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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彭远春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书籍编号:30670678

ISBN:978752017125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9076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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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辅文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12CSH033)结项成果

总序



中南大学社会学学科于1999年筹建,2000年招收首届社会学本科生,同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获人类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批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点,2005年增设人口学硕士点,2010年获批社会工作硕士(MSW)学位点,2012年自主设置“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交叉学科博士点,2017年底,获批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9年社会学本科专业获批进入教育部“双万计划”。目前正在培养的学生类别有:社会学本科生、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二级点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


截至2020年,社会学学科有教师22人,其中教授10人(博士生导师7人),他们是李斌、潘泽泉、胡彬彬、李桂平、车文辉、董海军、谷中原、吕鹏、刘惠颖、刘灿姣;副教授10人,他们是彭远春、米莉、杨成胜、谢新华、刘玉梅、马润生、陈立新、尹碧昌、颜敏、吴灿;讲师2人,他们是黄娟、田孟。本学科教师中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1人,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湖南省芙蓉学者1人,全国一级学会(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1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人,全国二级学会(中国社会学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专业委员会)会长1人,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1人,湖南省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专家1人,中南大学“升华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人。另外,本学科还相继聘请了国内外多名教授为客座教授。


本学科设置有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社会工作4个研究所,拥有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工研究中心、和谐社会研究基地等10个研究中心及基地,1个专业委员会——湖南省社会学会社会调查方法专业委员会,建有1个社会调查资料统计分析中心、1个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以及10个校外社会调查基地。


本学科致力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承担学科发展责任,践行学科使命。本学科承担了2012年的中部地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高端论坛第三届会议,2013年的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席会议,2015年的以“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2019年11月的首届中国社会物理学论坛暨第二届中国计算社会科学论坛。中南大学社会学学科已经成为中南地区社会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镇,在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排名第20位,第四轮学科评估为B-。


本学科经过近20年的建设,形成了5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培养方向: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城市化与城乡社区发展(应用社会学),人口健康、社会心理与经济行为(人口学)以及民间习俗与中国村落文化(民俗学与人类学)。(1)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方向带头人潘泽泉,为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南省重大决策咨询智囊团专家、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优秀人才,主持教育部重大招标课题“有序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研究”,其所著的《国家调整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两次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出版专著6部、发表论文100余篇。(2)城市化与城乡社区发展方向带头人李斌,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20年入选湖南省芙蓉学者,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社区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研究”,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7部、大型书系4套。(3)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方向带头人李桂平,出版学术著作6部,在《财政研究》《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多篇。(4)人口健康、社会心理与经济行为方向带头人董海军,为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中南大学“升华育英计划”人选,成果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出版著作5部,发表论文60多篇;开设“舞龙舞狮”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曾获得教育部第七届高校校园文化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负责管理运动创伤与康复中心、健康理论教育功能实验室、体育保健实验室、运动生理实验室、运动与解剖实验室、体能训练实验室。(5)民间习俗与中国村落文化方向带头人胡彬彬,为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湖南省政协常委。



迈克尔·曼[1]的社会变迁理论基于其本体性论断,认为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是人类社会权力的四种基本表达形式。我们知道,中国经过40多年的转型,国家综合实力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科技实力与军事实力也得到增强,总而言之,目前中国上述四种基本表达形式所指的对象与内容均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其中,变化的逻辑与变迁的结果之间的关联有些较好地遵循了人们的良好愿望,有些则并没有,其总体的呈现是:各行各业的效率获得了极大提升,同时分化也前所未有。国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初衷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致富”,2020年中国即将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贫困县脱帽、贫困村出列的伟大壮举。世界格局层面,中国一直希望能够“和平崛起”,经济体量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不少科学技术实现赶超。然而,权力运作的逻辑似乎并没有因为良好的愿望而变得“温驯”。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的“任性”,即所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现象大行其道。如此逻辑致使优势地位群体的欲望非常容易成为“有所为”,而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则沦为“有所不为”。这就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群体乃至阶层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各种稀缺资源的分布日趋“极化”,群体之间的不合理差距扩大。因“权力”而有的亢奋、兴奋、郁闷、无奈、悲痛、愤怒与反击不仅填满了我们的影视作品、游戏王国与阅读材料,而且在日益成为我们的基本生活惯习。国际上,中国经历18~19世纪的屈辱后,奋起直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正在对中国实施有计划有预谋的“围堵”与“扼杀”: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信息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以国家军事霸权为基石的美元霸权、科技霸权、话语霸权仍然是当今世界大行其道的基本逻辑。正因为迈克尔·曼的四种权力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理论穿透力与解读能力,赵鼎新才称其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学理论范式。[2]


尽管历史与现实似乎一直在揭示权力逻辑作用下形成的“权力社会”的各种表现形态,然而对“权利社会”的追求一直是中国政府的目标: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只要人民满意”,到江泽民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胡锦涛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再到习近平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百姓既要过好日子,更要过有尊严的日子,需要社会运行从“权力逻辑”变更到“权利逻辑”,即从“权力社会”过渡到“权利社会”。



屈原《离骚》云,“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我们有幸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有幸经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快速跳跃式的发展,目睹并感受周边人群的物质、精神与心态从贫困到小康再到富足,远离自卑走向自尊与自强。面对纷繁复杂的变迁,并能够从中整理出主线逻辑,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基本使命。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不仅要认真阅读增强理论能力,更要进入实践场域,体验社会事实本身以及变迁,同时保持将社会事实与宏大理论对接的冲动与实干精神,观社会原本之现象、发真实之疑问、询实用之解答,形成并拓展中国特色之理论。


中南大学社会学学科本着上述精神与时代使命,深刻领会“积跬步以至千里,积怠惰以致深渊”的古训,记录、总结、提炼与升华社会学师生的经验感悟与理论思考。在中南大学双一流学科经费的支持下,我们推出了“新时代中国经验”学术书系。本书系的前三本书《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与变迁研究》《社会调查过程与新升华》以及《知识与模式:社会工作案例精选》已经委托中南大学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作为“新时代中国经验”学术书系的后续两本书,《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振兴与融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则委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德谟克利特说过,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中南大学社会学学科致力于“三个善于”,承担使命,勇于发展。



[1]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1: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Mann,Michael,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2: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1760-19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2]赵鼎新:《从美国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到中国特色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探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第17~40页。

前言


严峻的环境状况与人类行为密切相关,而要改善环境状况、提升环境质量,除了采取科学和技术治理手段,还需要改变公众已有的环境破坏行为,积极培育公众环境行为。这都建立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公众环境行为,找到影响公众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的基础之上。本书借鉴国内外环境行为相关研究成果,对应我国具体实际以及实施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结构二重性、日常生活实践、生活环境主义等理论,基于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环境模块、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健康模块与环境模块、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能源模块、大学生环境素养调查数据以及H市居民垃圾分类的观察与访谈资料,采用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与定性研究方法对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展开探讨。


研究发现:我国公众实施环境行为的水平较低,呈现日常性、浅层性、弱参与、简易性等特征。具体而言,城市居民较农村居民实施更多的私域环境行为,但公众在公域环境行为实施方面并无显著差别。2003~2013年十年间,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行为并没有显著变化,整体依旧处于较低水平。相比于2003年城市居民私域环境行为与公域环境行为的相应水平,2013年城市居民私域环境行为水平有一定提升,公域环境行为水平则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信息分割假设、环境意识假设在本书中均得到验证,但阶层地位假设未获支持,环境污染驱动假设、环境保护二元体系假设仅得到部分验证,即大众传媒接触越多、环境意识水平越高,对居住地环境保护力度有着明确判断的公众就会越积极地实施环境行为,而阶层地位对公众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且环境意识作为中介变量,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实施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内在约束的影响相对大于外在制约的作用。


公众的客观健康状况越差,则其获取的环境健康知识越丰富,并会促使其积极采取健康促进行为,进而实施更多的私域环境行为与公域环境行为。公众的主观健康状况越好,越倾向于实施私域环境行为,并通过环境忧虑感、环境健康知识、健康促进行为对私域环境行为和公域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其中环境忧虑感、环境健康知识和健康促进行为对私域环境行为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对公域环境行为则存在着遮掩效应。故在环境教育与环境宣传过程中,应基于公众健康状况等因素采取差异化策略,以唤起其环境情感共鸣或提升其环境认知水平,增促其实施更多的环境行为。


用于衡量客观阶层地位的职业类型和收入水平对节能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而主观阶层地位却对节能行为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相比于中西部地区居民,东部地区居民的节能行为水平更低,而城乡居民在节能行为方面并无显著差别。主观规范水平越高,居民的节能行为水平亦越高。整体而言,在我国居民的节能行为影响因素当中,结构制约的作用并不明显,而主观规范则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若要对节能行为加以引导,则要更注重激发居民的能动性。


公众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水平较低,即正确实施垃圾分类与正确投放垃圾的行为的比例有待提升。垃圾分类的主体衡量过程包括信息收集、行为准备、行为实施和行为反思四个阶段。居民对垃圾分类行为的主体衡量过程包括行为效率、行为价值和主体角色的建构,其不同阶段侧重的要素存在差异,主要包括信息、操作距离、物质资料、风险收益等。若要突破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社会两难困境,就需要根据行为主体衡量的过程消除行为障碍,从根本上确立起居民的主体性。


大学生环境行为实施水平相对较低,绿色消费行为的实施水平相对高于环境参与行为的实施水平。整体环境身份对大学生环境行为的影响有限,而环境态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并无显著影响。大学生环境身份显著性和环境身份突出性越强,其实施的绿色消费行为和环境参与行为越多。环境身份承诺广度对大学生环境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环境身份承诺深度对其并无显著影响。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绿色消费行为有着显著的直接影响和一定的中介作用,而环境行为意向对大学生环境参与行为并无显著影响。进而本书提出明晰与突出大学生环境保护者的身份,重视校内环保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推进环境教育改革,增促大学生将环境行为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之中。


本书的创新之处可能在于:(1)对城乡居民环境行为进行对比分析以及考察城市居民环境行为的历时变化;(2)超越一般意义的环境行为研究,对能源节约、垃圾分类、绿色消费、环境参与等具体环境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较深入探讨;(3)结合我国社会实际、实践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微观行动本身特质,侧重于探究结构性因素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制约作用以及行为主体对环境行为实施的能动反应;(4)突破单一研究方法的限制,采取多元线性回归、验证性因子分析、路径分析等统计方法对环境行为进行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采取观察法、访谈法对公众垃圾分类实践的主体衡量过程进行分析。

第一章 绪论


一 研究背景


(一)环境状况日趋严峻:关注生活者的致害者化[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世界经济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给环境沉重的负荷,诸多国家的环境状况日趋恶化,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关心与担忧程度亦不断上升。1970年的地球日活动标志着环境保护运动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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