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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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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曹金成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01

书籍编号:30670767

ISBN:978752016921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4189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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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重了我的拖延症。早就答应金成给他的第一本著作写序,却迟迟难以交差。直到金成发来书末所附“致谢”,其中说“博导张帆先生亦作序推荐”,明白实在不能再拖了,才痛下决心,忙乱成文。


这部书是金成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完成的出站报告。半年多以前写出初稿,又修改了几次,结构一再调整,具体内容也颇有增删。德高望重的周清澍、陈高华两位前辈学者为本书出版写了推荐意见,大约已经能够说明其学术价值。在这里只能补充一点随感式的想法。


陈桱《通鉴续编》(简称《续编》)一书,除去追溯上古历史的少量内容以外,绝大部分篇幅是用纲目体记述两宋史事,兼及辽金,元朝本不是它的直接记载对象。然而蒙元之兴与金、宋之亡时间相叠,互为表里,《续编》不可能不予反映。其叙事下限截止于1279年厓山海战,上距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接近四分之三世纪,距离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王朝也几乎20年。这几十年叙事,涉及蒙元历史的篇幅不算很大,却是《续编》里最值得重视的内容。特别是其中正面记述蒙元政权史事的段落,成文于明修《元史》之前,可以视为元朝人编写的本朝史,吉光片羽,尤足珍视。


很长时间里面,《续编》在蒙元史史料学当中居于比较边缘的地位。已故黄时鉴先生于30年前首次撰文揭示《续编》蒙元历史叙事的史料价值,后来学者亦间有论述。金成此书,则在这方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总结性研究,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续编》蒙元历史叙事进行具体史源考辨,推断其中各条叙事取材于哪部书的记载,或是糅合了哪几部书的记载。另一方面,将《续编》蒙元历史叙事中一些具有独立史料价值的部分,与现存其他蒙元史籍的相关记载结合起来深入分析,从而对大蒙古国和元朝初期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考察和解释。这两方面工作,自然还很难做到十分完美,但创新之处颇不乏见,相信会引起蒙元史学界的重视。


即以史源考辨而论,看上去仅仅是简单的材料对比,真正做起来却有相当难度。如果史源所在著作今已不存,无法取阅对照,做出取材判断就更非易事。本书在这方面较之前人有明显推进。例如推断《续编》某些记载取自已经亡佚的《东平王世家》,虽然缺少直接证据,但我认为是充分成立的。即使史源所在著作今尚得见,由于《续编》并非抄辑材料的类书,通常会对材料进行融汇和整合,而且不能排除一条材料在不同著作中以相同面目出现,因此做出一对一的史源追溯,仍然具有一定的风险。以我的浅见,本书在这方面略有拘泥之病,希望将史源一一坐实,有时不如说得模糊一些更为稳妥。当然,这主要是下笔分寸问题,见仁见智,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金成在北京大学读博士四年,表现比较出色,博士后工作期间更有进步。他秉性质朴,沉默寡言,不能于稠人广众之中高谈阔论,但却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人,潜心向学,已发表多篇论文,外语和民族语言的掌握也日渐精熟。他在“致谢”中感慨自己出书之早,实际上年过而立,出书固不可谓晚,也不能说是很早了。况且当今学术繁荣,人才喷涌,争相撰著,蔚为潮流,则早日出书,诚亦有不得已者。相信这部书仅仅是金成学术生涯初期的一个总结,厚积薄发,更在来日。


受金成此书的启示,最后顺便再提一下《续编》可能受到忽略的一个价值。一般认为,除去蒙元历史叙事以外,《续编》其他内容基本源于写作时成书未久的辽宋金三史,从史料角度无足观览。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但三史史文经过《续编》援用,有时仍然对三史原书存在校勘价值。例如《金史》卷一一二《移剌蒲阿传》记载三峰山战役始末,正大九年(1232)正月号称十五万人的金军主力自邓州北退,蒙古军三千人尾随其后。金军指挥部认为“彼止骑三千,而我示以弱,将为所轻,当与之战”,于是“伏骑五十于邓州道”。《通鉴续编》于该年正月纪事,所述内容大致相同,唯“骑五十”作“骑五千”。金成在追溯本条记载史源时注意到这一异同,认为“根据金人十五万的兵力来看,似乎《续编》更可信”,其说甚是。以情理言之,己方号称十五万人,却只派出五十人去伏击敌方的三千人,岂非儿戏。或许《续编》所参考《金史》即作“骑五千”,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包括新问世的点校修订本,于此均未出校,似有缺憾。


张帆


2020年5月

前言


一 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讨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成熟的编年体史书就已出现,迄至北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遂成为编年体史书撰修史上的一大高峰。然《资治通鉴》记一事或隔数卷,首尾难稽,故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撰,后人效仿而作宋、元等史纪事本末;又,《资治通鉴》本身内容驳杂,不便省览,故有朱熹《通鉴纲目》之作,并寓劝惩之旨,后世仿此体例而修史者颇多,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即是接续《通鉴纲目》而编撰的第一部史书。[1]


陈桱祖父陈著曾本于朱熹《通鉴纲目》撰《历代纪统》一书,后经陈泌与陈桱父子续补,成为一部起自盘古、迄于宋代的皇皇二百卷巨著。此书虽未流传下来,但为陈桱《通鉴续编》的撰写提供了雄厚的史料素材和坚定的治史理念。因此,虽然《通鉴续编》的书法受到元末正统之辨的直接影响,[2]但其以宋为正统的理路有着更为深远的学术渊源。


自元末以来,《通鉴续编》就引发了学者不同程度的讨论。相关研究论文对此多有考察,但既不全面,个别地方也缺乏深度,以下即做进一步的深翻与检讨。


作为陈桱的好友,陈基和戴良大概是最早评阅《通鉴续编》之人,他们对此书深得朱子之旨归、“考核之精”、“取舍之审”等多有推崇褒誉。[3]然宋代著名学者王应麟之孙王厚孙(1301~1376),对《通鉴续编》的“前后之失”则有过一番“极论”,[4]惜今已失传。明初胡广亦批评陈桱的春秋笔法有“不可凭要处”。[5]后来,明人杨慎亦就《通鉴续编》在具体史事编撰上的不足之处有所指摘:


陈桱《续宋元纲目》书:王庭珪送胡铨诗,逢秦桧之怒。分注云:贬辰州以死。按《鹤林玉露》云:王庭珪自桧死后还家,年八十九岁。孝宗召见,年老足弱,令一孙扶上殿。孝宗慰谕再三,特官其孙。以此考之,庭珪未尝死于辰州也。后世多以正史证小说之误,小说信多诋讹。然拜官召见,昭昭在当时耳目,必不敢谬书如此。是小说亦可证正史之误也。缘定宇一时信笔,“辰州”下多增“以死”二字尔。[6]


按,《续宋元纲目》即《通鉴续编》。王庭珪被贬事,见《宋史》卷三〇《高宗纪》绍兴十九年(1149)六月丁巳条:“茶陵县丞王庭珪作诗送胡铨,坐谤讪,停官辰州编管。”[7]然未言是否即去世。关于庭珪卒年(1172),周必大为其所作行状和胡铨所撰墓志铭,皆有记载,[8]应未被陈桱寓目。杨慎在未看到行状和墓志铭的前提下,据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推测“以死”二字系陈桱“信笔”所增,颇具识断,说明《通鉴续编》在对史料的处理上有一些并不可取的主观推衍。


至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对《通鉴续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评述:


桱以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并终于五代,其周威烈王以上,虽有金履祥《前编》,而亦断自陶唐,因著此书。首述盘古至高辛氏,以补金氏所未备,为第一卷。次摭契丹在唐及五代时事,以志其得国之故,为第二卷。其二十二卷,皆宋事,始自太祖,终于二王,以继《通鉴》之后,故以《通鉴续编》为名,然大书分注,全仿《纲目》之例,当名之曰《续纲目》,仍袭《通鉴》之名,非其实也。


沈周《客座新闻》载:桱著此书时,书宋太祖云“匡允自立而还”,未辍笔,忽迅雷击其案。桱端坐不慑,曰:“霆虽击吾手,终不为之改易也。”云云。此虽小说附会之谈,亦足见桱以褒贬自任,乃造作此说。今观其义例,于宋自太平兴国四年平北汉后,始为大书系统。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本晦翁语录,持论已偏。至于金承麟称末帝,为之纪年,西辽自德宗以下诸主、年号亦详为分注,虽各本史文,然承麟立仅一日,未成为君,西辽并无事迹可纪,而必缕列其间,亦不免循名失实;盖委曲以存昰、昺二王,使承宋统,故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明史·何乔新传》载:乔新年十一时,侍父京邸。修撰周旋过之,乔新方读《通鉴续编》,旋问:“书法何如?”对曰:“吕文焕降元,不书叛;张世杰溺海,不书死节;曹彬、包拯之卒,不书其官;而纪羲、轩多采怪妄,似未有当。”云云,亦未始不中其失也。


他如取宋太祖烛影斧声之讹,载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语,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陈耀文《学林就正》又谓:桱误以范仲淹《赴桐庐郡至淮遇风诗》为唐介作,又改诗“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鱼龙”,则引据未免疏舛。黄溥《简籍遗闻》又谓:桱纪其先户部尚书显、吏部尚书伸、工部尚书德纲诸事,为宋史所不载。成化间《续纲目》者亦皆削去,疑其或出于妄托,则挟私滥载,尤不协至公。


然自《通鉴纲目》以后,继而作者,实始于桱。其后王宗沐、薛应旂等,虽递有增修,而才识卒亦无以相胜,姑存以备参考,亦未为不可也。[9]


以上四库馆臣对《通鉴续编》的评论,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书名名不副实。关于《通鉴续编》的书名,四库馆臣认为根据内容,当名《续纲目》,这是极中肯綮之言。前引元末人郑驹所述“陈桱著《续通鉴》”,透漏的就是陈桱著有《续通鉴纲目》一书。明人黄瑜和杨慎在提及《通鉴续编》时,分别将其称作《宋鉴纲目》《续宋元纲目》。[10]前者主要就《通鉴续编》以编年、纲目之体裁记两宋之事而言,后者既体现出《通鉴续编》为续《通鉴纲目》而来,又兼顾了其主体内容为宋元史事这一编撰特点。相较《通鉴续编》一名,这些书名则与实际内容更为契合。其实,陈桱之所以取名《通鉴续编》,在其好友张绅为是书所撰叙中,已经有过一番交代:“其纪年,司马氏之补遗也,而不敢自谓之补遗;书法,紫阳先生之纲目也,而不敢自拟于纲目,故题之曰《通鉴续编》。”


二是义例、书法问题。首引沈周《客座新闻》,以说明陈桱撰《通鉴续编》“以褒贬自任”的风格与态度。陈桱虽雷霆击臂而终不改易之事,在明代文献《都公谭纂》《七修类稿》《古今谭概》《皇明世说新语》中皆有记载,可见当时流传之广。[11]


次引郑瑗《井观琐言》对《通鉴续编》义例的点评,认为“持论已偏”,并进一步展开发挥,指出《通鉴续编》之义例“非千古公评”。按,陈桱以太平兴国四年(979)为宋朝正统之始,其理据为:“是岁,宋灭北汉,混一中原。”[12]对此,明人早有批评,认为非“至当之论”。[13]郑瑗之言,不见于《井观琐言》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而为宝颜堂秘笈本(见《丛书集成初编》0330)卷一所收。其中“本晦翁语录”之说,最初系姜渐在为《通鉴续编》所作序中首次指出。[14]我们知道,北宋建国于建隆元年(960),若正统始于太平兴国四年,则其间近二十年的统治时期(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一朝与宋太宗统治前三年)又该如何定位,这是很难令人理解并予以接受的,故四库馆臣有“持论已偏”之论。下文四库馆臣进而说《通鉴续编》为了保存南宋昰、昺二王以承宋正统,从而辗转相牵出承麟为金朝末帝、西辽诸主与年号,故“非千古公评”。上引元末郑驹之言,即对陈桱使用“景炎”“祥兴”的年号颇有微词,但这是《通鉴续编》以宋为正统之义例的一大体现。另外,承麟受玺即位,受百官称贺,备载于《金史》,虽“立仅一日”但并非“未成为君”;而分注西辽诸主与年号,亦据《辽史》而书,岂能是“循名失实”呢![15]


最后引何乔新言,以明《通鉴续编》书法之失。何氏所提书法问题,在《通鉴续编》中还有一些,如既尊宋统,却屡称“大元”,就比较突出。至于“纪羲、轩多采怪妄”,是说卷一记载羲皇、轩辕之事,多取自怪诞虚妄之文,难以令人信服,这实际上涉及《通鉴续编》在史源剪裁上的问题。对于《通鉴续编》卷一史料的采择,清人周中孚认为“其中多不经之谈”。[16]王鸣盛曾痛斥《通鉴续编》:“陈腐迂谬,浅陋空庸,不但不可取,亦且何足辨。”迮鹤寿为此所作按语中,对《通鉴续编》卷一有更为详细的指摘:“起首一卷纪盘古氏至高辛氏,盖本于胡宏《皇王大纪》,此则开卷已大谬矣。司马光《稽古录》、刘恕《通鉴外纪》、苏辙《古史》,皆起自伏羲,而《皇王大纪》则起自盘古,此乃小说家言,岂可以登诸史传!”又云:“若胡宏《皇王大纪》以盘古氏为始,陈桱《通鉴续编》因之,更俚鄙不堪矣!”[17]


三是对史料的处理。首先,四库馆臣抨击《通鉴续编》“宋太祖烛影斧声”与“文天祥黄冠故乡”之文,皆“漫无考正,轻信传述”。关于《通鉴续编》中的烛影斧声之文,实为千古之疑,明人程敏政最早指出是“附会《涑水记闻》而成之,不深考者以为实然尔”。[18]大约与程氏同时的尹直亦从文献流传的角度,对其中谬误有所揭橥。[19]现在看来,此事的篡逆性质当无可置疑,但具体细节已无法考知。[20]至于“文天祥黄冠故乡”,是其本人所持宋朝遗民观念的一大彰显,在当时有类似遗民心理者,亦不乏其人。[21]陈桱与文天祥之时相距并不太远,恐怕并非“漫无考正,轻信传述”。


其次,借陈耀文《学林就正》,批评陈桱将范仲淹诗张冠李戴,“引据未免疏舛”。按,陈耀文的记载,见于《学林就正》卷四《宋元通鉴节要》条。[22]范仲淹诗全文作:“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大概到北宋末年李献民的《云斋广录》,始著为唐介所作,并改“强楚”为“狂楚”、“尽室”为“今日”、“蛟鼋”为“鼋鼍”;[23]至元朝陈世隆编刊《宋诗拾遗》,流传更广,唯“鼋鼍”又被改为“鱼龙”。[24]陈桱之误改殆据此而来。


最后,据《简籍遗闻》与《续纲目》,认为陈桱四世祖至六世祖事迹“出于妄托”,系“挟私滥载”。在这方面,明、清学人多已质疑辩驳,其中尤以钱大昕的论证最为详尽,[25]就不赘述了。


上引四库馆臣的述评,代表了古代学者对《通鉴续编》的系统性认识,而以《通鉴续编》为中心全面审视陈桱的史学成就,则是20世纪末的事了。钱茂伟先生于1992年发布文章,立足于陈桱的学术承袭,对《通鉴续编》的成书及其社会反响和历史地位进行了一定评述。[26]后来,张伟先生也写有一文,进一步探讨了陈桱的史学渊源和史学成就;[27]正如评价者所说,此文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陈桱的《宋史辨》,并对其学术价值加以绍介。[28]


四库馆臣点出《通鉴续编》的记事时限“终于二王”,即全书结束于元灭宋的崖山之战(1279),故其中所记蒙元历史亦止于是年。回顾元史撰述的历史,清康熙朝进士邵远平,大概是最早意识到《通鉴续编》蒙古史料价值之人,他在所撰的《元史类编》中,即因袭了《通鉴续编》所记成吉思汗置宣平行尚书省一事。[29]乾隆考据大家钱大昕,亦据《通鉴续编》考辨蒙古统治家族姓名的不同汉译及其相关史事。[30]与钱氏同时的汪辉祖撰有《元史本证》一书,其中据《通鉴续编》考证出窝阔台后脱列哥那与“秃里吉纳”,为同名异译。[31]迨至清末,随着西北舆地学的兴起,研究边疆史地愈发成为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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