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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唐晓峰,李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7-01

书籍编号:30670692

ISBN:978752016167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67921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文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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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总序一


卓新平


基督教的“中国化”是基督教在华发展极为关键的举措,但这一历程是复杂曲折的,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迄今仍然存有分歧。因此,在当前大力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很有必要回溯基督教在华传播和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找出中国基督教当代存在及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最佳途径。这就是“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根本意义之所在。


自唐代基督教传入中华,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发展,与中华文化及在中国大地呈现的各种外来文化产生了交往、碰撞、对话或融通,这构成了中华文化史和中外交通史的重要内容,基督教本身也在这潮起潮落、跌宕起伏中沉浮、拼搏,既想保住其本真,又需获得其新生。这一经历使基督教在华历史充满戏剧性和冒险性,也使之命运多蹇、变幻莫测。从唐朝景教的亮相开始,基督教有着四次传入的史话,也有其多次被禁、消失、尘封的遭遇。而从最初的“文化披戴”到如今越来越深入的“文化融入”,基督教在华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其对中华文化的体悟和认同更是越来越深刻。


在这种相遇与冲突、误解与领悟、存异与求同的双向互动中,基督教在中国面对着各种问题,寻求着可能解答,并没有停止其摸索、放弃其努力,“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的各卷实际上就反映出这一心路历程,记载着其理论探究。在此,许多重要议题都被涉及,如“普世性”与“地方性”、“西化”与“华化”、“求同”与“显异”、“上层路线”与“底层联系”、“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中心”与“边疆”、“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先知”与“仆人”、“役人”与“服事”、“洋教”与“本色”、“合一”与“分殊”、“中华归主”与“主入中华”、“对话”与“对抗”、“政治”与“宗教”、“启蒙”与“拯救”、“文化侵略”与“文化交流”、“因循守旧”与“与时俱进”、“爱教”与“爱国”、“爱己”与“爱人”、“依附”与“自立”、“去中国化”与“中国化”、“传统”与“现代”、“旧制度”与“新文化”、“个人灵修”与“社会慈善”、“流俗”与“更新”等。在这些思考中,一些传教士从西方宗教的宣传者变身为中华文化的研习者,一些西方中心论者开始反思并批评自己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有一些欧美神学的推崇者转化为中国神学的探索者。当然,历史并非如此简单,对抗与争辩、纠结与博弈、分殊与分道等也一直存在着,这些思想分歧、理论交锋,乃至文化冲突也都在“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中有着生动的表述、得到真实的写照,留下了宗教文化交流曲折发展的深深印痕。而我们阅读这些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则并不指望能马上抚平历史的痕迹、治愈冲突所造成的创伤,其更为重要的则是激励我们去冷静洞观、深刻反思,由此来对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加以展望,对其拨乱反正的途径加以梳理,并对其更好的前景能有充满信心的期待。


以史为镜、洞若观火,以史为鉴,登高望远。以鲜活的文字、透彻的史实来观古悟今,不是要让我们仅仅发思古之幽情、叹往事难回首,而是要使我们从历史之波折、交流之坎坷中看到对未来的希望,走出艰难岁月,以历史的厚重积淀来促进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使之达到在我们今天中华文化更新与重建中的积极超越。对此,研读“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和必要的深思。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总序二


卢龙光


自基督教以景教之名在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首次进入中国以来,已经历了将近14个世纪。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景教在唐朝曾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可惜好景不长,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灭佛,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因而结束了景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究其主要原因,乃是景教在中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身份,无论所用以论述信仰之语言、教士之装束及所建立宗教场所之样式皆借自佛教,在佛教被灭之时只能被视为同宗而遭同一待遇。其后在元朝时期来华的也里可温,涵盖了景教和天主教,由于没有跟以汉族为主流的社会和文化建立关系,也在1368年跟着元朝的覆灭而消亡。


基督教在中国持续性存在的历史源自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他在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他于1552年便死在岛上。因他的感召,耶稣会会士分别从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前来中国,在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会士利玛窦(1552—1610)从澳门到达广东肇庆传教建堂,开启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历史,并且透过利玛窦等人的努力,将西学传入中国,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碰撞、冲突、共融的大门。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加入教会,但同时亦引起一些上层人士的抵制和反对。清朝康熙皇帝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但由于天主教修会和传教士内部之争而引发了“礼仪之争”,并因而发展成罗马教宗和中国皇帝之间的权威之争。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颁发《从这日起》通谕,宣布在华的传教士和天主教信徒不可祭祖。这激怒了康熙,他遂宣布禁教及驱逐传教士出境。自1723年雍正登基后,更开始了清朝百余年的禁教。不少中国的天主教徒从北方往南逃,甚至隐藏在深山之中,直至19世纪,才再陆续开始公开活动。基督新教的首位传教士马礼逊,在1807年抵达中国,就是基督教第四次进入中国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与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重叠,部分西方传教士更成为中国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的翻译者,同时也带来了最新的西方教育、科技、医疗、慈善事业、哲学等。在中国人民经历历史剧变,为自身寻找民族的出路和文化更新方向的历史时刻,基督教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在基督教和中国的相遇历程中,产生了不少文献,记载了在不同时段中,双方不同类型的接触,包括怀疑、质疑、误解、争辩,也有欣赏、领悟、反思、启发。这些文献不仅蕴含着历史的经验,更可作为今天仍在进行中的互动交流的重要参照。


“中国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丛书”正是要将一些分散在不同出版物的重要文献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和性质汇编在一起,不但便于阅读和研究,更避免因历史久远而散佚。


为了出版这汇编,唐晓峰博士作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谨致以感谢,期望这汇编能够促进基督教在中国植根、发芽、成长并结出花果有所贡献。

编者说明


本书选编内容为抗日战争期间基督宗教团体及信徒有关此次战争的代表性言论及观点,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即基督教[1]和天主教,在两个部分中又分别根据辑录内容分为若干单元,基督教部分分为宣言、基督徒战争观、基督徒救国观、国难与基督教、国难与基督教教育、战后教会工作;天主教部分分为宣言及倡议、天主教爱国观、天主教战争观、天主教救国论、国难中的天主教、人物事迹、战时救助。全书导读“抗日战争与中国基督宗教”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了解这一主题内容、历史演进及立场观点,同时每一篇或相关系列文献前均撰有编者按,以便读者了解作者信息及文献发表背景。在书后附有相关文献来源信息,方便读者查阅。


在辑录过程中,我们将原繁体文献转化为简体,并保留了部分原作者表达习惯,比如“藉”而不是“借”,“澈底”而不是“彻底”;同时对一些明显与现代汉语不同的表述进行了调整,比如“著重”改为“着重”等。原文献有些错谬之处,我们在录入过程中直接进行了更正。有诸多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表述,用“□□□□□”代替。个别原著中无法辨别文字,用“□□□”代替,下面加注说明。因为属于文献整理,很多宣言类原文献发布时无近代标点,书稿代为拟制标点,以便阅读。原文献对同一指称对象有不同的术语,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为便于阅读,在导读性文字中对这些不同术语加以统一,如“教皇”统一为“教宗”,教胞改为信徒或信友,宗座驻华代表改为教宗驻华代表,等等。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唐晓峰研究员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韦副教授共同编写,其中唐晓峰侧重于基督教部分,李韦侧重于天主教部分[是为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时期中国教会合一运动研究”(18BZJ031)的阶段性成果]。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的重要文献汗牛充栋,但因编者眼界、侧重点等因素限制,仅选编了其中一百余篇,附录也囿于编者阅读文献范围,还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丰富相关内容。很多原文作者信息因时代久远,无法查证,只能等待日后补充。本书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里深表感谢。


编者


2018年12月6日



[1] 按照中国语境中约定俗成的用法,本书在使用“基督教”一词时,大部分情况指“基督新教”。

导读 抗日战争与中国基督宗教


多年前,张志刚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谈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议题时,提到一段话:韩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在韩国民族解放过程中功不可没,很多信徒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献出生命,他们一度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引领作用。而中国的基督徒在此过程中都做了什么具体贡献,这是我们不得不反思,并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他之后在《“基督教中国化”三思》一文中对比中韩两国基督教传入史时指出,与1949年前基督教被中国人视为“洋教”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相反,韩国近代的基督教却被视为救国救民的民族宗教,信仰基督教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基督教领袖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尤其体现在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中,韩国《独立宣言》宣布当天,33名签名者中就有15名基督徒,无疑基督徒积极地站在争取民族解放、反日爱国斗争的前列。[1]张志刚教授的观点发人深思,但笔者仍存有诸多疑虑,毕竟就之前阅读过的资料,我们知道中国的基督信徒,无论来自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在当时抗日救亡过程中在难民救济、医疗服务、边疆服务等方面均有所贡献,甚至有教会领袖为此献出生命。基督信徒的力量在当时虽然薄弱,但天主教和新教加起来毕竟是一个约400万人的群体,同时还有教会兴办的医院、教育事业,加之国民政府高层对于基督宗教信仰的认同立场,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应该不容小觑。在那个非常时期,基督宗教信徒们的信仰与实践到底如何?近年来,笔者收集、阅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并将其中重要资料编辑整理成《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重要文献汇编》一书,以飨读者,在此简要将抗日战争时期基督宗教信徒们的理论与实践加以梳理总结,并做初步分析,权作全书导读。[2]


一 基督信徒们的抗日立场及其独特性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灾难,没有一个团体和个人能够幸免,国难当头,中国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并不会因为其信仰的超越性与神圣性而逃避责任,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识到作为国民,应该与全国人民一道同仇敌忾,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进行抨击,在救国事宜上贡献力量,他们尤其强调耶稣的牺牲、革命精神可以为民众提供精神和信仰动力。为此,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他们组织了多个救国组织与团体,在国内外奔走呼吁,在获取国际援助、难民救助、伤兵医疗等方面做出了大量贡献,甚至一些信徒走上抗日前线。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基督宗教不仅是一个社会团体,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信仰群体,其社会实践行为必然由其信仰理论与思想加以指导,基督宗教信徒们的实践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一国的国民,还因为他们认同自己是“天国的子民”,这种双重的“身份认同”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特殊时期思想与实践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表现在其信仰与现实的互动性、国际性、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1.信仰与现实的互动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缓了西方神学思潮中自由派与基要派间的争论,但战后,众多神学派别,包括浸礼宗、长老宗、循道宗在神学院及教会的讲台上对自由主义展开猛烈攻击,谴责其人性乐观主义神学倾向所隐含的价值危机,认为自由派神学放弃了福音的核心,即人类自身无法拯救的罪性。他们认为人的拯救依靠神的恩典,而耶稣的生、死、复活是个人重生乃至社会重建的不二法门,这种神学上的争论也陆续影响到了中国基督徒的神学思考与实践,个体的宗教经验与情感是否如施莱尔马赫所说是真实可靠的,毁坏人类和平的战争究竟靠人性的觉醒能不能止歇,这些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基督徒们不断拷问自己的。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人物,如卡尔·巴特、埃米尔·布鲁纳等人的思想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已被国人所知,但此时活跃在第一线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家们在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下还没有从“人格救国”的迷梦中醒悟,无奈战争的警钟已经在他们的床头不断敲响,他们的梦境中出现了不同的杂音,而且越来越强。赵紫宸在1939年6月出版的《巴德的宗教思想》一书开篇绪言中便对此情景有着十分确当的描述:“欧战以前,西方人以为文明进化,显然有向,人类的幸福,几乎已在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的掌握中。但是四年的欧战将这个好梦打得粉糜烂碎。对于宇宙世界人生社会,人类需要更立根本观念,重建生活基础。正在这个时代,巴德以宣教师的警觉,振臂疾呼,不但是深受欧洲信众们的欢迎,并且波及所及,鼓动了英国美国的神学思想界。……到了现在,远东也渐渐地受了影响,我们似乎应当晓得一些巴德思想的梗概。……我们不如用冷静的观察去察知这种思想的优点与劣点,或者我们能够折行于其间。”[3]相似的战争处境挑战了国人对人性积极面的乐观认知,同时也引起基督徒们在神学思想上进行取舍,虽然此时基督徒领袖们对于这些西方神学思潮仅做冷静的旁观,但影响已经潜移默化地开始显现了。赵紫宸在1943年完成的《基督教进解》一书中已经明显具有新正统神学的特征,一改早期神学强调上帝的内在性、耶稣的人范作用等思想,开始强调上帝的超越性、耶稣的道成肉身彰显的“先存性”。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赵紫宸也出现了不同的神学考量。虽然他主张基督徒可以不得已参加自卫之战,但世间并无所谓义战,杀人者自身也是血流成河,战争之后,一切破残,恶愈加恶,恨愈加恨,人们只有宽恕与忏悔,但“忏悔饶恕,俱非易事,人若不心向上帝,承受恩力,自己是无法施行的”[4]。而在十年前九一八事变后,赵紫宸的观点是有所不同的,他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背负十字架的人身上,在于基督教对于中国民族精神上的贡献和信众人格的训练。[5]社会处境、神学思想与战争观间的互动关系在赵紫宸这一个案身上得以充分展现。


事实上,不同神学观点影响到人们对于抗战方式的选择,甚至是否进行抗战,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部分详细论述,这里只是略举几例予以说明:如果一种神学思想将基督教解读为革命的宗教、入世的宗教,将抗战解释为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战争,是以武力征服暴力的战争,那么无疑基督教的精神便是抗战的精神。对此,有基督徒直言:“假使说,基督教是一种思想,那么抗战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了,有一般基督徒,只知道灵修,祈祷,听道,传道,而忘记了去参加抗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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