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田丰,李培林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6-01

书籍编号:30626534

ISBN:978752014899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1059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上海研究院智库丛书”编委会


主编 李培林


副主编 李友梅 赵克斌 周国平


编委 杨会军 张恒龙 林盼 李青

第一章 社会转型、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


一 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


与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相比,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发展可谓极不平凡。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受到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出现下滑;2009年,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经济增长“保八”成功;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成绩光鲜夺目的背后,翻开硬币的另一面却发现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少问题——城镇化水平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停滞不前、非公有制经济单位的地位和困境、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公平性下降、流动人口的增加和社会保障的滞后,以及人口构成的转变和老龄化危机等,这些社会面的问题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减弱,反而成为掣肘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负面因素。因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社会结构这只“看不见的手”(李培林,1992)不能被忽略,对新时期社会结构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阶层的研究亟待加强。研究社会结构先要分析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特征,这些社会发展特征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当前和未来社会结构状况和走向。


(一)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过渡


回顾1991年到199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10.7%;2000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10.2%;从2012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均为7.5%。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基本形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不简简单单的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中高速水平,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从强调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强调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经济增长结构从扩大增量向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并重转变,经济增长驱动从外向依赖型向内外需双轮驱动型转变,总体上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新阶段演化(见图1.1)。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1.1 1991~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从西方主要国家的历史演进来看,经济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后自然回落到中高速,甚至中低速的经济平稳增长态势,这是规律性的变化。对追赶型的经济体而言,中国在完成工业化之后必然要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尤其是如何扩大内需,刺激国内消费,形成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驱动模式。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除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外,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基本面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如下。


(1)中产阶层成长缓慢。现代社会中产阶层是一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力量,不仅体现在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而且体现在经济收入、消费品位等方面。一般认为庞大的中产阶层由于其政治态度偏向于稳重,职业收入稳定能够带动国内消费,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稳定器。中国政府也多次强调要建立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尽管政府、机构和学界都提出了不同的测算标准和测算结果,但中国社会当期没有形成占据多数的、稳定的中产阶层是不争的事实。仍然处于形成阶段的中产阶层无论是在政治态度上,还是在经济消费能力上,都不足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缺乏庞大的中产阶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长远的,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决定了国内需求的大小,在国际经济拉动趋缓和投资拉动效应递减的大背景下,中产阶层的数量和比例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2)贫富差距没有显著缩小。改革开放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口号的带动下,中国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建立了效率优先的分配体制,但先富效应并没有带动共富的结果。用国际上普遍承认的基尼系数来衡量,自2000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始终保持在0.4以上,而0.4则是标志着一个国家或者社会是否存在明显的贫富差距的标准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为0.491。此后开始缓慢逐年回落,但仍然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基尼系数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贫富差距状况,而且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的利益格局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匮乏(李培林,1995),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可能会存留一个社会底层群体,他们对社会不满的负面情绪能够感染社会总体心态,引发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富人的仇视。最重要的是,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经济恶果表现为,有消费意愿的穷人没有钱来消费,而富人的消费意愿比较低,进而形成国内消费不振、经济增长速度降低的恶性循环(见图1.2)。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1.2 2003~2014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3)社会保障仍处于低水平覆盖阶段。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探索之后,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社会保障的全覆盖阶段。根据媒体公布的相关部门统计数据,中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超过了80%,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95%。从一般社会保险覆盖率超过90%可以视为全民覆盖的观点来看,中国社会保障接近或者已经实现了全民覆盖。中国社会保障的特点在于,无论是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基本医疗保险,虽然保险覆盖率提高迅速,社会保障水平却偏低。众所周知,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实际上是增加了人们的持久性收入,相当于为普通民众编织了“社会安全网”,能够起到促进消费的作用。而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模式的后果就是没有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就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和抑制当期的消费,进而影响国内消费需求的增加,导致中国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的现状,难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型动力。


综合上述三点,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受到国际经济环境进入一个衰退周期的外在影响,也是赶超型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会受到社会基本面的影响。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忽略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完善,难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自均衡状态,反而会受到社会发展滞后的负面影响。现实中,中国经济发展在过往三十年不可谓不成功,但社会基本面建设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制度性障碍没有破除,一些明显的社会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最终没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支撑。反过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给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转折性的契机。如果能够仅仅把握“新常态”下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了解社会建设的最迫切诉求,也能够推动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优化、调整,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橄榄型社会。因此,对社会结构和职业分层的研究和关注也必然会成为社会转型期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新型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向人口市民化转变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城镇化率只有36.22%,2010年城镇化率增长到49.68%,2014年城镇化率达到54.77%,平均每年以超过1个百分点的速度呈线性增长态势。单从城镇化率和增长速度来看,虽然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中国城镇化发展处于近乎空前绝后的黄金期。可是,如果把城镇化的质量作为考量的指标,特别是把人口市民化作为主要标准,就会发现人口城镇化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土地城镇化的水平。人口城镇化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不仅仅体现在户籍制度上——把人口区分为非农业户籍和农业户籍,还直接体现在城乡在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的差距上。只要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不被打破,附着和隐藏在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社会投入制度不改变,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就会保持原样,不会有太大的改善,因此必须推进新型城镇化,方能解决问题(见图1.3)。


中国社会转型与职业分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1.3 2000~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变化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城镇化,而非土地的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并非简单地在户籍登记系统里更改人们的户籍属性,而是需要解决农村人口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均等化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如何转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等诸多问题。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进人口市民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市民化人口的就业和职业问题。新型城镇化把人口作为主体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在城镇地区内给农村人口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要确保农村人口城镇化之后能够自食其力地解决生计问题,能够在城镇地区实现稳定的就业。如果农村人口不能自食其力地稳定就业,那么,势必会对新型城镇化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可能成为城镇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此,新型城镇化解决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关键在于就业。而农村人口来到城镇就业,属于典型的职业流动。从职业来看,农村人口在没有进城、没有城镇化之前,绝大部分的身份是农民,而农民指的是从事与农业劳作有关的职业人群。进城之后,显然农村人口不可能再继续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劳作,其职业身份会出现转变。从就业者的产业分布上看,人口城镇化必然带来人口就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而以往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多是自发的市场行为,他们自己来到城镇,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来寻找工作,政府无须多加过问。但这一职业流动模式的弊端已经完全显现,一方面是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就业层次不高,大部分堆积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底端就业,难以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另一方面是农村人口在城镇从事的多属于城镇人口不愿意从事的脏、差、累工种,收入不高、待遇不好,很难让他们在城镇真正实现经济融入和社会融入,最终不得不回流到农村社会,转而形成了城镇留不住、农村不愿待的恶性循环。最终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反而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出现了“民工荒”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因此,在新型城镇化的路径下,必须改变农村人口依赖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寻找工作的自发性行为,政府必须合理、有效地培育和引导农村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特别是通过合理、有效地培育和引导农村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就业观念,为其实现向上职业流动提供帮助。由于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本身不带有长期居留的预期,且又缺乏足够的技能,因而,他们的择业行为往往呈现短期化的特点,没有长期的职业规划,这也是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必将影响到中国社会结构未来的变化。


推进人口市民化还需要解决城镇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的问题。以往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人们对自身主观社会阶层或者主观社会等级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中,能否获得相应身份认同是一个关键变量。身份认同通常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公共产品供给是否均等化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观。公共产品供给最为典型的是子女教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也是影响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职业代际流动,或者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因素。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之下,农村人口的子女在城镇地区上学、高考仍然存在诸多显性和隐性的制度性障碍。比如说,一些大城市为了确保本地人口的教育机会,不允许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在本地参加高考,即便允许参加高考,也不允许报考本科以上的院校。再比如,法律规定农村人口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就近入学,但相应的地方法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优先招录本地户籍人口的子女,在有空位的情况下,才招录外地务工人员的子女。与教育制度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这些多属于国家法律规定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但教育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因为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其本身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完全处于劣势,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下一代想在城镇定居下来,并实现在社会中的向上流动,最有希望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来实现。一旦教育这条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城镇社会堵死,那么他们身上将会出现阶层固化、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可能在一个庞大的人群中产生贫困的文化,甚至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病态化。


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衡量人口市民化程度最容易测量的指标,也是最受关注的指标。在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下,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上是截然不同的,农村人口即便来到城镇地区务工也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这一状况甚至被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化。比如,长期以来城乡居民分别适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有些地区还专门针对到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出台了相应的农民工医保制度,这些都是被制度化的城乡差异,如果不能够解决这些已经被制度化的城乡差异,那么人口市民化很难实现。直到近两年,政府才出台了《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对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实际上,新型城镇化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传统的观点认为农村人口可以把他们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社会保障,从而无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现实却是,如果没有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人口进城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很难在城镇社会中立足,不能实现在城镇地区的社会融入,更无法实现人口的市民化。而只有在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后,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才有可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中国城镇化水平最近二十年在市场化的推动下有了长足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依然会持续存在较长一段时间,农村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还有许多难题亟待破解。从长远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人口市民化步伐的加快,其对社会面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定居之后,他们成为城镇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未来他们能否有足够的向上流动机会则是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关键。如若农村人口进城后只能沦落为城镇社会的最底端,那么社会将会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


(三)社会组织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


“单位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在城镇地区以国有或者集体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单位等形式存在。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不仅是人们的就业和工作的主要场所,而且是覆盖一生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渠道,包括集生老病死等各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于一身的社会组织。可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它与人们的就业和工作有紧密的联系,进入一个单位就获得了一个稳定的职业和一份可靠的收入,其职业地位要高于没有单位的就业人口;另一方面它还代表着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各种福利,无论是子女教育,还是父母养老,单位都渗透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单位制一统天下的时代,中国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