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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成中英文集·第十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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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成中英文集·第十卷)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成中英文集,成中英

作者:成中英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05-15

书籍编号:30655581

ISBN:978730023720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311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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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总序


2006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卷本文集。在此四卷本文集中,我整合了获得博士学位后所写的一些中文著作。彼时是吾之哲学体系化的酝酿期,是吾之哲学体系化的第一阶段。为充实此四卷本文集,为将更多应收入的文章放进去,如部分英文著作,就有了出版十卷本文集的构想。整理十卷本得到了私淑于我的学生奚刘琴博士的帮助。奚刘琴博士帮助编辑了八本,加上我的两本英文著作的译稿,一起构成了现在所看到的十卷本。


通过这个十卷本,我回顾自己思想的发展性和完整性,有下面两个感想:第一,我的思想在不断发展中,思考面向繁多复杂,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时间有限,没办法加以发挥。另外,我在海外教学四十余年,有很多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英文著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无法全部翻译,所以这十卷本未能包含我绝大部分英文著作。第二,我的思想近年来有很大的整合性发展,我努力想把自己的思想整合为一个更完整的整体。尽管还没有达到我的理想,但这些整合性的发展使我对中国哲学未来的发展有莫大的信心,这一信念见诸我在2015年写的《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个人宣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这样说:


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再发展的宏图与愿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或可名此为哲学自信。基于我的哲学心路历程建立的哲学自信,我提出下列个人宣言:


(1)中国哲学是人类精神传承与世界哲学发展最根本、最重要的成分之一。


(2)中国哲学的发展体现出,也透视出人类多元核心价值的开放统一性格。


(3)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或其他重要哲学与宗教必须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本体诠释圆环。


(4)中国哲学在其根源与已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发展成为更为完善的本、体、知、用、行体系。


(5)中国哲学的发展关系着人类存亡的命运以及人类生命共同体与和平世界的建立使命。[1]


这个十卷本文集体现了我将自身思想加以体系化的第二阶段之发展。其与四卷本相异之处在于:


第一,十卷本的系统性相当完整,是迄今为止我的学术论著出版规模最为全面的一次,收录了最能代表我思想的各类中文论著,特别是我近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包括一部分重要英文论著的中文译稿。因此,本次出版更好地补充了四卷本文集一些衍生的意念,体现出我自己的哲学已更为系统化、一贯化。从四卷本到十卷本,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系统呈现。


第二,十卷本收入了两部能够代表我学术成就的英文著作的译稿——《皮尔士和刘易斯的归纳理论》与《儒家与新儒家哲学的新向度》,这是有异于四卷本的一大特点,能够使读者对我的英文著作有所了解。


第三,一些个别新论述,包括美学论述及对其他问题的新认识,都被整合了进来。这些整合工作是由奚刘琴博士帮助我完成的。


十卷本文集的出版是我思想的一个里程碑,为以后的整合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献,使我的思想有更好的发展,并与过去的思想有更好的融合。这一过程,我名之为超融,即超越的融合。我希望在今后发展出更多超融的工夫,便于以后的学术研究,促使中国哲学进一步发展。这是我最大的宏愿,希望中国哲学有新的发展和再创造,并能够再辉煌,尤其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不断地发挥影响,促进中国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和平。


这个十卷本亦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彰显了我哲学体系的规模、结构和内涵,表达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从中能够看到我的重要思想如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儒学思想的发展、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中国本体诠释学的发展、中国形而上学的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知识论的发展、伦理学的发展、美学的发展,其中也提出了很多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当前需要面对和审视的,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促进、推动和激励,希望引申出更好的未来。


一、深契西方哲学


我从198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学时,就抱定一个宗旨,即古典的中国哲学和现代的西方哲学应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理解的关系。自1965年起,我即开始在美国讲授中国哲学,亦讲西方当代哲学,遂能有此判断。我做这样的努力,就是要把中国哲学从历史的含义激活成为现代的含义,使它能够在知识论、方法论、本体论的观照之下进行一种真理的意识、现实的所指。当然,我注意到过去有些学者喜欢将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对照,将古希腊哲学与儒家哲学甚至道家哲学对照。但我觉得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后期中国哲学,从宋明到近现代,实际上也不一定要和西方古典流派对比。若能有针对性地用力,最终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全方位的现代对古典、中国现代对西方古典、中国古典对西方现代之对比,并把这个意义展开——这是三言两语无法做到的。欲达致于兹,必须先了解一套诠释的理论、诠释的哲学。


1985年之际,我已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诠释学的概念和方法。我们这一代学人注意到一个清楚的事实:西方哲学的发展在于理论和方法的交相利用。理论的发展需要方法的意识,方法的意识又是理论逐渐发展的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说明现象,能够更进一步地说明现象中有生的发展之可能性。方法意识是一个指导原则,而且比较具体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形成一个整合理念,它有一种逻辑的内涵,是程序、概念的集合。当然,理论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一个整体。从认识的过程来讲,这是一个方法;从对象来说,这是一种理论。由此观之,西方哲学基本上是从对自然哲学的关注、观察,发展到苏格拉底之“内省”的、对人心理价值观的看法。苏格拉底致力于所谓的“诘问”,以此把人的思想挖掘出来。他看到人的灵魂里面包含着一些隐秘的真理,所以他考察一个奴隶的小孩能否认识几何的真理,此即苏格拉底的“内部启蒙法”。到了柏拉图,提出了“理念世界”之逻辑界定法,形成了将现象与真实一分为二的分野,这样就更有利于掌握真实之为何物。柏拉图之后,就是亚里士多德之观察与推论结合的定义法。到中世纪,是一种权威信仰的方法;其后期,乃有皮尔士所说的形上学之概念和范畴构建法。到近代,最主要的就是笛卡儿的怀疑方法、斯宾诺莎的公理规范法、莱布尼茨的逻辑可能性创建法。至康德,形成了本质概念批判的方法。于黑格尔处,则有“正反合”的辩证法。“正反合”特别有意义之处在于,在“正”“反”“合”里面,“反”把“正”取消掉了,呈现出一个和过去几乎没有关系的新层次,谓之超验,超越出来。在此以后,最大的改变,就德国学者而言,即是胡塞尔的现象括除法,然后便是海德格尔的内省体验法。这之后,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则是非方法的方法,见其《真理与方法》。最后,是导向后现代主义的德里达之所谓“解构方法”。这些方法的引进,即是理论的引进;理论的引进,也带有新的方法。两者相互为因为果——这实际上是一种“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


英国哲学的传统是以洛克哲学作为基础,探求一种印象,有联想法、建构法。尔后休谟持怀疑主义,完全走向心理经验的印象主义建构法、上帝直觉认知的方法。到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乃有逻辑失真论的意义鉴定法,要消除形上学、伦理学甚至美学,只能按科学方法、逻辑方法——这是意义的保证,超过此方法则没有意义。这是很极端的。其后,奎因即重新建构,讲“经验的世界”,尤其谓是语言在表达经验,重构科学的知识,通过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来构建科学真理。总而言之,如今的西方哲学方法愈来愈复杂。


二、反思中国哲学


方法对于理论有其重要性。其实,西方哲学的一大要点就是欲寻求方法之突破,而方法往往要求一种逻辑对思想形式之规范,以及对此种思想形式达到目标之规范,比如胡塞尔的现象法要求“括除”,形式上就要排除联想领域的心理印象,此后方能达到真实存在之显露。任何方法皆同此理,最重要的是外在之规定,以达致对象化的真理目标。问题是,我们的经验往往不能完全排除,不能完全为一个规定好的目标重建,故必须永远寻找新的方法来创造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有时而穷,所以必须反复重新规范目的、起点与过程间的关系。


中国哲学重视人在整体感受与对外在世界之观察时所形成的内在之整体真实直观。所谓“真实”,是基于观察而感受、反之而再观察所形成的自然之“真实”,以现有的经验为主体、为要点。其从不排斥现实的经验,而是要从现实的经验当中体验出观察的成果,以去摸索、掌握感受之意义,并形诸文字。这种文字不一定是最精确的,但相对于语境和经验而言,它具有一定的内涵,且因为此内涵是针对现实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故可以没有界限,也可以引申到达无尽,故中国的终极概念均可以被深化、广化,也可以被显身成道家之“太极”“无极”,儒家之“本心”“本体”,佛家之“菩提”“大圆镜智”——此皆是从内在显身到外在的理念。此处所说的是中国化后受儒、道之影响的佛教,其呈现的终极理念,与儒、道的终极理念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即其均既无尽、终极而又可说明现象,不把本体和现象看作真实画等的关系,而是将其看作舍远取近、幻中作幻之经验。在这样的传统中,其重点在于以开放的心态来掌握真实,其方法为在观察、感受、沉思等心灵活动中以及在深化、广化过程中整合、融合我们的经验,使它形成对真实世界的观照、投射,引发出创造性活动。在这个思维内,方法已经消融于本体的思维之中,这和西方之方法独立于理论对象真实之外形成明显的对照。


故我认为,中国哲学若要让哲学思想者表达、传播、沟通人与人心灵中之意义,就必须强调大家内在之概念具有沟通性,具有指向的对象性,必须要有方法学以达致此。方法学的重要性在于把已经获得的经验、要融合的经验,用清晰明白的概念(至少)在形式上说得相当清楚;同时,也能将其各层次、步骤、方面、范畴、范围、过程说清楚。当然,兹方法系基于本体思想本身的超融性、丰富性。此方法可以是分析的、逻辑的、语言的、语义的,但必须要能把错综复杂的关系说清楚,说明其包含性和开放性。在这个意义上,方法的提出并不一定要影响到本体的思想。但吾人并不能因为方法消除在本体的体悟、经验中,就忘记方法的重要性。尤其在人类生活实践已非常频繁、交错的今天,现实中有多种不同的生活之功能性活动,故而要把我们重视的概念与所对应的实际生活之界域疏导得足够清楚。这就是一种基本的本体诠释。此基本的本体诠释,亦即“对本体的诠释”,就是基于分析的、系统的方法,强调分析、系统、概念,并且将本体之概念逻辑地、清楚地表达出来。比如孔子的心性之学,我们固然可以引经据典而论其概念之内涵,但为了说明斯者,还应该深化出孔子对生命之体验为何。唯有在生活的了解中才能掌握孔子之语的内涵,否则其一贯之道就无从彰显。我对早期儒家哲学的


认识,即在于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易传》等文本进行深度的解读,以掌握其最深刻的、真实呈现的真善美经验与价值规范。表达出的语言结构还须符合系统性、层次性、整体性、发展性,尤其既重其根源,又重其从根源到系统之间的发展过程。此即对本体发生过程之研究,即诠释本体之进程(onto‐generative approach)。之所以称本体是方法,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为方法而呈现出来的形式。而它又是本体,所谓“即体即用”“工夫所至即是本体”。此处“工夫”指进一步深刻地掌握本体经验,到深处去融合、甄定各种差异,以回应现实的需要,以进行更细腻的表达。故我认为,“工夫”是对本体的“工夫”,不等于“方法”,也不等于“应用”。


在本体学里,我们通过工夫来深化本体,此之谓“即工夫即本体”。而如果能深刻地掌握本体学,也能有工夫。因此,工夫是人的心性活动过程之实质体验。而心性又是很复杂的概念,涉及朱子以后的性体情用、感体知用、心体思用、意体志用之整合。斯更开拓出心灵所整体感受到的真实内涵,更能呈现出吾人所能体验的真实。[2]夫心智者,既可用以掌握性情,又能面对外在的世界,乃将性情与外在宇宙世界进行整合。这种工夫,可谓之“涵养”。此“涵养”是整体的,酝酿在心中,既不离开对外在世界的观察,也不离开内心的活动。苟将“涵养”与“格物穷理”对照观之,则“格物穷理”更是一种对象化的认知活动,而“涵养”则是将此认知感受加以整合与内在体验之举。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过去未能把“涵养”说得很清楚,故吾人作此深度分析,加以经验的认识。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对人之存在的自我同一性有所认识。心智是整合性情与宇宙现象的认知活动,开拓了性情和世界共存之终极认识、真实显露。故“工夫所至即是本体”,而此之谓“本体”,系假设我们能真正掌握之。若我们真正掌握了本体之真实感,那么就可以据此进行新知识活动、进行观察。但本体与工夫的密切关联并不代表斯是方法或应用,我所提到的中国传统思考当中,一方面要强调“本体”“工夫”之关系是整体的、内在的,另一方面还要强调更外在化的概念分析、逻辑分析、语言分析——此即方法。这些其实也被包含在整体思维活动之中。我认为中国哲学需要进行方法的革新。要建立方法之意识,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将传统本体哲学彰显出来,使别人能参与、能认知。不一定能取代别人的真实,但至少能让传统被更好地认识。故曰中国哲学需要方法。


三、揭橥本体诠释


我在上文中提到西方之方法,斯是一种辩证的过程,方法、理论相互超越而产生新的方法、理论。在科学理论方面,其化出了自然主义的知识论;在心灵整合方面,则化出了历史主义之心灵哲学、诠释哲学。此二者有对立的一面,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内在心灵主义论者要把科学知识、方法也纳入诠释体系里面,奎因、哈贝马斯则分别想把心灵哲学、社会哲学纳入基于概念的理论建设中。西方的这些哲学活动重在表达中的概念之建造、整合,而对终极的本体性之真实缺乏深入的探讨。其长期处在二元论、宗教哲学之上帝论的架构中,故难以深入思考“本体”之类问题,而陷入理论与方法的辩证发展、冲突中。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很需要一种本体的深化之革新,恰似中国需要一种方法扩大的革新一样。这是因为,西方与中国的传统只有在此转向中才能更好地融合。并不是说完成这种转向就必须要放弃原来的历史经验或哲学思考,而是要建立一个平台、一个层面,以更好地说明人类共同的经验、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通过彼此沟通,形成一个更能解决问题、取消矛盾冲突的生活世界。以上这些是我在1985年到1995年间所进行的基本思考,思考结果就是本体诠释学。兹在我别的著作中已多有谈及,此处仅是说明其发展之过程。


在这之前,我在从哈佛大学到夏威夷大学执教将近十年的过程当中,于西方哲学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我有一个很鲜明的立场:想确立一个真实的自然世界和一个真实的人生世界。这也许是当时我作为一位具有中国哲学背景之年轻思考者的基本倾向。面对西方那些怀疑论者,我首先是无动于衷,然后是进一步思考其所以怀疑,最后,我的倾向总在于化解此怀疑,而重新建立一种信念,来肯定真实性、生命性。这是一个中国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我是非常中国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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