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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交往、参与——走进国际哲学共同体(守望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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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对话、交往、参与——走进国际哲学共同体(守望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个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哲学共同体的过程与思考,与冯·赖特、威廉姆森等世界著名哲学家的深度对话与交往,对当代中国哲学的批评性反省,折射世界哲学的发展前沿

作者:陈波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7-15

书籍编号:30655617

ISBN:978730028339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1731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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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自序


本书是我与国际哲学界交往对话、主办或参与国际性学术活动、逐渐融入国际哲学共同体的历程的一个相当完整的记录,分为三辑。


第一辑,访谈录:与大师面对面。1997年8月至1998年8月,受芬兰国际交流中心(CIMO)资助,我第一次出国,到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做访问学者,跟从冯·赖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并在那里常见到雅科·亨迪卡(Jaakko Hintikka),对他们两位做了访谈。这次芬兰之行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说一点,我于2016年至2018年作为国际哲学学院(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IIP)院士候选人,五位推荐人中有三位来自赫尔辛基系统。2002年2月至2003年2月,作为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科学院、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共同资助的研究员(CSCC Fellow),我在美国迈阿密大学与苏珊·哈克(Susan Haack)共同工作了一年,当年及2016-2017年对她做了两次长篇访谈。2007年8月至2008年8月,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到牛津大学哲学系做访问学者,跟从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对他做了一次长篇访谈,在那里常见到迈克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与他一起出席各种讲座和讨论班,曾有过简短交谈,还出席了哈特里·菲尔德(Hartry Field)在牛津的约翰·洛克讲演。2014年,我在日本大学人文学部做校级交流学者,住在东京大学附近,在那里读了吉拉·谢尔(Gila Sher)的不少论文,并与在东京大学做讲演的她本人见面,后来我们有了密切的交往,我曾多次邀请她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2017年夏天,受北大“文科博导短期出国项目”资助,我去谢尔工作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待了两周,一起完成了一篇长篇访谈。我读了迈克·比尼(Michael Beaney)编选的《弗雷格读本》(1997),发现编得极其认真,很有水准,于是在牛津对他做了一次长时间访谈。这些篇目构成了第一辑的内容。


第二辑,交往实录:体会与感悟。其中,收入两篇有关冯·赖特的文章。在芬兰访学期间,我主要跟他接触,相处十分愉快,我甚至有他办公室的钥匙,也多次到他家里做客,与他建立了私人友谊。我曾经写道:冯·赖特“使我明白了什么叫贵族,什么叫绅士,什么叫大家气象”。他对我的人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与苏珊·哈克在迈阿密待了一年,尽管她为人处世别有格调,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密切关系保持20多年,首先她是我在逻辑哲学研究上的引路人,其次她也在一般哲学研究上影响了我,我奉她为老师,在她面前执弟子礼。在牛津的一年,与威廉姆森相处不错,后来也保持了密切交往,多次邀请他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为他在北大主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2015)。他做哲学的方式和理念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最令我佩服的地方是:无论说什么,总能说出一些新东西,并且总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的告诫:说出点不同的东西(say something different)。我与蒯因没有见过面,但有多次书信往返。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我写作了一部有关蒯因哲学的专著。可以说,我至今仍然是蒯因的“粉丝”,他的逻辑学背景、他做哲学的方式、他的哲学洞见甚至他的写作方式,我都非常佩服,他为我怎么做哲学树立了一个标杆。我喜欢他的断言: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蒯因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my hero),甚至是唯一的英雄。我对接触过的许多学术人物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保留,保留最多的是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我尊敬他,曾邀请和安排他到北大和中国其他高校讲学,为他在北大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2012),但至少从2007年牛津访学以来,我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质疑他的严格指示词理论及其在形而上学、知识论上的各种推论,并建立我自己的替代理论。第二辑中还有几篇文章展现了我对分析哲学、什么是哲学、如何做哲学等等的回顾和思考,或者是我对新理论的建构。


第三辑:主办国际研讨会纪实。我在牛津访学时,在私下交谈中威廉姆森的一番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很多大学,有很多哲学系,肯定也有很多哲学教授。但是,在重要的国际期刊上,在重要的国际出版专著中,在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却很少见到中国哲学教授的身影,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当时下定决心,从我做起,参与到对哲学问题的原创性研究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参与到国际哲学共同体中去,并且还要做一番工作,把国内哲学界与国际哲学界“勾连在一起”。北京大学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下放到系里,而是各个部门都有一部分资源面向全体教师公开申请和评审。我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学校有关部门,特别是从国际合作部、研究生院、教务部那里申请到不少经费,用于邀请国外学者到北大讲学和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至少从2000年起,我先后邀请了苏珊·哈克(Susan Haack,美国)、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美国)、蒂莫西·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英国)、达格芬·弗莱斯塔(Dagfinn Fllesdal,挪威)、伊尔卡·尼尼罗托(Illka Niiniluoto,芬兰)、约翰·塞尔(John Searle,美国)、谢利·凯根(Shelly Kegan,美国)、吉拉·谢尔(Gila Sher,美国)、迈克·比尼(Michael Beaney,英国)、约翰·塞蒙斯(John Symons,美国)、米尔恰·杜米特鲁(Mircea Dumitru,罗马尼亚)、马蒂亚斯·席恩(Matthias Schirn,德国)、道格拉斯·拉凯(Douglas Lackey,美国)、阿蒂·皮塔瑞伦(Ahti-Veikko Pietarinen,芬兰)、饭田隆(Takashi Iida,日本)等学者到北大访问。还连续8次举办“×××、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按我自己的构想,其中第一个词表示会议主题,后两个词表示研究该主题的两条路径:逻辑和哲学。这些研讨会是真正国际性的,每次都有该领域的国际大腕学者参加,每次国外及港台地区学者总数都在10人以上,有时候达20多人。这些会议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形成了某种“品牌”效应。这些会议包括:“弗雷格、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1),“克里普克、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2),“蒯因、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3),“威廉姆森、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5),“悖论、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6),“真理、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7),“亨迪卡、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8),“模态、逻辑和哲学”国际研讨会(2019)。2012年,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我受命筹办“哲学教育与当代社会——世界各国哲学系主任会议”,会议很成功。2019年底,受北大国际合作部和人文学部资助,我主办了另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如何做哲学——元哲学与哲学方法论”国际研讨会,规模60多人,国内外很多重要学者与会。我的学生撰写了这些会议的综述,我对它们予以仔细修改,然后推荐给学术刊物,大都公开发表了。现将它们收集在这里,作为我的一部分重要工作的见证。


2018年,我有幸当选为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IIP于1937年创始于法国巴黎。根据IIP章程,正式院士名额不能超过115人,目前有经选举产生的来自多个国家的正式院士近70人,荣誉院士近40人(只要不连续四次不参加IIP年度活动,院士称号就是终身的,但80岁以后转为荣誉院士)。2019年8月底,我第一次参加了在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IIP院士年度大会,开始熟悉和参与IIP的运作,以后要争取在该组织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也会继续在国内哲学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前不久看了一部国内大热的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颇得我心我情。“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自己的命自己扛”,“若命运不公,就与它斗到底”,“在异议中成长,在孤独中疗伤”,“今后我与我自己流浪”,“背影会解释我所有的出向”。窃以为,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点哪吒的影子。我已年逾六旬,尽管谈不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但只要身体允许,还是会一直做下去,这么多年潜心学术,似乎才渐入佳境;也没有学会别的,不做学术,还能做什么呢?那就继续做吧,既问耕耘,也问收获。至于能收获什么,顺其自然吧。


陈波


2019年11月30日于博雅西园寓所

1.哲学首要是思想家的事业[1]
——陈波教授学术访谈录


一、面向问题的治学理念和国际化的治学道路


刘叶涛:刘景钊教授先前曾对您做过长篇访谈——《打开学术视野,坚持独立思考》,发表在《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上。我的这次访谈集中关注您此后所做的工作。这样可以吗?


陈波:很好。


刘叶涛: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学术随笔集《与大师一起思考》。这本书虽然也收集了您对一些特定学术问题的研究,但更多的似乎涉及您关于如何做哲学工作的思考,算是一种元层面的方法论探讨。我读这本书时,对这一点印象格外深刻:您着力强调的是,要面向哲学问题本身,不仅“照着讲”,而且“接着讲”,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去,参与到哲学的当代建构中去。我的这种阅读感受是否准确?


陈波:很准确。我在该书的很多篇章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序: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照着讲”与“接着讲”》、《文本诠释与理论创新》和《像达米特那样研究哲学》等文中。


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学界形成了两种学问传统:“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前者强调对经典文本的反复阅读、深入理解、准确诠释,以及随后的介绍与传播,强调工夫训练和知识积累,强调对先贤的尊重。这当然有利于文化和文明的传播和传承。后者则是另一种读书态度,它强调我的阅读、我的感受、我的理解以及我的思考。我认为,对后一种读书态度的最好表达来自美国早期诗人哲学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才产生了过分的影响,那么天才本身就足以成为天才的敌人。”听话的年轻人在图书馆里长大,他们相信自己的责任就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等人在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忘记了西塞罗、洛克、培根等人在写这些书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爱默生要求读者在面对书籍时,要始终记住:读书的目的是开启心智、激活灵感,以便让自己投身于创造。“我们听别人讲,是为了自己也能够说!”[2]


刘叶涛:问题是,在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哲学界,“我注六经”的传统太强大了,而“六经注我”几乎没有形成气候,更别说形成所谓的“传统”了。


陈波:完全正确。仅就中国哲学界而言,绝大多数学者、绝大多数资源都投向了哲学史研究。我曾经写道,放眼望去,国内哲学界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原来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的学者,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哲学学问化,把重点转向了文本研究、源流考辨、义理澄清等等,转向了“马克思学”。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学者,也是在做另一种形式的“历史”研究,只不过是“当代史”:把主要精力投放到翻译、介绍、转述、诠释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和著作上。这一现象在中国哲学界司空见惯,但仔细思考却非常令人惊讶:几乎整个中国哲学界都在做“哲学史”,没有几个人在真正地做“哲学”;几乎所有人都在研究他人的哲学,没有几个人在做原创性研究,发展自己的哲学;几乎所有人都面向哲学的过去,没有几个人活在哲学的现在和当下,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


刘叶涛:但哲学史研究本身也是严肃的学术事业,得到了国际学术共同体的公认,本身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陈波: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实际上,即使是做严肃的哲学史研究,也有两条很不相同的路径。一条路径是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老老实实阅读、原原本本理解上,然后加以整理和诠释,力求忠实地介绍和传播给公众。这是一条重要的路径,但不是唯一的路径,还有更有价值的路径,即不是把所研究的哲学家当作尊崇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对话伙伴,有时候甚至换位思考,替他们着想:他们在这里本来不应该这么讲,而应该那么讲;他们本来不应该在这里停止,而应该说出更多的话,做出更多有意思的工作。这就是傅伟勋所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主张在研究某位思想家的学说时,要依次考虑如下5个步骤或层面:(1)“实谓”: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3)“蕴谓”:原作者可能说什么;(4)“当谓”: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5)“创谓”:作为创造的诠释家,我应该说什么[3]。按这样的路径去治哲学史,哲学史家就有可能变成独立的哲学家。这样的典范之一是英国哲学家迈克尔·达米特:他从对弗雷格(Frege)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入手,逐渐进入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成为一位独立的原创型哲学家,并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刘叶涛:正是基于您对于此类问题的长期思考,2005年您为由您策划、由人大出版社出版的“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写了一个总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本性”。


陈波:谢谢你提到该序言,它表达了我关于哲学教育的一些很重要的思想。我写道,国内的哲学教育有必要做改革,其改革的目标就是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教学的重点不是传授某种固定的哲学知识形态,而是培养学生对哲学智慧的强烈好奇和兴趣,以及传授追求、探索这种智慧的方法、途径和能力。其具体做法是:(1)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2)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3)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4)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5)适当关注当代的哲学论战和当代社会现实。


刘叶涛:您于2010年发表的《面向问题,参与哲学的当代建构》一文,更为系统地阐发了您的上述思想。据说,此文的核心思想与您于2007年8月到2008年8月在牛津大学访学有很大关联。


陈波:确实如此。2007年,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那年我50岁,留给我的学术时间还有,但已经不是太多了。我在牛津的联系人是蒂莫西·威廉姆森,他实际上只比我大两岁,但已经是誉满天下的哲学家了,他当时是牛津大学逻辑学讲席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挪威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科学院院士,所出版的几本书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很大的反响。最近几年他又获得了很多新头衔: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爱尔兰科学院院士等。我当时就想,我们都一心追在别人的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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