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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以河北李村为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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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以河北李村为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付会洋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01

书籍编号:30675098

ISBN:978752016207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5269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社会学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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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以河北李村为例/付会洋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9


ISBN 978-7-5201-6207-4


Ⅰ.①农… Ⅱ.①付… Ⅲ.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河北 Ⅳ.①F32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29746号


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以河北李村为例


著者/付会洋


出版人/谢寿光


组稿编辑/宋月华


责任编辑/韩莹莹


文稿编辑/张凡羽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010)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装/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309千字


版次/2020年9月第1版 2020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6207-4


定价/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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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然而,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充足的生计保障和应有的尊严。笔者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解释,同时以中国一个普通村庄的农业变迁实践为载体,探索理解农民生产与生活的真实处境。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实践过程研究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具体路径为:从国际竞争及政府主导发展下的农业变迁着手,对农业的政治过程做出详细阐释。本书的“政治过程”主要指对农业相关资源如土地、水利、农资、农产品、劳动力等的组织和利用过程,以及组织和利用的目的与逻辑。


在国际竞争层面,笔者主要考察了绿色革命中的政治意蕴、农业自由贸易中的政治,以及食物主权运动与新农业政治。在政府主导发展层面,笔者认为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深受国际竞争的影响。国际政治的现实性存在会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发展环境及其内部的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亦不例外,它既是对国内农业发展方向的指引,也是应对国际农业政治的措施。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笔者通过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文本挖掘,发现国内的农业政策形成了一套以经济为中心,以一体化、商品化、市场化、机械化和标准化为关键内容的相互交错的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的关键目的是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正如它可以自动地吸纳并排斥一些对象一样,它也有一定的受益偏向。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农业合作社,甚至工商资本皆可从中获利,而相比之下,普通农民获益寥寥。


为理解农民的真实生产情况与生活处境,笔者并未止步于对政策文本的分析,而是沿着政策所涵盖的不同方面深入村庄,具体考察了解政策导向下的土地分化过程、农田水利在集体与个体化进退中的政策困境、地方政府主导的李子市场嵌入和影响、传统农业种植在市场化进程中所遭受的双重挤压及所发生的空间嬗变、在打工与种地这一分工中的性别关系。研究发现,政策作为一种政治权威在国内自上而下的推行中并非毫无阻碍,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会利用或消解这种权威,同时这种权威也会重塑或深化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地方社会权力结构与国际经济与政治力量、国内政策权威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形塑了国内农业的变迁路径。无论是在土地分配还是在水利灌溉的组织工作中,经济都被作为一种新的控制手段引入农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农业关键资源的商品化带来了部分农民无缘享用资源的尴尬结果。李子市场的嵌入在为农户提供新的生计可能的同时,也使农户更深地卷入市场之中。生产以市场为导向,但农民的市场意识薄弱,生产的农产品难以销售,进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另外,因粮价低,不赚钱,以及日益高涨的货币化需求,农民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小麦种植。一方面,国际粮食价格不断拉低国内的粮食价格,使农民的农业收入水平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教育、住房、人情往来等开支又不断拉高农民的消费水平。在这种经济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农业家庭需要从打工中获取更多收入以补贴家用。因固有的城乡二元体制,夫妻二人“谁外出,谁留守”成为一个问题,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承受了更多的压力和痛苦。


总之,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一个社会领域,更是一个政治领域。农业的变迁也不仅仅是出于农民的利益而进行的,更是出于国际竞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

导论


农业是人类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转化为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对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权力与财富的最重要方式。


——约翰·帕金斯《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


一 研究背景


目前,提起农业、农村和农民,大家习惯性地将之称为一个问题,并且是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尽全力解决的大问题,似乎农业、农村和农民是问题的制造者而非承受者。一些学者将“三农”与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关联,认为“三农”是这一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和艰巨任务(李树基、朱智文,2003;武力,2002;韩长赋,2002;李炳坤,2003)。在“三农”问题的前提下,农村城市化、农业市场化、农民非农化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流行思路。有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的自然村从360万个减少到270万个,每天消失近百个村庄。农村城市化作为许多崇尚现代化生活者的一种憧憬,亦被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农村问题的解决不能拘泥于农村内部,应同城市发展相结合,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和城市化建设,将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陈锡文,2003),改变传统城乡差别化的分工格局,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许经勇,2001:6)。“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小城镇建设密不可分(李晓霞,2010),城市化被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李景国,2009),新农村建设是将这样一种思路付诸实践的具体探索。然而我们对于一种理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克服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限制被用来解决问题缺乏实际的思量。


农业市场化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和农业政策导向的重点。融入并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立足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晓亮,2001)。对农业市场化的具体要求和期待如下:土地自由流转,且能够向种田大户集中;农业结构应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生产专业化、产品标准化、经营规范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得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少而精”;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改造传统农业,改变原先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模式,彻底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罗伟雄,2002:7、9)。


在“三农”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农民问题更多地集中于收入问题,而收入问题的解决又被巧妙转化为人口问题。因此,向非农领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用非农收入补贴农业收入不足成为一种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吴敬琏,2002),提高农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被认为是不可行的(樊纲,2004:52~54)。在“去小农化”政策呼吁的同时,资本亦在大举进军农业。2006~2012年,农业领域的商业投资金额超过了38亿美元;许多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军农业,如网易、联想、京东商城等都有各自的农业项目(姚尧,2013)。许多工商资本大量流转土地,投机色彩浓厚,有的甚至因为盲目上马而形成“烂尾工程”,暴露出“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的弊端(乔金亮,2015)。长期以来,中国的传统农业生产领域被认为是缺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领域,因此政府对“资本下乡”多抱持乐观态度,希望借资本的力量引领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加工、育种、机械化应用等领域。然而在现实发展中,一些投机资本成为套取国家惠农资金或流转土地用于非农产业的幌子。部分农民失去土地成为“非农民”,而一些“非农民”依据资本优势掌控土地成为所谓的“新型农民”。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向非农领域,工商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走向农业领域,形成了当前的“农民非农化”背景。


二 研究问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1],《悯农》)这是一首描写农业获得丰收而农民依然穷困饿死的诗,该诗作于唐朝。一千多年过去了,农民的生活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等原因得到莫大改善,然而增产不增收的状况却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善,有一个好的收成并不意味着就能增加收入,过好的生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为什么作为事农者的农民却不能从农业中获得充足的生计保障和应有的尊严?[2]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贫困的成因从大的方面主要有两个解释视角:一是从穷人自身角度进行解释,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懒惰原罪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生存论、经济自由主义的竞争失败论、刘易斯的贫困文化论、德沃金的个人选择论;二是从环境角度进行解释,包括自然环境决定论,如地理环境对体格、健康和精力的影响,对疾病传播的影响,对人口、资源的影响等,以及社会环境决定论,包括国穷民必穷的经济落后论、空想社会主义的私有制根源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剥削论、市场失灵论和政府失灵论(谭诗斌,2012:207~240)。阿马蒂亚·森(2001)用权利方法对贫困与饥荒进行了分析,认为人与粮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利关系,贫困与饥荒源于权利的失败,权利主要取决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的社会特性。那么,权利关系如何取决于其他的社会特性?本书将其概括为“政治过程”,并尝试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对所提问题进行解释。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农业重要到关乎生存,所以才成为争夺和控制的目标,而一旦这种控制以一种程式化的方式进行,处于被控制的一方必然随时面临生存的压迫和尊严的丧失。


农业本是人与自然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表现,为了生存,人通过驯化动物、培植作物,为自身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供给。随着这项活动越来越常规化,分工也逐渐确定下来,社会慢慢成形。当这项活动越来越被熟练掌握,它所能提供的剩余越来越多时,一部分人便可以从中抽身而出从事其他的活动,例如调解群体矛盾、组织群体活动等。当社会更显成熟、社会事务日益繁杂时,这部分人便首先被社会事务所异化,他们也许整天忙于处理事务,而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其生存所仰赖的活动不再与自然有关,他们的食物或者来源于家庭其他人的劳作,或者来源于所在群体其他人的剩余转移。当这部分人完全从农业脱身后,他们的生存亦面临一个保障的问题。农业生产必然会遭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因此群体内部的食物自愿转移也会有挫折。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农业生产者自己都面临食不果腹的危险,而那些从农业中脱离出去的人更是面临生存危机。此时,多数农业生产者与少数非农事务者的矛盾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呈现。为保障自身的生存,非农事务者必然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保证自身拥有稳定的食物供给。无论生产者收成几何,都不会影响到非农事务者的食物供给,“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权力便从此产生。无论非农事务者为其他人做了什么、做了多少,是否是其他人所赋予他们的,也无论这种服务与他们所接受的食物供给是否等值,这种食物供给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持续进行,权力便开始展现它悲剧性的一面。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收制度便是政治权力在农业领域的突出表现之一,封建时代苛刻的税赋正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重要原因。


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并不代表权力失去了它在农业领域的表现空间;在新的发展时代,通过经济刺激实现农业商品化,经济开始成为农业政策过程中一种新的动员、组织和控制方式。权力作用于农业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直接的命令”被“积极的引导”所取代,对农业的组织和引导越来越表现为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农业商品化的目的。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启示我们,经济是嵌入社会之中的,社会最主要的表现便是政治。农业商品化的实现是通过政治手段推进的,实现农业商品化是为了参与国际权力角逐。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方式透过政治以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在国际舞台上的强势形象影响着非西方国家,因此非西方国家农业的政治过程多少会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本书试图在一个村庄的层面详尽挖掘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具体包括国际竞争及国家发展背景、农业相关资源的组织和分配过程、相关政策对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的影响,以及农业生产和组织方式变迁对村庄利益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进而对农民生计和农村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此探讨农业变迁的政治过程。


三 研究综述


(一)“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自从被提出以来,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部门,都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甚至是重中之重。“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3],为什么“三农”问题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不同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探讨。翟光红(2005)、吴敬琏(2002)、温铁军(2002)、陈锡文(2001)从剩余人口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太多,而农村资源匮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村就业不充分,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抓住“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这一主线,以此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这样才能富裕农民。从这种角度出发,“剩余人口”既成为“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成为劳动力转移和进一步发展城市化的依据。


徐勇(2004)、邓大才(2002)、刘修明(1996)、宫希魁(2002)、李昌平(2002)、李成贵和孙大光(2009)从农民权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农村作为一个地位日渐弱化的区域,主要原因在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使得农业失去了自我发展和积累的能力,将城市化作为提高农民收入的最终出路,这样的观点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即把结果当成了手段。要处理好“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认清农民的弱势地位,重视农民权利。政府应更多承担起保护农民利益的责任,进一步为农民赋权。农民权利是理解农民、农业和农村处境的一个有用视角,但在此视角下却不容易找到具体、可行并且具有政策价值的解决思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权利受损的一个表现,不少学者从这一角度做出解读。


从结构体制的角度,王建(2002)、周批改(2002)、周作翰和张英洪(2004)、陆学艺(2000)、温铁军(2002)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僵化的管理体制限制了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农民失去了获得非农收入的机会,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被限制在农村,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从而使得本就短缺的经济更加短缺。“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民权利被部分剥夺的一种表现,在逐步取消二元体制的过程中,农民权利本该受到更多的关注。然而,从多数的解读中可以发现,“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受到更多的关注。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是打破严苛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第一步,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但却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换言之,自由流动权并不是农民应有权利的全部,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亦不容忽视。农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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