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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2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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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2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8-01

书籍编号:30675101

ISBN:978752016931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1135

版次: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哲学

全书内容: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2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25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8


ISBN 978-7-5201-6931-8


Ⅰ.①马… Ⅱ.①武… ②马… Ⅲ.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文集 Ⅳ.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27094号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20年第1期 总第25期


主  办 /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吕霞云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政法传媒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75 字数:386千字


版  次 / 2020年8月第1版 202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6931-8


定  价 / 9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总第25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委会


集 刊 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主  办: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主  编:汪信砚


MARXIST PHILOSOPHICAL RESEARCH


编辑委员会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秉毅 刘建卓 李志 李佃来 吴昕炜


     汪信砚 周可 赵士发 赵凯荣 盛福刚


主  编 汪信砚


执行编辑 刘秉毅


2020年第1期 总第25期


集刊序列号:PIJ-2019-366


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


集刊投约稿平台:www.iedol.cn

生态文明研究


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环境正义维度[1]


王雨辰[2]


【摘要】伴随着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在生态治理实践中的缺陷而引发的“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成为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人们关注的问题。综合学术界对“环境正义”内涵的探讨,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把“环境正义”归纳为“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承认正义”三个方面的内涵。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全球化发展趋势根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依据“环境正义”的价值原则,在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有机论哲学世界观的基础上,转换以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用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代之,在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民主化的基础上,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把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同实现世界的普遍繁荣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环境正义;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全球化;全球生态治理


“环境正义”问题是针对西方环境思潮在解决生态问题中暴露的缺陷而提出的。西方环境思潮主要包括以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自治主义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环境主义、生态现代化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浅绿”思潮。“深绿”和“浅绿”思潮在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等具体理论观点上虽然存在分歧和争论,但其都是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单纯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在理论上具有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缺陷,在价值立场上,都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要求所有人承担,不仅具有维护资本利益的鲜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还具有违背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有效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由此引发了当代环境正义运动,并使“环境正义”问题成为当代生态文明理论探讨的重要论题。本文力图在探讨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与主题的基础上,阐发环境正义的内涵,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价值。


一 “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与主题


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虽然揭示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生态价值观根源,对于人类反思自己的实践行为具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缺乏制度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视角,看不到资本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体系才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以捍卫人类整体利益为借口,撇开生态危机产生的责任主体,要求所有人无差别地为生态危机负责。而他们所谓的“人类整体利益”本质上是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不但看不到在当前的生态危机中,不同主体之间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存在的矛盾冲突,而且也冲淡了资本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显然有违环境正义的原则,无法正确处理人类实践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环境问题,暴露了其理论过于抽象和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大缺陷。


正是由于“深绿”和“浅绿”思潮无法解决实际中的生态危机,1982年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并迅速向全球传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将有毒工业垃圾全部倾倒和掩埋在该州的瓦伦县,该县主要居住的是非洲裔美国人和低收入的白人。1982年在联合基督教会的支持下,该县民众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而第一次将种族、贫困与环境污染联系起来,由此引发了环境正义运动。1987年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发表了《有毒废弃物与种族》的报告,揭示了长期隐藏于美国社会底层的环境正义问题。该报告指出:美国环保局和地方环保机构指定的有毒废弃物处理点大部分集中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的地区,从而把环境污染与种族偏见有机联系在一起了。1991年在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大会确立了环境正义的17条原则。1994年,美国克林顿总统颁布了“联邦政府针对少数民族与低收入人民的环境正义议题之行动”的行政命令,规定所有联邦政府都应当把维护“环境正义”列为主要任务。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主要关注的是环境污染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关系,环境运动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其标志是1994年印度生态主义者R.古哈发表的《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和荒野保护论:来自第三世界的评论》一文。该文把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军事化。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偏执于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不仅没有把握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实质,而且在处理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拘泥于抽象的人类整体利益,只会更加加剧社会的不公正。他以印度为例指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运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运动这两方面的不同。具体来说: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受环境问题的影响最深,他们面临的是如何谋求生存,而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古哈的上述观点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激烈反应,并逐渐形成了以维护生存为目的的穷人的环保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


如果说,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主题是追求生活质量和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话,环境正义运动的主题则是追求穷人的生存和平等分配生态资源的权利,并第一次把生态问题与种族、平等和权利等问题结合起来,使“环境正义”的内涵与如何实现环境正义成为当代生态文明探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 “环境正义”内涵的理论阐释


“环境正义”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提出的,其目的在于探讨生态资源如何分配,即环境善物或恶物如何分配的原则。对于“环境正义”的内涵主要有三大类型的观点。


第一,以美国伦理学家彼得·S.温茨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的观点为代表,主张环境正义应当处理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态资源的公平分配。在他看来,“环境正义”是关于“在所有那些因与环境相关的政策与行为而被影响者之间,利益与负担是如何分配的。它的首要议题就包括我们社会中的穷人和富人之间进行环境保护的负担分配,同样,也包括在贫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现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人类与非人类物种尤其是濒危物种之间,对自然资源如何配置”。[3]也就是说,在温茨看来,环境正义不仅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利益矛盾,还必须处理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的环境利益。从上述定义出发,他运用“反思平衡”的方法,通过分析财产权理论、人权理论、功利主义、罗尔斯社会正义论和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得失,强调上述理论在处理“环境正义”问题上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了他的多元正义的“同心圆理论”,作为处理环境正义问题的哲学基础。他的“同心圆理论”的核心是把人类与非人类看作一个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共同体,并从人际关系互动的视角,以人际关系的亲密度为标准,规定人们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它涵盖了家人、朋友、同事、全人类、动植物、生态系统等,由此形成人际正义、代际正义、国际正义和种际正义。也就是说,亲密度越高,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多,这就决定了越靠近同心圆里层的他者,我们就越负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温茨认为,他的“同心圆理论”不仅能说明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能很好地说明环境正义问题。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亲密度决定应负的责任和义务,距离较近的人群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主要呈现一种积极人权。可以看出,温茨认为“环境正义”虽然要求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整个生态系统,但并不主张生态共同体中所有存在物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只是认为应当考虑非人类存在物的权利,并根据人际关系的亲密度来处理生态共同体的责任义务关系。


第二,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和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维·佩珀从社会正义的维度强调实现环境正义的重要性。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明确提出要把恢复“生产性正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他批评过去的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看作完成资本主义未完成的分配正义的承诺,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因为社会主义创始人批判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使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必然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从而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正义,将使用价值的生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由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者违背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其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实践依然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分配的增长。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正义”的不同。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所说的“分配正义”主要包括三重含义:其一是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其二是对环境利益和环境危害、风险和环境成本的平等分配;其三是对资本主义积累给特定社区所带来的利益和损害的分配。而资产阶级的分配正义的本质是力求根据市场以及市场对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估价做出罚金和奖励,但在高度社会化的情况下,这些估价都无法得到合理的测定。这就决定了“分配性正义在一个社会化生产已达到高度发展的世界中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4]需要从追求分配正义转换到追求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正义不关注社会关系的变革不同,生产性正义则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其核心追求。生产性正义强调只有变革了不合理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引导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而非消费活动中实现自我。佩珀则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反对西方生态中心论将生态危机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要求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造成了社会不公正和生态危机。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关系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来源,同时也造成了生态掠夺和生态破坏,生态危机的本质是在生态资源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公平造成的人和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危机,只有变革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产目的的正义和生态资源分配的正义,才能在保证每个人都拥有合理的物质富裕生活的底线,并创造多种满足形式的基础上,在改变资本主义条件下把生产的目的归结为资本追求利润,把消费当作人们唯一的满足方式,改变现代社会所谓高生产、高消费的理想生活方式,使人们到创造性的劳动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并提供多种更富吸引力的满足方式,最终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同发展。佩珀把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实现了包括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在内的“一个在艺术上更丰富的社会,其中,人们吃更加多样化和巧妙精致的食物,使用更加艺术化建构的技术,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加多样性的休闲消遣,更多地进行旅游,具有更加现实性的关系等”。[5]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讲的“社会正义”,主要是指所有制正义,由此决定生产正义和环境分配正义。


第三,以美国学者罗伯特·D.布拉德和英国学者戴维·米勒为代表,他们也是从社会正义的视角来理解“环境正义”,但他们所说的“社会正义”具有不同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罗伯特·D.布拉德将环境正义划分为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三种形式。所谓程序正义就是法律、法规公平执行的程度,程序正义本质上是一种分配正义;所谓地理正义是指有色人种和穷人的社区如何选择废弃物品的处置问题的正义,即如何对放弃废弃物的社区展开生态补偿的问题;所谓社会正义则是指种族、民族、阶级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环境决策的问题,其本质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承担环境风险的分配问题。戴维·米勒则是立足于社会正义的宏观视角,结合通过分析作为分配标准的应得、需要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主张把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包括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的分配中,批评西方绿色思潮过于强调个人偏好的浪漫主义做法,认为个人偏好只有成为足够多的人的偏好时,才能对社会正义提出要求。


西方学者对“环境正义”内涵的探讨,对于我们给“环境正义”以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笔者看来,温茨认为环境正义包括人类之间、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观点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环境正义本质上主要是一种分配正义,这就要求了解不同主体之间的需求和偏好,但这对于非人类存在物而言存在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三重困难。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非人类存在物缺乏表达自我意愿的可能,何为非人类存在物的需要和偏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正义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义务关系,只能发生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而非人类存在物不是有自觉意识的主体,无法承担责任和义务。因而结局是只有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的责任和义务,却没有非人类存在物对人类的责任和义务。这种不对等关系决定了要求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承担义务是不可能的。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承担责任义务,本质上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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