2016年以来,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的归属感稳步提高,将近四成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同属于“本地人”,超过八成的农民工表示比较适应目的地城市的社会生活;此外,在组织化参与方面,2016~2018年参加工会的农民工占进城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9.9%、11.2%与9.8%,出现轻微下降的变化趋势,城市工会组织为农民工提供劳动权益保障的能力依然较为有限。无论从城市权益保障、城市认同还是从组织化参与的层面来看,农民工权益保护都较为薄弱,自身市民化身份的接受意愿较弱,组织化保护的力度较为有限,整体城市融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农民工社会融合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总的来看,农民工流动出现新的特征:首先,农民工流动逐渐年轻化,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取代年长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主力军,具有高知识技术储备的年轻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城市定居意愿,城市融入意愿更强;其次,出于维持户籍地与城市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农民工流动开始从省外远距离流动向省内不同城市、县内不同乡等邻近式流动转变。在邻近的城市迁移中,是定居城市还是回流返乡取决于户籍地还是务工地城市哪个更有吸引力;再次,大多数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普遍居住在出租屋或单位雇主房中,自有住房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商品房的可购买能力不强;此外,农民工在输入地城市的权益保障水平、城市认同、市民身份意识有待加强,城市社会融合仍需进一步强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重点指出,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推动人的城镇化,以有序推动农业转移人口为重要抓手,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转变。而居有定所,公平获得城市公共住房资源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础与条件,能够增强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反之则增加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成本,逆向加强农民工回流意向;乐其所居则是提升农民工的住房环境质量,强化农民工城市市民身份认同,以永久性定居城市的方式实现城市社会融合。尽管如此,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仍然面临住房环境恶劣、住房消费不足与住房保障缺位的不利条件,为新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全面推进带来了诸多挑战。农民工实现自有住房与城市融入的内在联系如何,还需要理清以下问题。


一是农民工城市住房变动趋势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农民工自有住房、住房绝对支出与住房相对负担比年际动态演变?


二是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分布及其决定机制。即哪些因素影响了农民工返乡住房投资与城市购买独立住房决策?进一步地,家乡住房投资对务工地城市购买住房具有“替代”还是“促进”效应?


三是农民工实现城市住房自有是否具有异质性效应?结合新形势下农民工流动新特征,如民族特性、特定迁移模式(家庭迁移结构、流动范围、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是否影响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购买住房的意愿或能力?农民工特征变量在农民工住房问题上究竟具有“排斥”还是“融入”的作用?


四是城市住房实现模式与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效应如何?不同的居住现实安排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身份转变?务工地城市公共住房制度安排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保障作用,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呢?


国外关于移民住房问题与城市融入的研究大多基于社会排斥/社会分层或社会融合的单一理论视角,以移民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永久性迁移为基本假设,移民首先彻底与原籍国家切断所有的联系,并且移民在东道国受限于诸多社会排斥(如种族歧视、信贷制度限制、本地住房市场准入等)而遭遇居住条件较差、居住独立程度低,以及居住隔离等不平等住房待遇,深刻影响移民在东道国的社会融入进程,这一种理论视角单纯地剖析跨国移民在东道国城市居住现实模式的决定机制及其产生的社会融入效应。然而,在中国的特殊情境下,仅仅从务工地城市自有住房实现视角来考察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却忽略了在农民工暂迁性特征的背景下农民工住房投资不同组合皆会产生相异的融合效应。准跨国主义—社会融合理论视角却认为,与国际移民不同的是,农民工流动具有准跨国主义的特征,即农民工离开户籍地进城务工被当作是户籍地家庭储蓄建设资金的策略,农民工外出仍然保留着家乡社区居民的身份资格,与家乡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社会经济联系。由于农民工流动具有暂迁性的特征,那么在收入资金储蓄充分时,农民工具有返乡投资住房、退回户籍地所在城镇买房,以及留在务工地城镇买房等住房投资组合。准跨国主义视角下以土地、房屋为代表的社会经济联结将会形成回流拉力,从文化融入与心理融入层面上降低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与城市认同感,从而增强农民工返乡建设投资或者到小城镇购买住房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在本地并没有固定的居住住房,“城市”仅仅是农民工赚取返乡资本的场所,这明显不利于实现农民工真正市民化身份转变;从社会融入视角,目的地城市公共产品资源的可及性(如当地社会保险参与、公共住房制度的包容度、劳动力市场公平性)形成城市融合的拉力,强化农民工经济融入能力、文化融入能力、心理融入能力,农民工越有可能,就越有能力在务工地城市获得自有住房,实现永久性定居的梦想。


由此可以看出,从研究假设上,准跨国主义—社会融合联立视角更加凸显农民工双向流动的现实特征,户籍地—目的地城市的拉力强弱对比将产生不同的住房投资选择,并共同产生不同的城市社会融入影响机制,这与传统的社会排斥/社会融入理论“移民与原籍国完全隔离,仅考虑东道国住房实现模式产生的社会融入效应”明显不同,弥补了以往研究理论的局限性。从研究内容上,准跨国主义—社会融合视角综合考虑农民工个体特性与城市住房实现的关系、迁移特征与农民工住房融入关系,以及全面审视以家乡投资住房、小城镇买房与务工地城市自有住房等构成的住房投资决策组合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这为本书带来了新的思路与启发,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去深入探讨,如新形势下农民工新迁移模式(如家庭迁移结构、迁移范围)如何影响农民工住房实现?农民工民族特性如何影响城市住房获得?户籍地—城市间住房投资如何影响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的自有住房率?而家乡住房投资与城市住房获得是否具有排斥功能?目前城市公共住房保障设计是否取得了重大成效?


第二节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本书旨在从准跨国主义—社会融合理论的综合分析框架下,利用实证计量方法,以农民工住房实现模式与城市融入为核心,重点探讨农民工实现城市自有住房决定机制,以及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与城市融入效应两大问题,以期为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改革提供政策机制设计,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助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身份转变提供针对性的研究支撑。


从研究内容上,本书主要以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与城市迁移融入决策为核心,按照“提出问题→实证分析→政策设计”的思路,首先基于农民工迁移与住房变动新特征提出问题,然后在准跨国主义—社会融入的联合视角下,利用调查数据从十个方面展开研究,分别为农民工住房变动趋势动因研究、民族特性研究、地理位置与流动范围和农民工住房实现研究、少数民族城市自有住房获得研究、家庭迁移模式与新生代农民工自有住房关系研究、迁移模式与农民工住房负担研究、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住房差异研究、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决定机制研究、家乡住房投资与城市自有住房关系研究、居住现实模式与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系研究、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研究,最后进行城市农民工住房保障政策的机制设计(见图1-4)。


第一步,提出问题。基于农民工流动新特征提出研究问题:新形势下农民工在务工地城市住房变动趋势如何?哪些原因引致了农民工自有住房率、住房负担的纵向变化?不同的民族特性、地理位置、流动范围如何影响农民工购买自有住房?家庭式流动是否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购买自有住房的概率?迁移距离差距是否产生不同的住房负担水平?收入分异如何影响乡—城流动人口与城—城流动人口的自有住房差距?哪些因素决定了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住房投资形式之间是否产生替代性作用?居住现实模式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情况?保障性住房制度安排是否具有福利效应,真正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


第二步,实证分析。实证分析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的决定机制与住房投资决策的城市融入效应。第一部分为农民工住房投资的动态选择分析,这是本书实证分析的起点与基础,主要分析农民工住房投资决策决定的内在机理,包括几个层面:第一个方面为农民工住房变动趋势动因,运用Oaxaca-Blinder与Fairlie均值分解模型考察可观测因素与不可观测因素如何引致农民工自有住房水平与住房相对负担年续变化;第二个方面为家乡住房投资与实现城市住房自有决定,在假定农民工双向的、暂迁性流动特征、各种住房投资之间互斥的基础上,运用Mlogit多项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民工住房投资(在家乡自建房或在目的地城市买房)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放松住房投资选择约束,在经济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农民工投资住房形式可能具有多种选择形式,运用IV—LPM纠正内生性偏差并准确估计家乡住房投资与在务工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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