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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新加坡)周清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书籍编号:30670716

ISBN:978752016655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3164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教育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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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华文教育是面向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华裔青少年开展的华语与中华文化教育,对于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开展华文教育是华侨华人的“留根工程”,有助于华侨华人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保持民族特性;同时,华文教育也是凝聚侨心的纽带和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保持联系的重要桥梁,有利于促进国家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政府一向非常重视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支持和推动海外华文教育事业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海外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华人华侨子弟学习华文的热度持续高涨。


华文教育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华文教育教学的理念,还涉及华文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与教材体系建设、教学模式与方法、教学运行机制与评价体制、办学条件改善,以及相应的师资队伍建设、华校治理、办学政策与制度等一系列因素。而建设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则需要以相应的理论及专业研究为支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教育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是与方兴未艾的华文教育实践相比,华文教育的理论研究及学科与专业建设依然滞后。


华文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华文教育要更快更好地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科学分析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发展需求,制定符合“新时代”发展特征与需要的华文教育发展规划与具体措施,推动世界华文教育发展迈上新台阶,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第二,华文教育要树立“全球化”和“大华文教育”发展理念,把华文教育置于中国和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面向全球、面向世界人民,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化为主导,推进华文教育大发展,以适应“全球化”对中华语言和中华文化的现实需求,满足各国人民学习中华语言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此外,华文教育要想使华语逐渐成为“全球华语”“世界语言”,还必须使华文教育尽快融入各国发展的主流,融入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主流,融入所在国教育的主流,融入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融入所在国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是新时代华文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华文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第三,华文教育要树立“多元驱动”和“转型升级”发展理念。新时代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已经进入“多元驱动机遇期”,我们要善于整合、利用“多元驱动”资源与力量,助推华文教育和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新发展。与此同时,新时代也给华文教育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使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成为可能与必然,要由传统的华文教育观念、体系、模式向新时代华文教育发展、变革,由过去的规模化发展向内涵建设、提升质量、增强效益转型。


第四,随着“大华文教育”的发展以及华文教育的“转型升级”,华文教育今后绝不再是单一的、传统意义上的华文教育,而是在“华文教育+”发展理念引领下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华文教育+”加什么、怎么加,完全视华文教育发展需求而定,但必须符合华文教育培养中华语言文化人才、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在这些理念主导下,华文教育研究当下应关注以下问题:其一,关注世界华文教育发展历史及现状,跟踪世界各国华文教育政策及发展,撰写不同国别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下华文教育国别史,总结华文教育历史发展规律与特点,从而由编写国别华文教育史到编写世界华文教育史;其二,针对性地分析和描写华语在不同国别语言文化背景下作为一语(母语)以及作为二语(外语)的教学特点与规律、习得特点与规律等问题,借鉴语言认知科学尤其是人脑神经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与技术,探讨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华语二语认知与习得的规律,为本土化、国别化的华文教学以及教材编写提供理论支撑;其三,研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萃取优秀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研制具有规范性、可操作性的文化传播大纲及内容与形式;其四,开展海外华校普查、海外华文教育组织机构调查及海外华文教育政策调研,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华语使用现状与发展趋势;其五,积极推动不同国别华文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探索海外华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模式、途径和制度,研究优秀华文教师的共同特质,为教师培训提供参照标准,以利于华文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其六,开发具有较强针对性、实践性、本土化、多样性的华文教学资源,如多媒体线上线下教材,依托云技术实验室研发优质在线教学资源、开展华文课程智慧教学探索等,加强教学资源库建设。


在大力推动以上华文教育领域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为形成更具系统性、标志性和示范性的华文教育研究成果,打造华文教育研究特色团队,我们推出了这套“华文教育研究丛书”。该丛书由华侨大学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华文教育研究院精心策划,由海内外优秀学者撰写。我们希望本丛书可以进一步丰富华文教育研究内容,让更多的人了解华文教育、研究华文教育,以推动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


本丛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出版,在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限于水平,本丛书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是为序。


贾益民


2019年7月

序一


陈之权[1]


周清海教授的《汉语融合与华文教学》即将出版,让我给他的著作写序,身为周教授的学生,恩师的嘱咐定当从命,这也是晚辈的荣幸。


这本书内容丰富,题材相当广泛,涵盖语言与文化、语言教育、语言政策、华文教学、华语文在新加坡的发展、华语全球化等课题。周教授以他深厚的学养和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数十年的经验,对所涉及的课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观点清晰、立论客观,所提出的观点既有时代性,也富前瞻性,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无论对语言学和语言教育的研究者或语言教学的实践者,都很有学习价值。


仔细拜读了周教授的这本论文集,加深了我对相关课题的认识,收益很大,下面就简单地谈谈本书给予我的几点启发。


当代的华文教学不能只把重点放在语言教学,也应融入文化教育。周教授说得好:“语文的学习,既是学习本民族的语文,同时也是学习本民族的文化。”他认为民族的语文教育就涉及文化情感的培养,但在通过华文教学传扬华族文化的时候,须避免直面灌输,而应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产生影响。周教授因此建议把文化的引介和现代中国结合起来,也把古代文学中那些主题仍具有当代意义的名篇(如李斯的《谏逐客书》)加以节选或改写纳入教材,再以适切的教学手段促使学生自我建构文化认知,通过语言的学习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非常认同周教授的观点并且相信,如果能够通过语言教学,促使学生了解族群悠久的文化在当代的意义以及和他们未来安身立命的关系,文化教育的收效会更大。


当代的华文教学不能只学习与吸取西方的现代教育理论,也要从中国的古代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然后把西方的教育理论和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融会贯通并本土化,使它们适应当代华文教学的需要。周教授在谈论这个课题的时候,便清楚地指出,在语言教学法上,我们要吸收西方的优点,同时“回归自己,看看自己”,要把中国的传统经验包含其中。他提及的古代教育智慧就包括了儒家的“因材施教”这一在当代教育中依然深受重视的教学原则。我非常赞同周教授所持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语言教学观点,当代的语言教学除继续学习西方成熟的教育理论外,也应当多多吸取我们老祖宗的经验,让他们的智慧为我们华文教学所用。依我个人浅见,不只是儒家学派,中国的其他古代学派如墨家、道家等也都包含了非常科学的教育思想,而三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颜元,就在他的著作《四存编·存学编》中提出了我们今天非常重视的实学教育思想。这些古代教育思想,经受得起时代的考验,值得当代从事语言教育研究的学者和前线老师好好地学习与借鉴。


在多语社会里进行华文教学,应从普及开始,而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这是周教授在书中清楚表述的一个重要观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看法,尤其是在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环境里,推广华语文的学习比要求每个学生的华文都达到一个高水平更符合教学实际。周教授认为,华文普及了,每个华族子弟都有信心地使用这个语言并愿意用这个语言来表达了,华文就能够继续在新加坡保留下来。我从周教授在本书中的多篇文章中感觉到,他对华族语言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前景是有信心的。周教授“先普及,后提高”的语言教育发展观,既能确保普罗大众具备基本的语用能力,也能提供一个较大的人才资源,国家可以从中发掘与培养足够的华文精英,为华语文在新加坡的继承与发展输送人才。新加坡从事华文教学的同仁可以从这一观点出发,一起集思广益,共同谋划具体的实施策略与方法,使华语文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得以在新加坡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展望华语文的发展。周教授认为,当汉语成为国际语言时,华文就不只是华人的语文,也同时是国际语文。他因此主张各地区的华语文应加强融合,在语言标准上向普通话倾斜的同时,也适当地保留各地华语的特色,并加强交流,促进了解。本着促进世界各地华语文融合的宗旨,周教授先后倡导编写《全球华语词典》和《全球华语大词典》,并倡议研究“全球华语语法”,以解决全球华语沟通中出现的问题。我非常钦佩周清海教授的远见和环球眼光以及超强的学术魄力,这些倡议可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产出的成果必将对全球华语文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华语文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书收录的篇章展现了周教授丰厚的学养、扎实的语言学底蕴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周教授是新加坡建国之后的第一代语言学家,长期从事师资教育,培养了无数的学生,其中有不少也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周教授除为学生设立了一个为学的高度,也在做人方面树立了一个典范。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所收录的文章中,有好几篇是他为他的同事、学生和朋友的著作所写的序文。这些序文写得情真意切,既有对作者的肯定和鼓励,也有从著作中产生的共鸣,这些序文,有的表达了对同事的勉励,有的流露了对学生的关爱,有的展现了对朋友的支持,笔下尽是肺腑之言。


有幸成为周清海教授的学生,感谢他邀请我为他的著作写序。这些年来,周教授也对我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意见,给了我很多非常有见地的建议,他的为学做人的态度,更是我学习的榜样,特写此序感谢师恩。祝愿周教授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幸福快乐。



[1] 陈之权博士,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创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序二


潘秋平[1]


周老师是我在新加坡教育学院接受师训时的老师,那时他除了是系主任外,也负责给我们上华语词汇教学。毕业之后的好些年里都没和周老师保持联系,一直到七八年前,因新加坡华语语法专题研究再次和他见面。这之后,由于专题研究的缘故,和周老师的接触也渐渐多了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都不吝给予许多的教导和帮助,让我很是感激。周老师几个月前提议让我为他的新书写序,我惶恐不已,深感能力不逮极力推辞,但他坚持说我既然成长于这片土地,对书中所提到的现象应会有想法,于是硬着头皮把自己的一些很不成熟的读后感书写于下,希望能不辜负周老师的嘱托。虽曰读后感,但这里头有许多其实是在和周老师闲谈时碰撞出来的想法,他不一定同意,但很鼓励我继续思考。


周老师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华文老师,而书中多处提到了他和李先生就新加坡华文教育的看法,很值得我们重视。对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历史发展做评价,这本是个极容易引发争议的课题,因这里头牵涉的因素极其复杂,其中就包括了地缘政治、冷战历史、经济发展、族群意识等。周老师在书中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即在对待新加坡华文教育的发展上,存在从国家前途和从拥护华文教育两种立场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根深蒂固,我们其实就不难理解“华文沙文主义”和“终结华文教育”等指控为何在新加坡不算太长的历史里会在沉寂后又一再浮现。这或许就说明了我们这个国家虽通过双语教育来确保华文教育得以延续,但始终未能在这两种立场中寻到一个平衡点,既保障国家的生存发展,也让华文教育深具生命力。这个平衡点是否存在,我们并不知道,但如果经过一番思考和辩论之后,这个平衡点确实不存在,那么我们或许就只能在两个对立的立场中选择其一,搁下过往的包袱,重新出发。这是一代人的工作,但世界变化诡谲,寻找平衡点的工作或许也会随着一两代人的更替而变得毫无意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形势也可能使得两个对立的立场相互渗透,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周老师在书中指出华文华语在今日的新加坡比他做学生的时代更为普及,原因就在于双语教育政策的实行,改变了1965年之前英校生不必修读华文的情形。有鉴于此,他对双语教育有如下的评价:


我国的双语教育政策,不只解决了母语的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国成长时代就业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也将不同的、两极化的华英校学生,拉近了距离,而且在建国过程中,为母语提供了一个浮台,让母语保留了下来,更加普及化,并对我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我们的母语程度稍微降低了,但这样的牺牲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如他所指出的,双语教育政策的推行对新加坡社会影响深远,但如果细究,可发现在具体的实践上,1979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在双语教育政策下,华校生以华语为第一语,英语为第二语,而在英校修读的华族学生则多以英语为第一语,以华语为第二语。这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事实,但在这个论述中,忽略了对教学媒介语(medium of instruction)进行观察。1975年《南洋商报》上的一则关于李昭铭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该报道引述时任教育部长李昭铭在特刊中的话,指出从1974年起,新加坡教育部已在学校里更进一步增加第二语文教学时间。由于当时的华文报章对此的报道甚少,因此只要结合当时《海峡时报》的相关报道,可知行动党政府在推行双语教育政策时,为避免第二语在英校和华校里成为单科教学,订下了在1975年时把学生在学校接触第二语的时间提高到整体教学时间的40%或以上。1979年发表的“吴庆瑞报告书”对这项措施进行了检讨,认为它在华校里不但无助于提升学生的英文的成绩,反倒使数理等科的成绩降低,因此宣布取消了这项措施。虽然如此,同一份报告书也指出同一项措施对英校里的华语成绩却是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对于同一项措施为何在华校和英校里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在当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讨论,甚是可惜。“吴庆瑞报告书”除了让母语在英校里成为单科教学外,也建议降低学校里母语为第一语及第二语的水平。在同一年发起的讲华语运动,虽诚如周老师所指出的,并非“为了给华社一些安慰”,但若将它也放在上述的背景下来审视,则可发现随着华文在学校里成为单科教学,再加上所要求的语文水平也跟着降低,如果要坚持双语教育的理想的话,家庭就必须承担起比1979年之前更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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