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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0年卷/总第8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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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0年卷/总第8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崔凤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01

书籍编号:30675082

ISBN:978752017072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0993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0年卷/总第8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0年卷:总第8期/崔凤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201-7072-7


Ⅰ.①中… Ⅱ.①崔… Ⅲ.①海洋学-社会学-中国-文集 Ⅳ.①P7-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46352号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2020年卷 总第8期)


主编/崔凤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谢蕊芬


责任编辑/庄士龙 佟英磊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群学出版分社(010)5936645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3.25 字数:210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072-7


定价/8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


集刊名: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


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上海海洋大学


主编:崔凤


编辑部成员


执行编辑:王新艳


助理编辑(以姓氏字母为序):


陈梅 刘娅男 秦杰 宋枫卓 王甘雨 王钧意 岳晓林 张安慧


张坛第 周媛媛


集刊序列号:PIJ-2013-070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卷首语


《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一直鼓励理论研究,基本上每期都会设立“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这个单元,力图展示中国学者对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经过多年的积累,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关于海洋社会学的一些基础理论、基本概念等已经大致厘清,不仅为海洋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概念,而且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鼓励学者多做经验研究,开展大量的田野调查,在这方面,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质量不错的研究成果。本卷依然坚持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重的原则来收录论文。


在“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单元,三位学者针对时下受到热议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以及国家海洋督察等相关内容,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概念阐释及功能分析。宋宁而、张聪认为,要理解“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理解时代变迁与特定事项变化是关键点,其中涉及社会变迁、实践能力变迁、环境变迁多个变量,因此不能简单地做横向比较,而是应从共同体与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社会、“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三组关系入手,对“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的关系进行界定。同时他们强调社会学视角的意义在于展示以海洋为中心的视野、揭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多层化、明晰“命运”的内涵、清晰界定人类海洋实践中的共同利益。


张良深入分析了国家海洋督察的功能,认为国家海洋督察实现了科层制与督察制的有效结合,实现了中央政策统一性与地方执行灵活性的统一,同时还引入外部的社会监督机制,发动群众监督地方政府的用海管海行为,实现政府内部监督与外部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确保了国家海洋督察的效果。张良还指出国家海洋督察有望呈现常态化趋势。


在“渔民群体的流动与发展”单元,各学者关注传统海洋渔民雇工群体、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问题以及渔村人口流动问题。其实地调查涉及我国东南沿海及东部沿海,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沿海地区渔民群体的发展与流动。高法成、叶锦非通过考察湛江市海洋渔区,发现传统海洋渔民雇工主要分布在雷州、遂溪、徐闻、开发区(仅指东海岛和硇洲岛)、麻章、坡头、吴川等沿海地区。尽管传统海洋渔民雇工的工作环境恶劣、收入结构单一,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仍不得不继续从事捕捞工作。群体职业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低、社会参与程度不足、社会支持网络不健全和渔区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宽等使得传统海洋渔民雇工逐渐边缘化,成为渔民中的弱势群体。因此需要提供多元社会支持系统,加快传统海洋渔民雇工的转产转业。


刘勤、陈嘉棋关注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社会支持,以茂名博贺港地区为调查地点,从海洋捕捞渔民的社会支持入手,探讨其对海洋捕捞渔民转产转业的影响,得出正式支持、准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对推动海洋捕捞渔民“双转”具有促进作用,而专业性社会支持的作用不显著的结论。秦杰通过对烟台市桑岛村进行实地调研和案例分析发现,“异地双房”现象是桑岛村一个极具普遍性的现象,与之对应的是桑岛村的人口流动呈现“动态稳定”的趋势。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背景下,“动态性”是渔民对于特殊渔业规律的自觉调适;“稳定性”是渔民对于初具现代化特性的渔村的主动选择。


在“渔村社会与海洋生态”单元,罗余方反思“社区研究的传统范式”,历时地梳理粤西硇洲岛的疍民群体从海上漂泊到陆上定居,进而被国家力量再造为一个社区的历程,试图为社区研究提供一个异于传统乡村社区的另一种社区构造的样本。研究发现,社区之所以能够再造,是因为形成了一套嵌入于社会文化之中的社会动力机制,这套机制可以是基于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礼物流动机制,也可以是基于血缘的宗族礼法机制,还可以是基于信仰的供奉神灵的制度化体系。


王书明、王玥着眼于大航海时代欧洲的殖民侵略与生态扩张,通过对大航海时代欧洲在“幸运诸岛”、美洲、太平洋各地以及非洲的扩张的阐述,分析了欧洲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影响,提出了当今时代必须秉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进行和平友好地交流与互动。


王钧意在传统渔村桑岛村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家庭中出现了放弃固有信俗而转向外源宗教——基督教的现象。他认为这意味着岛内的传统生活场从信仰开始发生了脆性断裂。在此基础上,他详细地探究了渔村流变的表象和渔村传统脆断的逻辑内涵,进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渔村流变的解释框架。


在“海洋文化与产业发展”单元,专家们主要关注海洋产业与海洋文化的发展以及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两个主题。陈晔、聂权汇通过研究上海地名的变迁展现海洋产业发展对海洋文化的影响,发现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上海海洋文化也逐步得到发展。古代上海对海洋的开发集中在“渔盐之利”,出现诸多如沪、下沙、大团、盐仓、三灶等相关地名;近代上海海洋运输业繁荣,便遗留下很多与航运相关的包含“海”字的地名;当代上海海洋产业处于高级开发阶段,因而出现很多与海洋相关的“祈愿型”路名。


林新妃以舟山走书、渔民画为例,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分析当前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存在着文化环境变迁、传承人缺失、形式单一化等问题,并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探究非遗文化推陈出新的现实路径,提出文化工作者创新表现形式、政府部门加强文化扶持力度、市场开发非遗体验式服务、学校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等建议。


在“海洋民俗与海洋民俗信仰”单元,诸位专家聚焦于海洋信仰文化,对妈祖信仰、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龙文化与龙王信仰等海神信仰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宋宁而、宋枫卓从海神信仰中多神共存的现象入手,在对现有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海神信仰“叠合认同”的内涵、要素与特征,并提出了海神信仰“叠合认同”的研究框架。其中,海神信仰的内在特质是“叠合认同”的前提,外部因素是重要条件,渔村海洋实践中的适应性实践和反思性实践作为承接因素则是助推动力,三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海神信仰的“叠合认同”进程。


王小蕾、王颖和郭佳美聚焦于南海渔民一百零八兄弟公信仰,从“记忆生产”的维度探讨兄弟公信仰及其文化内涵的生成轨迹,在凸显信仰者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这一海神群体信仰的功能,即群体经验的投射、精神诉求的载体以及社会认同的纽带。


杨春强以沧州地区的妈祖信仰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即一是因漕运沿南运河两侧传入,二是因参与海上运输交流在当地生根,并发现在与衍生于清朝的当地民间“师傅林”信仰的相互博弈中,妈祖尽管未能成为沧州地区的主宰神,但仍是当地民间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钱梦琦则以民俗叙事谱系理论为研究视角,对龙与龙王形象的起源、龙王信仰的产生与发展、龙王信仰中的神话传说、龙王信仰的域外东传等范畴内的相关问题予以整体性考量和关联性解读,发掘其谱系呈现方式,从而充分认知、深入理解龙文化与龙王信仰的整体形态与总体价值。


本卷所收录的论文,主要来自第十届中国海洋社会学论坛(2019年7月,昆明)和第九届海洋文化与社会发展研讨会(2019年11月,上海)两个学术会议,这两个学术会议已经成为《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所收录论文的最主要的来源,我们坚持学术至上原则选取了这两个学术会议的部分论文,同时我们也通过征稿的方式收录了部分论文。


随着海洋强国建设的稳步推进,我国海洋实践活动将会日益活跃,关于海洋实践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会越来越繁荣,我们期待着高质量的海洋社会学论文,希望不断提升《中国海洋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力。


崔凤


2020年6月9日于上海

海洋社会学基础理论


“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概念阐释及关系界定


宋宁而 张聪[1]


摘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需要社会学的视角。以社会学的视角关注“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海洋社会”的关系做出界定。“海洋社会”所使用的社会学视角,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建构展示了以海洋为中心的视野,揭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多层化特征,明晰了“命运”的内涵,并清晰界定了人类海洋实践中的共同利益。


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洋社会”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在集体会见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指出,要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2]这使得“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提法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也使得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受到热议。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相关理论研究是当务之急,而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行界定。


目前为止,学界对“海洋命运共同体”概念的阐述主要从地缘政治学、国际法学、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视角[3]展开,这些研究是必要的,但仍然不够充分。要解读何谓“因海洋而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必然不能遗漏以“共同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视角。而关于社会学的视角,滕尼斯在其经典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指出:“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4]由此,“共同体”与“社会”的概念在表述应用中是同义而又对立的,将二者进行对比研究正是社会学的意义所在。同理,以社会学的视角关注“海洋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对“海洋命运共同体”和“海洋社会”的关系做出界定。


一 概念阐释


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以杨国桢提出的“海洋社会”等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5]为标志,呈现社会各领域涉海主题的研究之热。“海洋文化”“海洋社会”“海洋经济”等各类学术词语的高频度使用,呈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相关概念的界定容易变成“海洋”与既有学术名词的简单叠加。按此思路,则“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会变成“海洋”“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的叠加,这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概念的阐释与界定首先应该回到词源,结合术语被提出的语境进行理解。


(一)“海洋命运共同体”


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界定不可将“海洋”与既有概念简单叠加,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需对各词组分别做出阐释。相反,这一步不仅需要,而且是概念界定必不可少的前提。


“共同体”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解释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6],指因共同外部环境而相聚的社会群体。其对应的英语词“community”在《牛津现代英汉双解大词典》中的解释是“生活在同一地区或具有特定共同特性,尤其指行使共同所有权的社会群体”。[7]显然,“共同体”在中英文语境中都是从共同的外部生存环境这一角度加以把握的。


“命运”则被用以比喻“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及结局”[8]及“特定人员在未来必然会发生的事项”[9],强调的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因而,“因海而结成彼此命运相连的共同体”表达的意思至少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特定事项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事项与海相关;第三,事项将特定社会人群置于共同的生存环境与空间中。这一结论足以引发我们的思考:变化为何不可避免?变化何以赋予我们以生存空间之共通性?一系列问题都指向两方,一方是海洋,这意味着海洋的自然特性所具有的特定属性与这一变化有关;另一方是各国人民,因为特定的变化,人类的利益趋向整体化,彼此主张权利的界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共同的使命。


结合提出的语境与上述思考,“海洋命运共同体”应做此理解:因时代的变迁与特定事项的变化,海洋不再是隔离世界各国人民的障碍,反而成为连接我们的通道、空间与生存环境,各国人民因此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其中,时代变迁与特定事项变化是这一概念中的关键点。


(二)“海洋社会”


在国内,“海洋社会”一词最早是由杨国桢提出并使用的:“‘海洋社会’是指在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海洋活动中,人与海洋之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组合,包括海洋社会群体、海洋区域社会、海洋国家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及其结构系统。”[10]在此基础上,庞玉珍[11]、张开城[12]、闫臻[13]分别从不同角度阐释了“海洋社会”的定义。其中,崔凤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实践活动的视角,将“海洋社会”定义为“人类基于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的总和”。对这一概念的由来,作者阐述如下:“这样定义的‘海洋社会’概念,既体现了社会的一般性,如‘社会是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人与人关系的总和’;也体现了‘海洋社会’的特殊性,即海洋特色,也就是‘海洋社会是人类海洋开发实践活动的产物’”。[14]学界对“海洋社会”概念的界定,尽管各有侧重点,但都源于对两种变化——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行为的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变化及其相关性的思考,而这正揭示了人类与海洋关系的本质——海洋是通过人类改造开发海洋的行为,对人类社会施加影响的。这意味着,只有当人类社会和人类开发海洋的能力都发展到特定程度时,人类社会才会因海洋而结成命运相关、休戚与共的整体。


显然,“海洋命运共同体”与“海洋社会”两个概念的提出,都是人们关注人类海洋实践之变与人类社会本身之变“碰撞”所产生的结果。对“海洋社会”概念缘起的解析,恰好对上了在“海洋命运共同体”解读中产生的疑问,这意味着有必要对两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深入剖析。


二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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