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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国际经济贸易制度与法律:中国案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黄东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书籍编号:30670724

ISBN:978752014898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03378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法律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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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使贸易各方受益,增进一国国民财富,是自经济学产生以来,经过人类社会实践检验、从未遭受过质疑的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两次世界大战对经济的破坏及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促使国际社会唾弃武力,尝试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人类长久的和平与繁荣。在法治带给无数国家繁荣昌盛的人类实践之下,相信法治是人类社会最为公平和有效的组织形式,国际社会开始国际法治的各种尝试。其中,国际贸易从GATT势力导向型贸易模式到WTO规则导向型贸易模式的演进,是人类社会从国际政治走向国际法治的一个成功尝试。


在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各种机构之中,国际法治最为成功的机构,当数WTO争端解决机构,而WTO国际法治的日常运行部门,是WTO上诉机构。从1995年1月1日WTO成立到2018年底,争端解决机构发布的292份专家组报告共有197份被上诉到上诉机构,上诉机构审理了其中的170个案件;[1]WTO 164个成员中的77个参与了案件的上诉活动。[2]这些数据,让其他所有国际法治执行机构望尘莫及。[3]


回顾国际贸易的法治历程,1948年1月1日生效的GATT,其条款起草人皆为当时各缔约方的贸易外交官员。WTO卸任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曾经调侃,这些条约起草人虽然不至于像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迪克屠夫那样,唯愿“干掉所有律师”,但在起草相关国际条约时,却也极尽所能,将法律性从GATT条款中排除干净,以至于1951年美国时任参院财委会主席的米利金(Millikin)宣称,“凡读GATT之人神志多半受损”。[4]


GATT条款起草的初衷,是只服务一小撮发起方国家。在起草者眼中,每一条款,其含义,都在谈判中精心考量,并在22个初始谈判缔约方之间达成一致。[5]一旦争端出现,对于争议条款,参与该条款谈判和起草的外交官员,自然拿得出“权威意见”。[6]况且,负责争端解决的“工作组”(working parties)[7]更为在意的,并非GATT规则的违反与否,而是可行的政治解决方案是否存在。[8]此情此景之下,专业法律人自然派不上用场。事实上,起草者最不愿意看到,或者说最为担心的,就是律师们所谓的“条约解释”搞乱了条约的“真正”含义。[9]这些想法,反映在GATT争端报告“一致同意”的通过原则中。


从运作之初的1948年,到美国约翰·杰克逊教授1969年将其晦涩的条约,首次梳理成为一个法律体系的大作《世界贸易与GATT法律体系》问世,GATT获得其普遍的法律性认知和系统的法律性研究,费时21年!1995年,历史机遇之下,GATT演进成为WTO,其争端解决报告的“反向一致”通过原则,令法律人士取代政治家,标志着国际贸易法治的开始,WTO法成为古老的国际法领域的一个新成员。及至2001年,中国加入WTO使WTO法成为中国国际法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WTO争端出现了越来越多涉及中国的案例。这些丰富的WTO争端解决中国案例,为我们的国际贸易法教学与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成为深入与全面理解WTO规则的一手资料,为弥补我国法学教育所欠缺的案例教学提供了最好的素材,从而因应了全球化下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需求。


本书采用中国世贸组织涉案案例,诠释世贸组织法律体系的诸多内容,包括:DSU“申请书内容”、“专家组职权范围”、“专家组审议标准”和“举证责任”;GATT“最惠国待遇”、“关税减让”、“国民待遇”、“透明度”、“数量限制”、“一般例外”;SPS“措施定义”和“保护标准”;TRIPS“一般义务”、“边境措施”、“刑事处罚”和“版权保护”;GATS“减让承诺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贸易救济案例在中国世贸组织案例中占有很大比重,对贸易救济三大协定诸多条款的诠释全面而详细,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加上贸易救济法律体系较为独立,因此,作者只对该部分内容做简要介绍,将丰富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及中国案例另行成书。


全书共11章,五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国际贸易的经济理论,包括贸易自由化理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第二部分阐述WTO的组织规则与WTO争端解决程序规则及案例。第三部分是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部分内容及案例。第四部分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规则与案例。第五部分是服务贸易规则与案例。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出版资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尤其需要感谢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刘骁军编审和她的编辑团队。本书修改多年,骁军编审不离不弃,为本书的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写作节奏与作者频繁沟通,贡献良多。出版过程中,为了本书严谨、美观、易读,张娇编辑就本书文字表达的准确、完整与逻辑的严谨性,书中涉及各历史事件与史料的一致性,所引用法律文本内容的准确性,脚注的出处,前后表述的统一等细节,与作者一一核定。此中不易,非出版业同行,实难体会。这样的专业与敬业精神,令作者感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5楼精致小咖啡厅里的咖啡、柠檬水、法式点心与时令水果,不知被作者免费耗掉了多少!


是为序。


黄东黎


2019年12月1日



[1]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ab_anrep_2018_e.pdf,2018年上诉机构年度报告,第156页,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日。


[2]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ab_anrep_2018_e.pdf,2018年上诉机构年度报告,第116页,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日。


[3] 相比而言,从1947年5月22日到2019年7月1日长达72年,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一审终审、唯一具有一般性管辖权的全球性法院的国际法院审理案件总数仅为177个。参见https://www.icj-cij.org/en/cases,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日。


[4]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240_e.htm,“Very Broad Confidence”,28 June,201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日。


[5] 参见WTO Secretariat,GATT 1994 and 1947,page 5,World Trade Organization,1999.


[6]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pl_e/sppl240_e.htm,“Very Broad Confidence”,28 June,2012,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日。


[7] 1951年以前的GATT贸易争端是提交给一个叫“working parties”的临时小组解决的。这个临时小组的成员包括“原、被告”双方及争议兴趣方派出的代表。他们均代表派出缔约方利益。譬如在Brazilian taxes case中,“working parties”的成员即为原告巴西和被告法国,支持法国的美国和英国,以及3个中立方——中国、古巴和印度。参见GATT/CP.3/SR10(26 APR.1949)。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时任GATT总干事的怀特在偶然事件促发之下,提议成立专家组,独立对争端进行审理。参见Robert E.Hudec,Enfor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GATT Legal System,77-83,Butterworth Legal Publishers,1993。


[8] 这个阶段的“工作组”并无权对争端作出裁决。其在一个争端中的角色,与中国的居民委员会类似,主要是澄清争议、讨论争议并尝试达成解决争议的一致意见。所以,这个阶段解决争端的方式,仍然是外交斡旋。如果一致意见无法达成,则“工作组”的任务仅仅在于向缔约方大会报告各方的分歧所在。参见Robert E.Hudec,Enforc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GATT Legal System,77-83,Butterworth Legal Publishers,1993。同样见“Lamy Cites ‘Very Broad Confidenc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28 June 2012,www.wto.org.,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9日。


[9] 参见“Lamy Cites ‘Very Broad Confidence’ in WTO Dispute Settlement”,28 June 2012,www.wto.org.,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9月19日。

第一部分 国际贸易经济理论


第一章 贸易自由化理论


最早的西方人类社会对对外贸易,甚至贸易行为本身持否定态度。这体现在古希腊、古罗马哲学论著中。随着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贸易行为因国家富强的需要,渐渐得到社会认可。随之出现的,还有重商主义支持出口、反对进口的对外贸易主张。为反对重商主义贸易主张,出现了自由贸易的观点。但是,在亚当·斯密之前,自由贸易尚未获得社会的完全认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y of Nation),详细论证了建立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理论,正式建立经济学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赛尼尔(Senior)将自由贸易决策比喻为“仅次于改革、仅次于宗教自由,一个人类里程碑性质的决定”。


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建立了相对优势经济理论。1936年,哈伯勒利用机会成本理论,解决了相对优势论的危机,至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古典自由贸易经济理论体系。


但是,古典经济学只假设了相对优势的存在(找到了产生相对优势的原因),而没有论证它的存在(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原因产生相对优势)。此外,古典相对优势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生产要素对贸易的影响。1933年,俄林提出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理论对此进行了有效的解释,初步建立了现代国际贸易的相对优势静态理论。1951年,里昂惕夫利用经济数据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了实验验证,并最终解决了被称为“里昂惕夫之谜”的疑问。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现实越趋复杂,因而出现复杂的现代经济理论,如20世纪60年代佛农的产品周期理论;1933年由琼·罗宾逊和爱德华·张伯伦同时提出的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20世纪20年代由弗兰克·格雷汉姆以及其后的一些经济学家研究完善的外部经济理论;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以及近期考虑现实经济生活的一些主要因素及其变化的动态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节 早期对外贸易思想及理论


一 早期对外贸易思想


最早对外贸易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对外贸易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早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中就已出现。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在权衡对外贸易利弊时,主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反对观点占据上风。


公元5世纪前的古希腊哲学家反对对外贸易,蔑视贸易行为和从事贸易的商人,尤其是零售商。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Republic)中告诫公民,店主和劳工这两个职业应留给那些劣等人,因为他们不适合任何其他职业。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中认为,在贸易中用钱交换牟取利益是一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理应被轻视。[1]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古希腊人认为,公民不应从事商业活动,所有商业行为,应由那些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并与希腊城邦分离的外国人去做,以确保商业活动中没有国家成分,这样,国家的日常生活就可以完全与商业活动分离。


古罗马哲学家和政治家对商业和贸易的观点基本上与古希腊哲学家一致。他们认为,商人或中间商低价购进,高价售出,不改变商品本质而牟利,是一种低俗职业,有损一个优秀公民的尊严。基于这种观点,古罗马禁止参议员从事商业活动。


当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们也承认,国内专业分工和劳动分工可以带来国家利益,对外贸易必不可少。柏拉图在《共和国》中指出:“分工后可生产出更多产品,而且个人根据自身条件从事专一生产会更好更容易”;“建立一个城邦而没有进口贸易是不可行的,因为城邦需要用过剩的产品换取进口商品”。[2]


尽管承认对外贸易对国家有益,古希腊哲学家仍然主张限制对外贸易,认为对外贸易使本国公民受外国野蛮风俗和不良行为的影响,从而影响本国正常生活和道德标准,破坏本国法律与社会秩序。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主张,最理想的城邦设立点,应该可以保证自给自足,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外国贸易的需求,以利于国家安全与国防。


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哲学家和神学家根据早期一些作家,如希腊历史学家普拉泰奇(Plutarch)等关于“上帝制造海洋和陆地,创造资源的多样性,是为了让地球上不同人种之间通过贸易促进交流”的观点,提出“大同经济”(Universal Economy)学说,倡导对外贸易不受干预。在此之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贸易,尤其是对对外贸易的歧视与限制渐渐淡化,代之而来的,是对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宽容态度。到了中世纪,尽管经院主义思想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仍然对商业性活动和与陌生人进行接触表示怀疑和忧虑,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国内贸易优先于国外贸易论,但已认可商业贸易行为的合法性。例如,中世纪神学家的代表人物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在其著作Summa Theologica中,承认三种商业贸易对社会有益:对货物的囤积、对必需品的进口、将物品从产地运往该产品稀缺地区。“大同经济”学说一时成为对外贸易的理论支柱,尤其受到重商主义者和其他对外贸易者的拥护。


及至17、18世纪,自然法哲学家运用自然法原理解释国际关系,认为贸易是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权利。自然法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格劳秀斯(Grotius)强烈谴责葡萄牙人阻止荷兰人与印度进行贸易。他在《战争与和平的法律》(The Law of War and Peace)中写道:“任何人都无权利阻止一个国家与另一个遥远国家之间的商业贸易。这样的贸易,是为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它不会给任何人造成损失。”但是,格劳秀斯对贸易的支持只限于对外贸易,而不包括国内贸易。


无论是“大同经济”学说,还是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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