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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后现代主义哲学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杨生平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书籍编号:30666705

ISBN:978730027926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9465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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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泛文化思潮,涉及哲学、艺术、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自产生后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后现代主义影响深:它既涉及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基本包括整个西方哲学)的批判与反思,又涉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等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后现代主义影响广:它不仅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影响,还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较大影响;不仅影响观念形态领域,还影响人们日常生活领域。正是这种影响的“深”与“广”,决定着对后现代主义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它的深入研究既可以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也可以促进我国大众文化的发展。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对它的研究要区分四层不同的意义,即作为词源的后现代主义、作为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作为历史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思想观念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34年出版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中,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在1947年出版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中也出现过这个词。汤因比用‘后现代’指称西方文明中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统治告终,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和天主教教权衰落,非西方文化抬头、壮大。”[1]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主义出现于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用以表达一种新的风格。由于这种艺术风格影响越来越大,伊哈布·哈桑把它作为与现代主义艺术不同的风格加以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真正走向世界舞台,还要归功于利奥塔。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通过对后现代社会知识特点的系统描述,使“后现代主义”一词声名鹊起。随着此书在北美公开出版发行,作为历史现象的后现代主义与作为思想观念的后现代主义也浮出水面。不少思想家断言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并纷纷开始对这种现象进行学术研究与理论追溯。在此过程中,哈贝马斯与詹明信的观点有较大的影响力。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后现代主义提出了不少合理问题,但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人们可以通过重建理性与提倡主体间性的方法来弥补现代性的缺陷。而詹明信则公开提出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观点,并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消解深度”、“强调平面感”和“取消历史意识”等主张的分析,提出通过认识绘图的方法倡导一种新的乌托邦。


从理论源头上看,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以德里达、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以罗蒂、蒯因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德里达通过对传统西方哲学内在问题的分析,指出其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局限,并提出了延异哲学思想。福柯通过对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知识构成和发展进程的分析,提出知识型理论并宣称整个西方知识史是断裂历史。伽达默尔通过对海德格尔“在”与“在者”以及前理解等观点的继承,颠覆了西方哲学关于真理是对客观世界正确反映的结论,提出任何解释活动都离不开主体的视界,解释过程就是主客体视界融合的过程。罗蒂等通过对传统实用主义反本体论立场的继承,主张没有核心、没有标准的后哲学多元文化。由于以上后现代哲学流派在反传统哲学时存在明显矫枉过正的问题,后来逐步出现了以大卫·格里芬与小约翰·科布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把人与外部世界确定为外在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提出有机体与内在关系学说,试图改变现代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随着全球化加深与后现代主义影响力增强,后现代主义逐步向社会其他领域发展并衍生出许多次生态的后现代主义流派。鲍德里亚通过对西方社会新特点的研究,提出了消费社会理论;布尔迪厄通过对西方社会与个人实践的研究,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等等。后现代主义与殖民文化研究结合形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权主义研究结合形成了新女权主义,与历史研究结合形成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结合形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另外,后现代主义还与生态等问题研究结合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等等。


从现实来看,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反映。20世纪初期,是资本主义矛盾总爆发时期,也是资本主义寻求新增长的时期。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几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卷入其中,此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各种社会矛盾总爆发,随之还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不可能就此死亡,更不可能甘于灭亡,它必然要寻求新的增长点,并以此克服经济危机,确保资本主义持续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逐步进行改革,引入了凯恩斯主义与福特制,加强了国家干预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带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但好景不长,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出现了滞胀危机等新问题。后现代主义正是体现了反对宏观调控与全面控制、追求个性增长与个体发展的需求。另外,后现代主义也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个特殊群体——中产阶级发展需要。中产阶级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阶层,他们手中掌握的不是“资本”,而是“符号”,他们靠所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性质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专长是应对文字工作、金钱与人,他们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社会机器而生存。大多数中产阶级以在劳务市场出卖服务而不是以买卖资产赢得利益,从职业而不是从资产中获取直接收入。因此,中产阶级是为其他人的资产而工作的人。这是他们同大资本家阶层最大的区别。当然,从他们的工作性质来看,他们也不同于以蓝领为代表的社会下层阶层。因为,他们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收入与社会地位也明显高于蓝领阶层。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的“中间”性质决定了他们需要一套既不同于大资本家阶层又不同于蓝领阶层的文化理念与生活方式。由于中产阶级不同于大资本家阶层,不像后者那样得为自己拥有的资本增值而毕生奋斗,因而他们对资本的热衷程度乃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捍卫程度都不像后者那么高,他们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反资本和反资本主义制度的倾向。他们不像大资本家阶层那样遵守资本主义的一切规章制度和道德规则,甚至还存在明显的叛逆倾向。但是,他们又不可能公开阻遏资本逻辑的发展,更不可能反对或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他们的工作、社会地位都必须依靠大资本家手中的资产来巩固。失去了大资本家手中强大资产的支撑,他们就将失去自己手中的工作,进而连锁地失去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他们毕竟不像大资本家那样靠手中拥有的强大资本生存,而是靠拥有的智慧与工作能力生存,而这一切要想变成现实,就不得不依附于大资本家阶层。这种复杂的两难生存现状迫使中产阶级形成了既遵从又反抗的矛盾的社会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自然会随着这个阶层的逐渐强大而渐渐变成某种观念形态的文化。当然,中产阶级也不可能认同蓝领阶层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因为,他们毕竟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会为简单的物质生活而四处奔波或操劳,他们需要享乐文化、游戏文化。他们要过的是雅皮士生活,而不是嬉皮士生活。


正如安德森所说,后现代主义内生着反对资本主义以及与资本主义共谋两种力量。不少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曾猛烈抨击过资本主义制度(如德里达),但由于他们找不到代替资本主义的更好制度,因而他们的批判更多化为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当然,这种转化也跟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激进运动失败有着密切关系。对激进运动失败的影响,伊格尔顿这样总结说:“想象一场遭受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事实上,失败如此重大,以至于它在有生之年已不大可能重新兴起,即使曾经有过这种兴起。我心中的这个失败不仅是政治左派所熟悉的那种令人沮丧的受人冷淡,而且是一种如此明确的招致拒绝,以至于似乎使得这类政治学说传统上赖以运作的那些范式名誉扫地。现在这些概念不是受到激烈竞争,而更多地是被人怀着古物收藏家的宽容趣味加以观照,就像人们看待托勒密宇宙观或邓斯·司各脱经院哲学那样。它们和常规社会的语言,现在看来不是非常不一致,更多地是完全不通约——是不同星球的话语,而不是相邻国度的话语。”[2]后现代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谋关系,明显表现在后现代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发展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成了大众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这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后现代主义反深度思想为大众文化平面写作提供了思维基础。对大众文化正当化而言,首先要解决的是其哲学基础问题。因为,与之相对立的精英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对此,后现代主义采取为精英文化去正当化的方法来实现大众文化的正当化。其二,后现代主义游戏思想为大众文化提供了灵活多样的叙事方法。后现代主义消解了精英文化的深度内涵,为大众文化的顺利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大众文化的发展并不由此而一帆风顺,它仍然存在着叙事方法等方面的障碍。与精英文化那套严格、规范和科学的叙事方法相比,大众文化平俗化的叙事方法似乎也难登大雅之堂。对此,后现代主义仍然通过对精英文化叙事方法的批判来为大众文化叙事方法正名。其三,后现代主义注重差异思想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不断发展的动力。大众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之间不只是相互影响,还存在着互动关系。正是因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将文化引向了生活,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才看到了“符号”的意义与价值;而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符号意义的深刻论述,才为大众文化输入了无尽的发展动力。


从理论特征上看,后现代主义具有反一切体系哲学、反宏大叙事与反深度哲学的特征,弘扬小叙事与边缘叙事。具体表现是:用非本体论代替本体论,用协同论取代反映论,用断裂历史观代替连续历史观,用内在性取代客观性,用不确定性代替确定性,用过程性取代结果性,等等。


从价值取向上看,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十分复杂,其中既有激进因素,也有保守因素,因而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把它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但概括而言,后现代主义具有反主体的主体价值、尊重差异的自由价值和反宏大叙事的文化价值等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始终强调个人,强调个人与边缘群体的价值,主张用发展和开放的眼光看待人的价值问题,强调为他者与未来留有足够的价值空间。这无疑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这种价值主张以反对群体价值与共识价值为基础,因而人们很难找到实现它的正确路径。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后现代主义历史终结的思想并没有为我们想象出一个与现在十分不同的前途,那种它奇怪地视作一项值得颂扬的事业的前途。但是在几种前途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的前途,它的名字是法西斯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最大考验,或者对于任何其他政治信仰来说也是最大的考验,是它如何发展到那一步。它的有关种族主义和族性特点,有关同一性思想的偏执,有关总体性的危险和对他者的恐惧的大量著作:所有这些,连同它对于权力的狡诈的深刻见解,无疑具有相当大的价值。但是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约定主义,它的怀疑主义,实用主义和地方主义,它对团结和有纪律组织的观念的厌恶,它的缺乏任何关于政治中介力量的适用理论:所有这一切都将对它极为不利。它在对抗它的政治对手左派——左派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是它的对手——的时候,它需要强有力的伦理学甚至人类学基础;缺少这一点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政治资源。因为这个理由,后现代主义是处于问题的最后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最后部分。”[3]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路线调整、西方现代化对我国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知识经济兴起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后现代主义逐步传入中国。虽然中国缺乏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土壤(后现代主义只是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现代化社会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速度与影响的广度。自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以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了具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新思潮。后现代常用的一些词语,如“话语”“文本”“叙事”“解构”“颠覆”等等,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一时间,“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景象的一大景观。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解构与重叙历史经典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不少青少年把“解构”与“叛逆”作为人生价值的重要坐标。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后现代主义也渐渐被纳入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轨道。中国大众文化在追逐利润与票房的同时,也增加了“穿越”与“玄幻”等明显的后现代元素。当然,要全面总结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在此只能就文学、哲学与重点文化问题研究做一简单考察。


文学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对此领域考察有利于从前沿把握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对此领域考察有利于了解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影响的深度;文化前沿问题研究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直接表现,对此问题考察有利于把握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话语状况和话语结构的影响及其程度。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文学形成了带有明显后现代特征的新思潮,如先锋派文学、新写实主义等。这些小说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和决定论的合理性,强调恢复文学的虚构性质,并希望用文学的名义去反抗历史的合理性。格非的《迷舟》、余华的《古典爱情》、马原的《旧死》和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便是典型的例证。在当代一些小说家看来,文学需要反对一切深度。他们主张文学应该走向生活,但又不赞同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他们要求文学作品应真正返回生活中的真实,纯粹客观地对生活本态进行叙述,主张作者在叙述时是一片真空、一片透明的,不带丝毫偏见,不掺入半点属于自己的杂质,只原原本本把生活的具象原始地还原出来,以达到一种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王安忆的《小鲍庄》、池莉的《烦恼人生》等便是明显的表现。当代一些小说家取消了理想,消解了文学的深度,主张作者从情感的零度开始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使文学更贴近生活,更反映生活中的原貌,但事实上却使文学彻底归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加速了文学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发展。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话,那么,它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是间接的。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问题的认可或对其走向的肯定表现出来的。跟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一样,国内有不少哲学家公开否定本体论,认为本体论是旧哲学思维模式,甚至有人干脆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批判思路去指认本体论与唯心主义的关系,对本体论加以彻底否定。还有一些哲学家通过对哲学史的考察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同样重要的变革意义,并通过以后现代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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