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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生命伦理学(增订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邱仁宗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01

书籍编号:30670976

ISBN:978730027951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59722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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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增订版序


1978年我从北京协和医学院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后,我需要确定我今后的研究方向。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建议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研究当代的科学技术和人。这使我深受启发。所以我选择了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作为我今后的研究方向,这两门学科既与科技有关,又与人有关。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拟出版一部书介绍国际上的新学科,这是我们经历“文化大革命”与世隔绝多年后哲学界和科学界的需要,也是社会和大众的需要。他们知道我在从事生命伦理学的研究,邀请我写一部这方面的书,我就建议书名为《生命伦理学》。1986年我已写出初稿,后来我应邀在教育部组织的生命伦理学讲习班上做了五天的讲演,就是依据这一初稿。《生命伦理学》一书则在1987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4万册销售一空。香港中华书局于1988年1月以《生死之间——道德难题与生命伦理》为题出版繁体版。同年9月台湾中华书局以同名出版繁体版。2010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生命伦理学》再版出版。我在“再版序”中指出,1987年初版除一些明显错误或文字不妥之处外基本不做修改,因为它毕竟是在我国、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本系统论述生命伦理学方方面面的著作,具有历史的意义。但为了让读者了解生命伦理学的最新进展,再版时收录了一些对新问题探讨不足或没有探讨的文章。此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这本《生命伦理学》(增订版),也持这一方针,但收录的文章除两篇外,皆做了更换,以便跟上新颖生物科技的发展。


生命伦理学在我国已经发展30余年,最近我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演探讨了生命伦理学的性质,值得在这里指出的首先就是,生命伦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其基本的知识和应用的技能,并不是仅仅学过一般伦理学或生命科学的人就能在解决其伦理问题上信口雌黄,乱加评论。其次,生命伦理学实现了马克思墓志铭上表达的医嘱,希望哲学家不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最后,根据在我国的经验,我将生命伦理学表述为帮助拥有专业权力的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以及拥有公权力的监管机构做出合适的决策的一门实践伦理学。所谓“合适”也就是合乎伦理,其核心是我们对病人、研究参与者和目标人群所做的干预必须具有一个有利的风险-受益比,以及在干预过程中尊重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自主性、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同时也要关心动物的福利和环境的保护。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数千年来医学从以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为中心向以病人、研究参与者和目标人群为中心转移的范式转换。这种转换同时保持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人员的专业责任不变。


然而,由于生命伦理学目前已经有了更为宽广和更有深度的发展,我这本书作为一本生命伦理学的入门书来对待应较为合适。

邱仁宗


北京草桥欣园


2019年11月23日

再版序


《生命伦理学》自初版问世后,已经过了22年。在这22年中,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趋势始终强劲,不断地向人类提出新的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挑战;但同时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加强了对生命伦理学这一学科的支持和发展,应对这些挑战,尤其是生命伦理学的体制化,使得生命伦理学研究成果通过法规、条例、规章或准则及时转化为行动。这是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生命伦理学与哲学伦理学不同,它以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以及医疗卫生中的伦理问题为导向。在这些领域中应该做什么(实质伦理学)和应该如何做(程序伦理学)的解决,不是靠伦理理论和原则的演绎推理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从实际出发,以伦理理论和原则为引导,找到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伦理理论和原则所规定的行动规范或要求都是“初始的”(prima facie),而在实际上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必须权衡相关方面的价值,既能尊重人和相关实体,又能使风险最小化和受益最大化。因此,从事生命伦理学的人们必须对临床、研究和公共卫生的实际具有敏感性,必须善于向科学家、医生、社会学家、法学家、心理学家以及行政管理专家学习,同时也必须以开放的态度,了解伦理学的进展,运用合适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的伦理问题。然而生命科学、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发展迅猛,伦理问题是如此新颖独特和千差万别,企图依赖一种理论来解决所有伦理问题,既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会阻碍我们对急迫的伦理问题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


由于《生命伦理学》是在我国,也是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本系统论述生命伦理学方方面面的著作,因此本身似乎具有一些历史的意义。在整体上将它保留下来,便于人们了解我国生命伦理学发展的历程。所以当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曾希望我重写《生命伦理学》时我犹豫再三,始终没有承诺下来。但毕竟《生命伦理学》出版于1987年,在这20余年中,研究伦理学和艾滋病伦理学的发展成果显著,近几年公共卫生伦理学又异军突起。所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建议补充一篇“学术自述”,并收录一些原《生命伦理学》没有探讨或探讨较少的问题的文章附在后面,以补不足。但即使如此,由于篇幅关系仍然不能补足缺陷,好在翟晓梅教授与我合编的《生命伦理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同时该书还有探讨“艾滋病伦理学”以及干细胞、生物信息库和药物遗传学中伦理问题的内容。


因此,再版的《生命伦理学》基本上与初版没有出入,然而校正了初版时没有发现的错误,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加了一些脚注来说明现在的变化。


希望这本书的再版,会给对生命伦理学感兴趣的读者一些帮助,并希望读者们不吝指教。

邱仁宗


北京草桥欣园


2009年11月5日

Ⅰ 难题和挑战


1. 生命伦理学的兴起


生命伦理学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学科。1969年在美国纽约建立了一个社会、伦理学和生命科学研究所,现在通称为海斯汀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1971年该中心出版了双月刊《海斯汀中心报道》(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同年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建立了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Kennedy Institute of Ethics),1975年《医学哲学杂志》(The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创刊,1978年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四卷本《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Bioethics)出版。从此以后,北美、西欧、日本等国大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各国和国际的有关生命伦理学的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讨论会、研讨会连绵不断,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并且引起了医学界和哲学界以外的学术界、司法和立法部门、新闻媒介和公众的关注。[215][1]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一词第一次是由波特(van Pansselar Potter)在他的《生命伦理学:通往未来的桥梁》一书中使用的。[176]但他使用这个术语的含义与现在不同,他定义生命伦理学为用生命科学来改善生命的质量,是“争取生存的科学”。他把应用科学与伦理学混为一谈了。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由两个希腊词构成:bio(生命)和ēthikē(伦理学)。生命主要指人类生命,但与之有关也涉及动物生命和植物生命。伦理学是指对道德的哲学研究(我们将在下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定义生命伦理学为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体和生命过程的科学部门,包括生物学、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卫生保健是指对人类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以及对健康的维护。所以生命伦理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多种学科在这里交叉。[63]


生物技术的进步,使医学面临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产生生命伦理学的根本原因。生物医学技术大大增强了专业人员的力量和知识。过去人们不能做的事现在能够做了,如使垂死的病人继续存活,在产前检查出胎儿的疾病,移植身体的器官,等等。于是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干这种事吗?”由于知识的增加,我们可以预测原来不可预测的行动后果,迫使我们作出道德决定。例如,有严重遗传病的夫妇所生育的后代,有身心缺陷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是否可作出不允许他们生育的决定?力量和知识的增加可带来许多好处,如使不能生育的人生儿育女,某一器官衰竭的病人可以获得代替的器官,这又提出资源的公平分配问题。“不许伤害病人”是一条传统的医学伦理学原则。那么,关闭一个脑死病人的呼吸器是不是伤害病人?不让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胎儿出生是不是伤害病人?不去抢救一个没有存活希望的无脑儿或脊柱裂婴儿是不是伤害病人?因为得不到供体肾而使肾衰竭病人死去是不是伤害病人?等等。


生命伦理学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难题和回答这种挑战而产生的。


现在生命伦理学已成为医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宗教界人士、新闻界人士、立法者、决策者和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美国和法国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处理这些问题。1983年2月23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建立“国家生命和健康科学伦理学顾问委员会”时说:“谁是父亲?谁是母亲?作为父母的权利不再截然分明了,因为体外受精现在已有可能。”由于社会—文化上的父母与生物学父母的分离,“扰乱了作为我们家庭和社会基础的身份的宪法关系……产生了一些可怕的问题……你们委员会必须是对话、思考和建议的场所,可以成为集体感觉和公共权威干预的中介。”该委员会以密特朗为主席,36名委员中有5名哲学家和宗教学家,15名伦理学家,16名生物学和医学专家。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和社会对它的关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理解:


(1)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不但能更有效地诊断、治疗和预防疾病,而且有可能操纵基因、精子或卵、受精卵、胚胎以至人脑、人的行为和人体。这种增大了的力量可以被正确使用,也可以被滥用,对此如何进行有效的控制?而且这种力量的影响可能涉及这一代,也可能涉及下一代和以后几代。当目前这一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生物医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影响增大的一个例子是生殖技术和生育控制技术对家庭模式变化的作用。把性行为与生育分开,把产卵、受精、胚胎三者分开的这种技术发展下去,很可能会根本改变家庭模式。设想一下如果可以用人造子宫来进行体外妊娠,进行无性生殖,加上社会化的婴幼儿培养教育系统,传统的家庭就会遇到更大的挑战。在一些国家中,非婚同居、单亲家庭的数目正在增长。婚姻、家庭模式的这种变化趋势,会不会对整个社会起瓦解作用?社会应不应该对这种趋势加以控制?如果需要,是不是应该对这些技术的应用加以控制?


(2)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产生了或加强了许多非医学的需要。一种非医学的需要是社会的,例如人口控制。长期以来,人类没有感到有控制人口的必要和可能。马尔萨斯理论的积极作用之一就是使人们感到有必要控制人口。但是如何控制、是否能够控制,这些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行政措施使这种控制成为可能。这样医学就越出了它传统的范围。于是产生一个问题:传统的医德要求医生对病人个人负责,现在又要求医生对社会负责,当这两种责任发生矛盾时,医生应该怎么办?这是过去的医生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另一种非医学的需要是个人的。例如不育的父母要求有个孩子,五官不端正的人要求做美容术。体外受精技术不是为了治疗输卵管阻塞症,而是为了补偿因这种疾病而造成的功能障碍。低鼻梁、单眼皮、乳房平坦、下颚突出等也不是疾病,人们要求整形外科来解决这些非医学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重要疾病得到控制,这种非医学需要越来越多地要求医学能予以解决。于是就产生一个满足医学需要与满足非医学需要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


即使对于传统上属于医学范围的问题,现在也越来越需要采取非医学的方法来干预。且不说环境引起的疾病,仅举目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最严重的心血管病和癌症为例,如果要真正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就必须强调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改善自然—社会环境。这些都属于非医学的干预。医务工作者和医疗卫生部门对此究竟应负有多少责任?该花多少力量?


(3)生物医学技术的进步本身带来了使用它们的压力,造成医疗费用的猛增。越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医疗费用在国家开支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例如美国的卫生经费占政府总开支的12%,但是人们仍然感到不够。这就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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