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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长寿的代价:我和六位老人共处的一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当独生子女步入老龄化社会,该如何迎接不断提前的“中年危机”呢?《纽约时报》非虚构畅销书,《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呼应时代之作

作者:(美)约翰·利兰,葛雪蕾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0-09-01

书籍编号:30671230

ISBN:97875217173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4445

版次:1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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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


怀着爱和感激,献给我的母亲

题记


变老是个不寻常的过程,


你就此成为一直以来应该成为的人。


——大卫·鲍伊,摇滚歌手

第一部分 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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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琼斯,87岁,“二战”老兵,退休公务员,生性风流,但心脏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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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索伦森,91岁,伴侣去世后,独自在曼哈顿上西区生活了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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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思·维利希,91岁,一直生活在布鲁克林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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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萍,80岁,来自中国香港,充分享受了社会福利保障,最大爱好是打麻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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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伦·摩西,90岁,不顾女儿的反对,在养老院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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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斯·梅卡斯,92岁,电影人,作家,有着30岁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急脾气

第一章 所有人都失去了点什么


我从2015年开始做一个题为“年过85岁”的系列报道,跟踪采访六位纽约老人。有些人还在工作,有些人足不出户。所有人都失去了点什么:行动能力、视力、听力、配偶、子女、同伴、记忆。但很少有人失去一切。


我想知道,从起床的那一刻直到就寝,他们是怎样度过一天的,他们对明天有什么期望?他们怎样应对服药问题、子女和不断变化的身体状态?他们丧失能力的速度像昔日获得能力一样快。有没有这样一道门槛,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丢失?


“你知道自己老了以后想做什么吗?”


“你知道自己老了以后想做什么吗?”


在回答了一年的提问之后,约翰·索伦森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我们正在他位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公寓厨房里。他已经在那里生活了48年,6年前他的伴侣去世后,便一直独自生活。


他身边是他早年绘制的以树木为主题的壁画,枝杈伸展到了天花板上。感恩节临近,这是一年中约翰最喜欢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他都会离开公寓,去和朋友们聚会。但今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去聚会了。


厨房和我上次以及上上次来探望时一模一样,约翰刻意保持每样东西都不随意改变位置。因为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他担心如果哪样东西挪了地方,他就找不到了。他正准备用冰箱旁边的小电视和录像机观看《七对佳偶》(Seven Brides for Seven Brothers[1],这部片子总能让他高兴起来。他对剧情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看屏幕。


我们正在聊约翰的生活中给他带来乐趣的东西。这需要一点鼓励,因为约翰总是从阴暗面开始说起。我每次探望他时,他都说自己想死。不过,一旦他开了头,心情便总会好起来。他深情地说:“我最近放了《帕西法尔》的第二幕,是乔纳斯·考夫曼演唱的。他是我听过的音色最漂亮的男高音。他长得可真英俊。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沃尔特去世以后。他在唱歌,天哪,他真棒。”


约翰91岁了,是我从2015年年初就开始定期探望的六位陌生人之一,这些人意外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没有人想过自己会对我有这样的作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正在为一家报纸做一个题为“年过85岁”的系列报道。为了做报道,我计划在一年时间里跟踪采访六位纽约老人。


如同所有的报道一样,首先要物色人选。我通过家庭陪护机构或者他们的个人网页,约他们在老年中心和养老院见面。他们有些还在工作,有些足不出户。我见到了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麻将爱好者、大屠杀幸存者、持续创作的艺术家,以及仍在组织下午茶舞会的96岁金属工人。所有人都失去了些东西:行动能力、视力、听力、配偶、子女、同伴、记忆,但很少有人失去所有。这个群体的人数在美国增长迅速,如今已多到有了自己的名称:最老的老人。


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的婚姻在维持将近30年后破裂,我人生中第一次独自生活。现在我55岁,有了新女友,也有了关于我在这个世界上所处位置的新疑问:关于年龄,关于爱和性,关于为父之道,关于工作和满足感。


我还承担了照顾86岁母亲的重任。我父亲去世后,她从新泽西州的牧场住宅搬到了下曼哈顿一座供老年人居住的公寓楼里。我的这项职责履行得并不好。我尽量每隔几个星期陪她吃一次晚饭,偶尔晚上陪她去看急诊。我假装没注意到她可能有更多需求(我告诉自己,最好尊重她的独立性),她也在假装若无其事。我们都没有为我们即将携手闯入的这个人生阶段做好准备。86岁高龄的她不知道活着的意义何在,而我则不知道该如何施以援手,但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困境。


这个系列报道中我最早采访的几个人里有一位名叫琼·戈德伯格的女士。她101岁了,曾是绘儿乐(Crayola)公司[2]的秘书。谈话伊始,她高声叫道:“给我来一杯金酒!”然后她一边喝酒,一边给我讲了一个负心汉的故事。那是70年前的事了。但对她来说仍然如在眼前。她以前住在自己的公寓里,直到100岁的时候接连摔倒好几次,她觉得自己独自生活已经不安全了,才坐着轮椅住进养老院。在完美的第一次会面后,她因为身体不适而要求推迟我们的第二次访谈。然而等到重新约定的会面日期到来时,她已经不在人世。无论她为活到101岁制订了什么样的计划(我想这是她对待人生的一种幽默态度,固执地拒绝臣服于命运,即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也都随她而去了。


每个人都有故事可讲——关于“大萧条”时期的家庭生活,或者二战期间的性生活;关于参加民权运动,或者被父母告知他们不是“读大学的材料”。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从起床那一刻开始直到就寝,他们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他们是如何度过一天的,他们对明天有什么期望?他们怎样应对服药问题、子女和不断变化的身体状态?他们的身体现在正沿着童年的轨迹逆行,丧失能力的速度就跟小时候获得能力的速度一样快。是否有这样一道门槛,当你跨过去之后,人生的价值就逐一丢失?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所以具备专家资格,完全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这一切。如同英国小说家佩内洛普·莱夫利80岁时所说的那样:“高龄的少数优势之一是你可以带着某种权威性谈论这个问题;你现在已亲身经历,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经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未知的。我们是先行者。”


我跟他们碰头的地点包括他们的家里、看病的路上、医院、爵士俱乐部、酒吧和泽西海岸的海滨别墅。我见了他们的子女、情人、医生、家庭看护、朋友,甚至还有一位前地方检察官。他曾在很久以前判决一位老人犯有淫秽罪,如今想道歉。还有一次,一位老人突然消失不见,电话也打不通,我通过布鲁克林区的医院系统查找他的下落,发现他正因截去了两个脚趾在住院。我倾听他们的故事,也是在学习他们的经验。


我渐渐发现,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无论每次探望时的谈话多么沉重(有些日子甚至会变得相当病态),都比以往的任何工作更能令我精神抖擞。我料到那一年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变化,但我没料到同时也会改变我。


这六个人同一时间成为我的长辈:热情、古怪、苛刻、健忘、风趣、睿智、啰唆,有时又消沉到不愿开口。他们责备我探望的次数不够多,给我吃巧克力,或者寄剪报给我看。我帮他们换灯泡,在以色列问题上满怀同情地点头附和,给他们讲述我与母亲的关系。他们令人敬佩,有时也会抱怨,为记住怎样吃药而想出了复杂但不实用的方法——只要治疗心脏病的白色小药片没有掉到地上就可以,药片太小了,他们的手指捏不住,掉到地上他们又看不见。


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再自以为了解生活。这是一种屈辱的体验,但也给人以力量。我不需要充当专家或批评者,去质疑他们告诉我的东西。相反,我让他们引领我走进他们的世界。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接受我的直觉并不认可的想法。我的直觉认为我知道90岁是怎么回事,但其实我并不知道,只要我不再一味地偏信直觉,学习过程就轻松多了。当专家很累人,当学生则可以放开自我,就像是在你光顾过的最好的餐馆里等待宴会开席。


如同所有出色的小说角色一样,每位老人都有所希求——尽管起初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一样。


他们的通讯录会出现一个个黑洞


我最终选择的六个人来自不同背景和社会阶层。我认识弗雷德里克·琼斯的时候,他87岁。他是“二战”老兵和退休公务员,生性风流,但心脏衰弱。这迫使他在前一年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待在医院或者康复中心。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给我讲了他在一家百货商场勾搭上一个比他年轻30岁的女人的经过;他不记得是哪家商场了。弗雷德是个花花公子,尽管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还是本性难改。在他公寓里的老照片上,他穿着时髦的西装,蓄着浓密的唇髭,可我认识他时,他认为穿着矫形鞋去教堂太丢人了,所以大部分时间待在凌乱的公寓里。到他的公寓要爬3层楼梯,而他几乎爬不动。弗雷德对于什么是年老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向上帝祈祷,让他活到110岁,他从不怀疑自己能活到那个岁数。他说,他在每一天到来时都感谢太阳再次升起。当我问他生活中最幸福的是哪个阶段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就是现在。”


他是第一个让我振作起来的人。


我认识海伦·摩西时,她90岁了。她不顾女儿的极力反对,在布朗克斯区的一家养老院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挚爱。我认识他们的时候,这段罗曼史已经持续了6年。


她凝视着住在走廊那头的豪伊·蔡默说:“我爱豪伊。”


豪伊说:“我也爱你。”他坐在她床边的轮椅上,握着她的手,“你是我生命中唯一想要的女人。我说的是真心话。”


她说:“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但最好是好话。”




在相爱60年的情人去世后,约翰·索伦森丧失了对生活的大部分兴趣。他的情人是位名叫沃尔特·卡伦的书商。约翰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说:“你在我这里长不了多少见识。”“我对好多东西都只是知道点皮毛。”我们聊歌剧和法尔岛(他的海滨别墅在1960年的售价是1万美元),聊他因为不能再做以前那些事而产生的挫败感。约翰心甘情愿地在沃尔特的身体每况愈下时照料他,但现在却无法原谅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他拒绝使用助行器或轮椅(他觉得这些东西很难看),所以他从不出门。他的指关节因痛风而肿胀,就像配错了的抽屉把手,而且差不多跟抽屉把手一样弯曲。不过,交谈总能让他振作起来,哪怕是谈论他求死的愿望。他每天锻炼身体,显然对自己的身体还能撑得住感到异常骄傲。他说:“亲爱的,我的身体比好多人都棒多了,我知道。不过,我受够了。我不是不快乐,但等到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会很开心。”


约翰说,死亡唯一的不足是“我没法活得足够长,为自己终于死了而高兴”。




89岁的黄萍幸运地处在社会保障系统的最理想位置:她每个月付200美元租金,租住在格拉默西公园附近的一处福利房,有一位每星期上门工作7天、每天工作7小时的家庭看护,由医疗补助计划承担费用。她说,老龄不像工作或者照顾她丈夫那样充满压力,那些才是累死人的活。不过,她想念已故的丈夫和在中国去世的儿子。她说:“我尽量不去想不好的事情。老人总抱怨不是好事。”




相比之下,鲁思·维利希急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不满,但看到这些书面描述之后她又很不高兴——她认为自己不是那样。在那一年间,我逐渐明白鲁思的抱怨其实是在对生活施加影响,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自己的境遇。我认识她之前不久,她被迫搬出了位于布鲁克林区帕克斯洛普的拥有昂贵生活辅助设备的居所,原因是业主决定卖掉房子,修建价格更高的共管公寓[3]。为了搬到那里去住,她放弃了汽车、隐私和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事情的自由。如今,她老了5岁,身体更不灵便了,却失去了那个家以及她在那里结交的朋友。91岁的她不得不在布鲁克林区更偏远的希普斯黑德地区另一家有生活辅助设备的机构重新开始。她生活在陌生人当中,住在不熟悉的社区,远离了此前离她最近的女儿。


有天上午她说:“这里有人说我是个暴脾气老太太。她没说‘老太太’,她说的是‘暴脾气太太’,是我加了个‘老’字。我不轻易认输,也许这是关键。我确实很倔。”


3月的一场雪覆盖了外面的街道,也就是说,她这一天又不能出去了。她说:“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我91岁了,我告诉了所有人,我不怕这个。跟其他一些有严重残障的人相比(我有点为此感到骄傲),我的运气挺好。我尽量保持健康。我有时会琢磨自己会是怎么个死法,但我还是尽量通过读书看报让自己忙起来。尽量让自己快乐并没那么容易,但我希望自己能更快乐。”




92岁的电影人兼作家乔纳斯·梅卡斯有着30岁的年轻人的充沛精力和急脾气。他还在制作电影、编纂回忆录和建立剪报库,为他的非营利组织筹集资金,并且在运营自己的网站。


一天,他发给我一首2005年创作的未发表的诗歌。


我终生忙于变得年轻


不,你没法说服我变老


我至死都是二十七岁


他的朋友们都比我年轻。他说,他根本没有减速,反而是在加速,因为现在他可以专注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他们是我那一年的六位老师。当然,他们在一天天走向死亡(我们都是),他们已经足够靠近终点,要思考的不光是死亡的事实,还有它所采取的形式。死亡不再抽象。他们会继续保持认知能力吗?他们最后的日子会拖拖拉拉吗?他们明天也许会摔倒,会髋骨骨折,会中风,他们的通讯录会出现一个黑洞。每当电话没人接听的时候,我就会担心。一年半里,他们中有两位去世了。


科技可以使更多人活到高龄


关于老年人的讨论往往专注于老龄那些非常实际的问题,比如身体机能和思维能力的退化,或者用于生命终期医疗的巨额费用。他们会格外关注一位了不起的老太太:她似乎完全拒绝变老,90多岁了还在喝马提尼、跑马拉松。这种愿景对婴儿潮一代格外具有吸引力,它告诉你你也能掌握“成功变老”的秘诀。你要做的基本上就是延长后中年期——参加俱乐部、做志愿者、锻炼身体、坠入爱河、学意大利语、不要生病。我提到不要生病了吗?祝你好运,但愿能如你所愿。


如同绝大多数老人一样,和我相处的老人都不符合上述任何情况。他们的生活中有损失和缺陷,但他们没有被这些定义自己的生活,每天早上醒来时,他们所拥有的愿望和需求,并没有因为膝关节疼痛或没法像过去那样玩填字游戏而打折扣。年老不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骤然降临的,它也不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它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与其他任何阶段没有两样,在此期间,他们仍然在决定自己想要怎样的生活,仍在学着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


直到不久前,经历这个阶段的人还相对较少,以健康状态进入这个阶段的人就更少。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活到85岁以上的人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多(在美国有将近600万85岁以上的人,与1960年的不到100万人相比大幅增加了),而且达到这个年龄之后,他们也会活得更久。也就是说,你的子女以为自己是先锋,但其实你的父母才是先锋。2018年活到85岁的美国人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不到60岁。这样就出现了很长的计划外时间,以及很多知道长寿是什么感觉的老人。


我们会对此感到担心,并不觉得活得久值得庆幸。我们是那么孤单、那么与世隔绝,拥有那么多皱纹。在电影里,美人永远都是年轻的,示爱的老人都是老色鬼。我们喜欢看到影视剧里的人物在完成任务时开车消失在夕阳里。如果塞尔玛和露易丝没有开车冲下悬崖[4],而是变老,在丹佛的闹市区开设辅导课程,有时找个男伴,跟家庭看护大吵大闹,那会更刺激吧?但是,老人们不会开口讲这种故事。梅·萨藤在61岁时发表了小说《眼前的我们》。正如她在书中写的那样:“烦恼在于,不身临其境,便不会知道其实老龄是乏味的。那是个陌生国度,有着年轻人乃至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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