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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认定的逻辑解构(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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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事实认定的逻辑解构(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张南宁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1-30

书籍编号:30655594

ISBN:978730025164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131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事实认定的逻辑解构(法学理念·实践·创新丛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版权信息







序:审判中心时代来了,证据是什么?

刘桂明[*]

一个被称为审判中心的时代悄然降临了。


从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到2016年6月中央深改组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从中央政法委在全国政法干部学习讲座上专门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讲解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从曾经连庭审中心都只能成为内部话语体系到今天每一位法律人都能津津乐道审判中心这个时尚词汇,这一切都标志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时代,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每一位中国人身边。


那么,究竟什么是“以审判为中心”呢?在我看来,一是从次序上看是以平衡为中心,也就是以控辩平衡为中心。二是从程序上看是以庭审为中心,也就是庭审实质化。所以,就要求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定罪量刑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三是从顺序上看是以制约为中心,也就是以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制约为中心。


如何实现控辩平衡,怎样体现相互制约,从而真正做到庭审中心呢?毫无疑问,证据就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所谓事实调查在法庭、证据认定在法庭、控诉辩护在法庭、定罪量刑在法庭、裁判说理在法庭,核心就在于举证在法庭、质证在法庭、查证在法庭、认证在法庭。


审判中心时代了,证据究竟是什么呢?


按照我们的传统理解,证据就是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存在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审判中,据以认定案件情况的事实,又称证据事实。在诉讼中,证据是认定案情的根据。只有正确认定案情事实,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从而正确地处理案件。因此,证据问题历来是诉讼中的关键问题。于是,对证据制度的研究已经形成一门学科,称为证据学或证据法学。


在美国证据法学的概念中,“证据”一般是指在裁决过程中能以理性方式影响最终判决结果的那些输入信息,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材料。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艾伦教授在其经典专著《证据法》中,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


对于本书作者所探索研究的事实认定这个课题,艾伦教授曾经说过,事实先于权利和义务而存在,没有准确的事实认定,权利和义务就失去意义。在我国,庭审中心主义的司法改革强调的是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而法庭上的事实调查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实确定没有本质区别。基于案件的证据,事实认定者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确定案件的真相。这种经验推论方法,因为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实际,因而得以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毕竟,所有的案件事实本身,就是我们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需要通过事实认定而形成证据和证据链,最大限度地再现乃至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可以说,事实认定是证据的核心,而证据问题又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实际上就是通过事实认定而围绕证据的搜集和运用进行的。


事实认定的过程具有其客观规律,更具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要达到事实认定的准确,就需要对其逻辑进行详尽的分析和了解,理清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规则,然后将其运用到法律实践中去。但是,有一种现象无法回避,那就是目前法学界对事实认定方法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制度建设的层面,很少深入技术层面。虽然关于事实认定这个命题,理论界已经存在诸多看法和观点,却没有一种说法是在专门针对事实认定的基本逻辑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


本书作者张南宁博士正是这样一位吃螃蟹者,也是一位探索者。从他当年告诉我他名字中“南宁”的来历开始,我就对他充满了好奇与关注。我无法了解他在军旅生涯中的风光,但我却知晓他作为执业律师的风采。他所在的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是我国中部地区一家知名品牌大所,而他在该所的管理层又属于中坚核心人物。在繁忙办案之余,经过艰辛努力与刻苦钻研,他在全国唯一的逻辑学文科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如期获得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又在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出站后,作为证据法学博士,更作为执业律师,他又回到了他钟情的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实务。现在,尽管已经没有了科研的压力,但他对科研的兴趣与关注丝毫没有减退。我为他在科研道路上的坚持,更为他将理论研究与法律实务打理得井井有条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逻辑学知识背景已经让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来审视法律实务中的事实认定。在本书中,他结合其多年的司法实务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创新性地围绕事实认定的逻辑解构进行系统的阐述和说明。为了叙述的需要,书中使用了很多的符号和公式,看起来抽象难懂,实际上深入浅出。因为符号只是表达的需要,书中的公式也没有复杂的计算。作为读者,我们只要顺着书中的论述,就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开事实认定的内部结构,最后水到渠成,豁然开朗。


在我看来,通过本书,了解事实认定的这些原理,一定有利于法律实务工作者把握事实认定的基本规律,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从而有利于妥善处理案件中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实现司法公正。


有鉴于此,在审判中心时代,我们看到,证据就是一座桥,它可以让我们快捷地从此岸到达彼岸;证据就是一条船,它可以让我们顺利地从这边到达那边;证据就是一双脚,它可以让我们踩着事实认定的石头从这里一步步到达那里。


是为序。

2017年9月4日于北京皂君庙


注释


[*]刘桂明,曾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现为中国法学会《民主与法制》周刊总编辑、高级编辑,同时兼任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符号释义


Bel信念


bx信任函数


BHE)培根概率


icon 真的否定


d证据力测度


d′观察灵敏度


Dou怀疑


dx不信任函数


事件出现,证据


E事件不出现


Eb证人相信E出现


Eb证人不相信E出现


Es证人的感觉赐予E以证据


Es证人的感觉没有赐予E以证据


icon假的确实


Go关于客观性的概括


Gs关于观察灵敏度的概括


Gv关于诚实性的概括


H假设


icon真的确实


K*信念集


icon由语句A修正信念集K*后的信念集


LRE概似比


icon假的否定


icon相对于﹁H的几率


PA)事件A的概率


icon给定条件A时事件B的概率


icon概似性


PH)先验概率


icon考虑证据E时的后验概率


Pl似然性


s证据支持


T证人证言


Ux不确定函数


WW*证人


icon 意见


icon 传闻意见

导 论


众所周知,法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持社会秩序,解决社会纠纷,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途径就是法庭审判。法庭审判的过程是一个司法三段论的运用过程,即通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发现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然后理解法律、寻找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则,最后得出结论,作出裁判。这一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庭中的事实认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个法律制度不能一方面声称要实现正义,而与此同时却放弃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如果将对重要事项的判断建立在虚构的事实基础之上,那么就如同通过掷骰子来决定被告的命运一样,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追求真相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案件真相的发现往往却不是那么顺利,正义的实现也不是那么容易。


首先,法律作为规范,是人类制定出来的,不可能涵摄人类的一切行为,这就可能导致法律的漏洞。而且法律规范本身还有不确定性。案件事实不是法官亲身经历的事件,法官只能凭借双方当事人的证据来判断案件事实真相。在司法实践中,诉讼活动面临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各类案件,法律也不可能把各种证据的能力一一作出规定,更不可能一一预设所有证据的证明力。况且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真相最为清楚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受利益的驱动,极力呈现对己有利、藏匿于己不利的证据,使多种版本的事实浮现在事实认定者面前。法律又不能提供鉴别事实真伪的具体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只有依靠经验推论来评判证据和确定事实。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荣宗先生所言:“惟时代进步,社会生活复杂,以有限之证据法则欲规律无穷之社会事,已有实际困难。立法者认为,不如全面信赖法官之智慧良心与经验,以法官的自由意思采证认定事实为裁判,较能符合真实。”[1]


其次,没有一套万能的事实认定方法来帮助事实认定者确定案件的真相。从事实认定的语境来说,两大法系由于法源的不同在诉讼模式方面存在一些差异:普通法国家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大陆法国家采用的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英美法国家,陪审团负责案件事实审理,法官只对证据能力作出指示,而陪审团对事实的发现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在大陆法系国家,因是采用职业法官裁判制,法官是受过专业训练、具有推理演绎能力的专业人员。通常法官是依法庭上获得的证据加以演绎归纳分析,通过内心思考推理而形成内心的心证。但是在英美法系的法官看来,其主观上或内心所获得的对某一案件事实存在的信服程度与大陆法系的法官所感受到的“心证”并无实质上的差异。[2]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享有对事实认定的法官或陪审团可以几乎无所拘束地运用和认同经验法则,并且以一个常人的心态来对待事实问题,在不存在任何反证的前提下至少使案件事实的认定不至于违背事物发展的常态,与事实和情理相吻合。[3]由于法律不可能规定证人要怎样陈述,五官表情要怎样,才可以相信或不相信,只好委由法官或陪审团凭其良心与理性去自行判断。目前,国内很多学者把这种事实认定方法称作“自由心证”。“自由心证”最早为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学者从法语的“Intimé Convinction”译出得名。“心证”本身就包含了“自由”的意思,所以很多学者已习惯将两词叠用。事实上在英美法国家,并没有类似的表述。与此最相似的莫过于边沁的自由证明。自由证明与自由心证尽管有相同的含义,但它们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最主要的区别是自由证明是相对证明主体而言的,而自由心证是针对事实认定者而言的。


可能很多读者会认为,自由心证在英美法国家没有相应的表述,大陆法国家对这一术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我的观点看,当然对此深信不疑。不过,我还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在英美法国家还是在大陆法国家,基于解决争议的目的,事实认定者认定案件争议事实的基本方法是相同的。所以,无论把它称作什么,都不影响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事实认定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或逻辑的探讨。之所以这样说,仅仅是因为不同学术流派采用了不同表述,但并不说明它们就有完全不同的意思。


传统法学理论将自由心证视为事实认定的方法,这是因为英美法国家早期实行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因无证据规则的限制,法官及陪审团可自由裁断,因此与自由心证密不可分。甚至认为“陪审制度与自由心证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将审判建立在陪审团的基础之上,那么自由心证主义才算真正找到了归宿”[4]。其后,因受到自由人权澎湃发展及人权保障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逐渐由法定证据法制转趋自由心证法制,而英美法系国家由于在诉讼制度上采取辩论式的诉讼制度,在双方当事人互相抗辩的诉讼中,需要预先制定一套可供双方共同遵循的证据法则来指引非专业的陪审团。因而,自由心证法制主要表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而法定证据制度则主要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相关联。但不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明力之有无、强弱,都是委由法官或陪审团自由心证判断。自由心证证据制度可以使法官对证据进行理性的自由判断,顺应了诉讼证据本身的复杂性,遂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证据制度。


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理论界对自由心证还是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法学理论,属于唯心主义,因而更谈不上对自由心证的技术性研究了。在诉讼证明模式上,尽管我国法律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自由心证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存在,但由于法律条文中未直接使用这一术语,因而学术界还不时存在关于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中自由心证主义与法定证据主义孰重孰轻的争论。主张自由心证者有之,主张法定证据者亦有之,更有人主张将两者结合或以某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均已穷尽了二者之排列组合种类。这种争论既困扰着我国的司法实践,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证据立法活动。在研究方法上,即使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在讨论我国确立自由心证证明模式的必要途径时也主要是提出建立高素质的审判队伍、建立真正的司法独立制度、确立心证公开制度、心证监督机制和心证错误救济制度等,而忽略了自由心证认知逻辑理论的建树。也有个别学者对自由心证持畏惧态度,认为我国缺乏自由心证的土壤,实行自由心证暂不可行。这显然是缺乏对自由心证认知逻辑的理解而产生的恐惧。理论上的缺失导致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滥用自由心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例如,2003年1月8日《上海法治报》报道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首次使用“自由心证”审理了一起借款案件。该案号称中国“自由心证第一案”,但实际上是“滥用自由心证第一案”[5]


自由心证原则的发展可以视为如何从立法、司法实践上将理念还原为技术问题,并形成具体的制度来保障理念原则的体现与发挥的问题解决过程。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不同的法技术构成甚至对理念的修改。事实认定的心证问题的浮现就是这一过程不可避免的事件。十几年前,法律界就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本人的博士论文《自由心证的认知基础》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时至今日,笔者通过大量的法律实务活动发现,在实务界,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令笔者感到尤为震惊的是有些法官甚至完全摒弃了法律。这势必将案件事实的认定引入错误的方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尤其是要进一步探讨事实认定中的逻辑规律。加强对事实认定基本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其中的认知基础问题,可以进一步澄清理论上人们对它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也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引。认知基础问题涉及认知科学、逻辑学、认知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笔者根据我国目前司法实务中的实况,希望从跨学科的角度来探讨事实认定过程中的规律和方法。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拟通过运用这些学科的工具或方法对证据来源、证明力评估、主体信念变化、事实认知方式等方面进行考察,揭示事实认定的逻辑规律,试图在事实认定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做一个尝试。


因袭的法律理论注重建立司法活动的外部程序限制,却很少注重法官的内部世界。而事实认定是法官的一个心理活动过程。事实认定的认知基础问题就涉及了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众多学科,因而对它的研究必然不只是运用某种单一的法律分析、逻辑分析或心理实验方法,而是它们的综合。我们称这种综合方法为“认知方法”,因为对问题的认知是它们共同的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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